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中國比較文學，不能不提到一個人的名字，她就是7月27日才去世的著名學者樂黛雲先生。
樂黛雲（1931年1月——2024年），苗族人，生於貴州貴陽，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是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1984-1998）、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1990-1997）。可以說，樂黛雲先生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者。
和所有生活在中共國的老一輩學者一樣，樂黛雲在毛時代也曾多次蒙難，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在2015年12月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何處是歸程》一書中，她回憶了這段難忘的人生歲月。
書中說道，1952年樂黛雲畢業留校工作，是當時北大中文系最年輕的助教。作為中共當政後所謂第一代「新型知識分子」，她也以此自豪，決心作出一番事業。
到了1957年，中文系陸續留下的青年教師已近二十名，樂黛雲所在的文學教研室也有整十名。當時人文科學雜誌很少，許多雜誌又只發表學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輕人的文章很少有機會發表。他們幾個人一合計，決定在中文系辦一個中型學術雜誌，專門發表年輕人的文章。他們開了兩次會，商定了兩期刊物準備用的文章，並擬定了文章標題；大家都非常激動，以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後來又在刊物名稱上討論了很久，有的說叫「八仙過海」，取其並無指導思想，只重「各顯其能」之意；有的說叫「當代英雄」，俄國作家萊蒙托夫創造的那個才氣橫溢卻不被社會所賞識的「當代英雄」別卻林在大學年輕人中正是風靡一時。會後，大家分頭向教授們募捐，籌集經費。這時，已是1957年5月。樂黛雲的老師王瑤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善觀形勢的人，他警告他們立即停辦。他們還莫名其妙，以為先生不免小題大做，對共產黨太不信任。結果，在之後的反右運動中，包括樂黛雲在內的參加辦刊物的八個人無一倖免，全部都成了右派。
為何這參加辦刊物的這八個人無一倖免？因為，圖謀辦「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擺脫黨的領導，而想擺脫領導，就是反黨！況且他們設計的刊物選題中還有兩篇大逆不道的東西：一篇是《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再探討》，擬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思想性第一、藝術性第二等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邏輯，這當然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說，標題是《司令員的墮落》，作者是一位十六歲就給一位將軍當勤務員的軍隊來的學生。這位將軍因罪判刑，伺候了將軍半輩子的勤務員，很想寫出這一步步墮落的過程，以資他人借鑑。按反右邏輯，這也是誣衊共產黨，誣衊解放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就這樣，1949年後北大中文系文學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個成了右派。右派者，敵人也，非人也！一句話，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樂黛雲，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竟成了右派頭目，被戴上「極右派」的帽子，開除公職，每月十六元生活費，下鄉勞改。
直到1962年底，樂黛雲才恢復公職，返回北京大學，職務是數據員。為避免再向純潔的學生「放毒」，她被禁止和他們直接接觸。她的任務是為上課的教員預備材料，注釋古詩。這對她來說，倒真是因禍得福。一來可以躲在數據室裡，逃過別人的冷眼；二來必得一字一句，對照各種版本，求得確解，這是硬功夫，大大增強了她的古漢語功底；三來這些極美的詩喚起了她兒時的回憶，給她提供了一個可以任意遨遊的世界。
可惜好景不長。樂黛雲回憶說，「據說經過考驗，我的『毒性』已過，不到一年，又讓我『重返神聖的講台』。分配給我的課程是政治系的『政論文寫作』。如此具有崇高政治性的課程，怎麼讓一個『摘帽右派』去承擔？我真的受到了驚嚇！後來我逐漸懂得了其中奧妙。中文系的人原來就不喜歡教寫作課，因為要花很多時間改作文，自己沒有提高，不能寫書，提升就成了問題。況且『政論文寫作』是新課，誰也不知如何開，加之一碰到政治，大家都心驚膽戰，怕『犯錯誤』，於是這一光榮重擔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樂黛雲果然中了圈套。1964年夏，學生們暑假後從家鄉回來，她給的作文題目是就自己的耳聞目睹發一些議論。大部分文章都是歌功頌德，唯獨班上的共青團書記寫的卻是家鄉大躍進和共產風給老百姓帶來的危害，並從理論上討論了杜絕這種危害的辦法。文章寫得文情並茂，入情入理，而且與樂黛雲在農村的經歷全然相合。她當然給了高分，並讓他在全班朗讀，得到了同學一致好評。
這時，正值全國全面大反右傾翻案風，樂黛雲一下子就被揪了出來，成為煽動學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頭號「典型」，說明右派人還在，心不死，隨時準備「翻天」！樂黛雲從此再度被逐出講台，並被監督起來。最使她難過的是那位團支部書記本來可以飛黃騰達的，卻被開除了團籍，畢業分配大受影響，分到了一個窮山惡水的異鄉。更遺憾的是他班上的一位同學拿了這篇文章到其他系的同學中去宣讀，於是有了「聚眾煽動」的嫌疑，又聽說他還有什麼別的「背景」，不久就被抓進監牢。
文革開始後，樂黛雲自然難逃外運。她是「翻天右派」，丈夫是「走資派黑幫」，轉瞬之間夫妻倆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不但家被查抄，每天還要在烈日之下「勞改」挨鬥。
「但是我們真的從心裡為這次『革命』歡欣鼓舞。尤其是得知這次大革命的偉大統帥下令從上到下撤銷各級黨組織，並且說，你們壓了老百姓那麼多年，老百姓起來放把火，燒你們一下，有何不可？這真是大快人心，我似乎預見到中國即將有天翻地覆的大變化了。當時還廣泛宣傳巴黎公社原則，這就意味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的最高工資，意味著全民選舉、人民平等。我們都想，如果國家真能這樣，在這新生命出現的陣痛中，個人受點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後來才明白，這些都不過是一種幌子，和以往一樣，我們又受騙了。我們付出了極高代價，但是，一無所獲，倒是國家大大傷了元氣！」 樂黛雲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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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