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4年07月27日訊】中共近年以維護黨魁習近平的權威及「集中統一領導」為由,在體制內外推行學「習思想」運動。不過,伴隨而來的是官場進入軟抵抗、躺平狀態。兩位剛出國的前中共官員對大紀元表示,體制內許多人對政治學習感到厭煩,加上內卷嚴重,明白人都想出國。
思想管控日益嚴重 學「習思想」惹人煩
常女士是中央直屬單位的公務員,科級幹部,一年前從中國來到歐洲某國。
她近日對大紀元表示,像她這樣的公務員,一般是正常工作到退休,單位應該說是本市最好的單位,工資也沒受疫情影響。但是單位系統內近兩年還是有多位同事離職,她自己則在去年離職並出國。
常女士說,其實在職公務員大家都很煩的一樣東西,就是學習所謂的「習近平思想」。
「思想監控加強,疫情的三年來尤其嚴重,上班各種會議都學習近平的思想,下班後加班做本職工作,大家怨聲載道。」
常女士不是黨員,但也被強迫去寫各種思想匯報。
「那些黨員更累,經常開會,寫學習心得,黨組織還要求手寫匯報,(黨務)工作量大到甚至安排專人做黨務工作,經常加班。(管黨務的)累得才三十多歲就背上24小時心臟監控儀。感覺風氣回到文革時代,思想受到鉗制。」
內卷嚴重 人際關係緊張壓抑
常女士並不想再升官,工作十多年了,只想要開心工作,但這也很難實現。
對中共最高層的左轉路線,大家都有切身體會,除了思想學習被加強,連過洋節現在都不允許了。那些黨務工作者,日常就成為黨埋伏在人們身邊的釘子、眼線。
「有一年平安夜,為了融洽,我說一會午休給大家買蘋果,馬上管黨務的同事就說,不讓過洋節,明文發出的。一點同事間的溫情都被扼殺,同事間都會監督,人人自我審查。」她說。
中共二十大後,各種打著國家安全名義的法律和規定出台,製造了寒蟬效應。
常女士說,「平時出差時的工作環境照片,現在不敢往朋友圈發,經常開會被提醒,不讓發照片;學習《保密法》《國家安全法》《反間諜法》經常檢查,其實都是在造假,根本沒(那麼嚴重)問題,製造緊張氛圍,讓辦公樓裡人人自危,不敢拍照,不敢亂說話,連辦公室的照片都不敢拍。」
常女士說,被眾人羨慕的公務員都只能停留在安全需求的層面,只能大致確保生活穩定,想要再往上獲得社交、互相關愛的需求、尊嚴需求,甚至達到自我實現、自我超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幾乎所有人,包括領導,身心都在持續內耗,多數人都活得很疲憊。
基層沒意義的工作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今年初發布的《經濟的另一面的草根調查》,提到基層存在撂挑子,多數鄉鎮政府勉強保持運轉,有些村莊發不出薪水給村幹部,很多村幹部鬧辭職。基層政府為了應付上級不得不在多方面造假。這篇文章後來被刪除。
常女士說,中國下邊許多基層公務員工資在減少,有的減了百分之六十,同時他們現在幹的都是沒有意義的事,特別是前幾年的疫情管控。
「基層公務員被攤派任務打疫苗,我們單位沒有,但我知道北方城市,如黑龍江十年流失人口二十萬,戶口上的人其實都去外地打工了,找不到人打疫苗,為完成任務就自掏腰包僱人打疫苗。我們單位是有結對的扶貧單位,要買那裡的土特產,非常貴的茶葉,臘肉,香腸等,不但個人買,單位也要買。」
她說,三年疫情期間,省委組織部動員所有封控在家的公務員去做大白(防疫工作人員),說是省委書記說如果不去要秋後算帳,「我被迫去當大白,最後給發個證書,有的人感染變成白肺,現在身體也不好,這是給多少錢不能彌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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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來到歐洲某國的李女士,原來是基層政府的科長,年近五十歲,工作快三十年了。
李女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她剛提職科長就趕上疫情。
「我們被緊急召回,要求帶著行李住到單位,每天做大白,去檢查核酸,從民間招募的志願者和護士等每天最少二百元,而我們除了不去捅嗓子(採樣),工作量和他們差不多,一分錢沒有不說,2020—2021年沒有績效獎金。」
李女士披露,當是為了完成打疫苗任務,就要造假,每個人必須拿到3個七十歲以上老人的身分證號,其本人可以不去打針,然後就在系統裡登記已打疫苗了。她拿了死去的朋友的身分證充數,就這樣還沒有完成任務。
「解封後上面政策讓保經濟,我們又挨個去商家動員,讓他們去在我們這裡註冊,完成招商引資任務,過幾天又創建文明城市,又去大街撿菸頭,總之,那三年做的全是為迎合上級一陣風的形式任務,就是沒有為百姓服務的事。越做心裡越涼,連父親身體出現異樣也沒及時察覺,短短一月,父親去世。」
有人擠進有人逃離 最渴望的是「潤」
近年青年失業率高漲,公務員考試大熱,不過常女士說,外邊的人想進來,但實際上體制內有條件的人都想辦法逃離。
「我們處就有兩個離職,加上我有三個了,機關黨委。另外部門離職、辭職更多,具體數字因為不常見面,了解有限,聽說有考博士去就學了。我們單位是我所在城市最好的,隱形福利、退休待遇很好,但還有很多人離職,甚至不惜違約。」
常女士的同事小張,剛剛考上公務員,按照《公務員法》入職公務員未滿五年不可以離職,但小張不惜交了違約金也要離職。
她認為這是當局三年動態清零政策的後效應,大家都怕了。
「我感覺就是因為疫情時期給管控的,(他)剛出校門離開家在異地就業,第一年封控在外地不能回家過年,去看了一下女朋友,因為疫情封控政策自我隔離在家,被當作頭等大錯,處長叫到辦公室一頓痛罵,甚至都要被罵哭了,一個年輕小孩……精神的壓力把人的親情都變得冷冰冰的,可能不惜違約也要離職。
「至於更多的人可能是對收入不滿意,對工作環境的失望吧,原因挺多。至於我,是沒有自由,所謂的那些待遇,隱形福利對我都不起作用了,領導對我的壓軋讓我嚮往自由,於是去年我就來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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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女士說,其實已清楚體制黑幕的人,大家心底裡渴求的還是「潤」:「從我出國後,很多同事都問我怎麼出國,甚至前幾天還有人讓我幫他聯繫出來。言談中他們都很羨慕我,但是人人互相防範,在微信上也不敢說得太直白,但我知道他們也是有這種心思的。」
早就有人說中共的體制就是一台絞肉機,一些年輕人抱著滿腔熱血進去,想要施展報負,但這台機器在意的只有執政權力的存續,不會真心為老百姓做事。久而久之,就連人性中的良善都慢慢喪失了。
本身是基層科長的李女士對此深有體會,所以也選擇了離開中國。
直接導致李女士離開的原因是在體制內的工作看不到意義,李女士說,「不是為居民服務,到處造假,沒有說知己話的同事朋友,生死關頭就是棄卒,百姓生活很苦,商鋪倒閉,處處蕭條的景象讓人失望……」
再有就是因為單位領導一直要她上交護照,科長以上都要統一管理,再不走就晚了。
「把父親安葬後,我下決心要走了,就沒有後顧之憂。」她說。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周歸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