據中共中央公布的資料，1957年和1958年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後「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級5人，陳仁炳便是這5人的一個。
陳仁炳生於1909年12月15日，湖北省武昌人，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與民盟盟員共同創辦《展望》雜誌。1949年3月，中共軍隊渡江前夕，陳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會》，嚴厲批評國民黨統治。
中共建政後，陳仁炳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上海市政協副祕書長，民盟中央委員。
1958年中共開展整風運動後，陳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做書面發言。他在發言中說：「作為民主黨派的成員，我以最大的忠誠擁護黨的整風運動。黨這樣地以最大的熱誠和虛心，徵求各方面的批評意見。這樣的嚴格對待自己的精神，是偉大的。」
他還說了一個漢代賈誼在「文景之治」時指出王朝危機的故事，當時賈誼在《陳政事疏》中，列政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陳仁炳說：「我不敢說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
陳仁炳對群眾不敢鳴放的原因作出六點分析：「一怕打擊報復；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為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象是不倒翁，是一塊搬不動的石頭，批評由你批評，而不發生糾正錯誤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拿『兩點論』來加以駁斥；五既然提的是缺點，怕被領導上認為就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批評你是在算舊帳。」
陳仁炳發言最關鍵一點，就是他提出可以「算舊帳」：「只要我們的動機正確，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而不是為了算帳而算帳，不算是一種『算帳主義』，那為什麼不好算呢？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譬如說，算一算浪費和走彎路的帳（如果有這樣的帳的話），我認為沒有壞處，只有好處。」
陳仁炳的這個發言，被刊登在1958年6月9日的《解放日報》上，編輯部代加的篇名為《陳仁炳對共產黨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
沒想到，這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很快，張春橋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對他提出的「反對鄉原態度，提倡賈誼精神」進行了猛烈抨擊，說他所講的「鄉原」是在攻擊民主人士和黨外積極分子。後來，毛澤東的《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也點了他的名。
隨後，陳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為右派，其中「鄉原」一說，被定性為攻擊民主人士和黨外積極分子。
據陳仁炳的侄子茅青回憶，陳仁炳是當年唯一一位沒有獲得「改正」，仍舊在世的大右派。換句話說，他是眼睜睜看著大批右派獲得「改正」，而自己卻被告知雖然已摘掉右派帽子但對他的右派定性是對的，沒有錯劃。
文革後，在胡耀邦的全力推動下，全國開始了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這些冤假錯案多數是文革時期的產物。針對反右運動期間的右派分子雖然不能全面平反但將予以「改正」。陳仁炳非常興奮，戴在頭上的「摘帽右派」的帽子終於可以真正摘除。儘管右派帽子早在1960年摘掉，但是「摘帽右派」這頂帽子仍舊十分沉重。然而令他沒想到的是，一九八○年五月八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報告經中共中央審批結果，全國中央一級除了五人外，其他所有右派都將獲得「改正」。而這五人仍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這五人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宣布此決定時，其他四人均已去世，只有陳仁炳還活著。
這給晚年的陳仁炳帶來了難以言說的心靈上的打擊。他多次同和他有著世交兼鄰居關係的王元化聊及自己這一難解的痛楚，無法接受後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勸解。「陳仁炳是抑鬱而終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時，兩次強調了「抑鬱」二字。不少熟悉陳仁炳的親朋好友也都這麼認為。
中共為何維持陳仁炳的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呢？
傳記作家葉永烈曾經採訪過陳仁炳，他分析認為，最高層既然不願全面否定反右運動，那就會留一些代表性人物。陳仁炳就是上海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當時被稱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正因為陳仁炳還活著，在這五人當中要留下一名還活著的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根據1981年6月21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如果陳仁炳的問題也解決了，那麼會證明反右運動是根本錯誤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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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