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兩會鬧劇又一次落幕了。較之以往，一個明顯的感覺是，無論是與會的高官表現，還是中共媒體的宣傳，都旨在突出「領航掌舵」的中共黨魁，弱化其他常委們的地位，而除習外的六常委也非常自覺地保持低調，在吹捧黨魁之際，處於「無我」狀態。
據官媒報導，除了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稱過去一年取得的成績，歸於習的「領航掌舵」，歸於「習思想的指引」外，中共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中央紀委書記李希也都在發言或分組討論時，將各項工作成績、成績的取得，歸功於習的「領航掌舵」，歸功於「習思想的指引」。不僅如此，這幾個常委也都再次提到效忠時的標配「兩個確立」「兩個維護」等。
至於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雖在今年公開報導中無「領航掌舵」之語，但前兩年其早已說出此話。而今年他依然吹捧有方，稱「『兩個確立』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應對一切不確定性的最大確定性」。
中共常委們的言外之意，就是沒有習的領航掌舵，沒有習思想的指引，他們是會出問題的，是不會取得成績的。換言之，如今糟糕的各種局面，也同樣只能歸因於習的領導。誰又能說六常委沒有甩鍋的心思呢？
此外，李強對於取消總理記者會、國務院被弱化，也是欣然接受。常委們發言也是處處圍繞習核心。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六常委對習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俯首帖耳呢？有人會說李強、蔡奇、丁薛祥、李希是習一手提拔上來的；王是三朝元老，於習「有恩」，他還與趙留任涉習與其他派系的交易，二人皆屬於見風使舵之輩。不過，習讓這些浸染在官場多年，也對外部世界有所了解的高官對自己保持一定的忠誠，僅僅是提拔和交易是不夠的。
通常來說，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保持忠誠，無外乎主要是感佩其品行、有利益驅動、心懷恐懼。就習與六常委的關係看，應以後兩者為主。
蘇聯作家丘耶夫在其著作《同莫洛托夫的一百四十次談話》中，描述了蘇聯高官莫洛托夫與斯大林間的很多故事，包括斯大林的權術。斯大林控制蘇聯政府高官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是是實行官職等級名錄制度。二是紅包制度。三是依靠克格勃監控高官。
據說斯大林的小圈子主要是政治局的五六個人，此外還有一個蘇聯從中央到地方的高官名錄，這些名錄上官員分為三等，都可以享受國家提供的一切免費的福利：免費的別墅、免費的醫療、免費的專車等等。用莫洛托夫的話講「一切國家都包了」。
不僅如此，斯大林每月還直接給高官們提供資金獎勵，即所謂的「紅包制度」，大約是工資的1—2倍。
在施以利益上的好處外，斯大林還通過祕密警察克格勃監視所有高官，獲取他們的把柄，也讓他們心生恐懼，不敢違抗和背叛斯大林。
歷史總是相似的。習上台後雖然高調反腐，但外界觀察卻是其以反腐的名義拿下不少其它派系高官，為自己掌權掃除障礙，而對於那些忠誠於自己的腐敗高官，習則視而不見。去年被習提拔的眾多火箭軍高級將領、國防部長、外長被拿下的真正原因，主要在於「不忠誠」。
因為擔心高官們不忠誠，習除了通過國安監控在任卸任高官外，還通過安排安插專職祕書、專職司機、專職廚師、專職護理等，監視監控其他高級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把「祕書幫」變成習派的眼線或臥底。曾有消息說，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祕書告密，告他有反心或裡通外國。
可以說，六常委至少表面上對習俯首帖耳的原因同樣也是利益驅動、心懷恐懼。他們吹捧阿諛包裹下的忠誠，只能是利益交換下的忠誠，只能是對權力恐懼下的忠誠。一方面，他們與習屬於「命運共同體」，雖然他們內心未必認同習的「左轉」，但一旦習出事，他們的命運也可能發生逆轉；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與習唱反調，下場可能與胡錦濤、李克強等人相同，而且誰又能說得清他們身邊的祕書、警衛等有沒有在監視他們呢？
也基於此，六常委們選擇了習所喜好的表忠心方式。但是他們真的忠誠嗎？蘇聯曾有這樣一個笑話：上帝賜給人三種品質：忠誠、聰明、黨性，但是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三者兼有。因為人如果是聰明和忠誠的，他就沒有黨性；如果他是忠誠和有黨性的，他就不是聰明的；如果一個人聰明和有黨性的，那他就不是忠誠的。六常委認為自己擁有哪兩種品質呢？
事實上，蘇東和那些極權專制國家早已提供了結論，那就是最高統治者與官員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政治忠誠，有的只是利益的交換和權力的爭鬥，真正的忠誠和權力、利益是無關的。比如斯大林中風後，他的幾個所謂的忠誠下屬竟然故意拖延救治時間，等著其咽氣。如果類似的情況在北京發生，貌似忠心耿耿的六常委們會如何選擇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