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中國人權律師團成立十周年之際，為了紀念中國人權律師飽經風霜的這十年，該律師協作平台發起徵稿，收到海內外人士的一系列投稿。新唐人得到授權，將陸續刊登此系列文章，以饗讀者。）
（接上文）
第三章 理想國在召喚
經過一些律師朋友的幫助以及我平時閱讀思考的積累，結合在校時老師的指導，我認識到自己所應確定的社會角色，堅定了我持有的理想和信念，認識到自己想要追求的就是人做為主體存在的尊嚴、政治的昌明、法治的狀態以及人權的保障等。我應該為此而付出畢生努力，去追求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在這一過程中，我身邊的人權律師們參與公民社會運動的勇氣給我無限的鼓舞和力量。
一、走出「自我審查」和恐懼的牢籠
由於長期生活在獨裁、專制體制之下，長時間被灌輸「愛黨愛國」和「聽話」的思維，以及千萬不能離經叛道、千萬不能質疑或者挑戰黨和政府的權威的訓示；由於經常被長者、長官提醒、警告和威脅：不要這樣、不要那樣等等。因此，我從小就形成了「自我審查」的思維，時常審閱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所寫的文章，會不會招致官方的不滿、惱怒、甚至是迫害。總是謹小慎微地做事、戰戰兢兢地做人。2015年發生的幾件事，進一步地打碎了我身上的枷鎖、思想的禁錮，學會勇敢地去面對黑暗的東西和邪惡的力量，勇敢地去踐行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追求我認為是美好的東西。
2015年1月14日，王全平狀告廣東省司法廳的案件在廣州市中級法院開庭，我應邀前去圍觀、聲援。我知道邀請我去圍觀的目的肯定有圍觀、聲援王全平的意思，甚至有給司法廳施加壓力的意思，讓官方知道王全平狀告司法廳是有很多人關注的。我接到邀請電話後，二話不說馬上答應了。因為我心裡想，就算我們私底下有對王全平律師聲援的意思，但這並不違背道義和法律；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講，如果法官和司法廳官員能從圍觀事件中感覺到有社會力量在關注、在監督這個案件，以使他們認真對待權力、公正司法，那就更加符合我們的行為目的了。更何況我是大學法律系專門講授《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老師，眼前就有一個狀告司法廳的案件可供觀摩，理論聯繫實際，為什麼不去旁聽呢？！
那天早上，剛好北京律師陳建剛回到廣州增城岳父家探親，他也要一起去旁聽，於是我就順道過去接他，跟他一起去廣州中院。葛永喜律師在廣州中院附近預先幫我找好停車場，所以我們一開車到市中心，就能很順利地把車停好，馬不停蹄地去廣州中院旁聽。葛永喜律師把我們帶到廣州中院大門口，他說最近廣州市司法局對他盯得很緊，昨晚還給他打電話警告他不可以去旁聽、更不能代理，為了避免招致更大的迫害，他就不去法庭旁聽了，但他會一直在外面等我們。
其實，律師狀告司法廳、公民狀告政府，只不過是普通的行政訴訟案件，我無法理解官方為什麼要如此防範和控制公民旁聽。是不是擔心旁聽的人了解情況後，出去到處亂說，中傷政府形象？但中國不是有句古話說：「身正不怕影子歪」嗎？官方如果能夠做到依法行政，幹嘛害怕別人到處亂說呢？而且官方不是掌控了所有的宣傳機構和資源嗎？難道還怕說不過普普通通的公民嗎？關鍵是做賊心虛。
我沒有像其他律師一樣出示律師證、走律師通道進入法院。我出示的是身分證、走普通公民通道，進入了法院。剛進去的時候一切都很正常，但當我來到王全平律師開庭的那個樓層時，氣氛就有點異樣了：突然發現樓道裡竟然還站著四五個穿著警服的人，手持證件識別器、警棍等，分別站在法庭門口兩側。過道本來就不是很寬，他們這麼一站，幾乎擋住了整個過道。我被這樣的場景震懾住了，對於是否要繼續進去旁聽猶豫了一下，腳步慢了下來，前後左右張望了一下。正在我猶豫的時候，剛好對面樓道過來一個人，我覺得眼熟，應該是在網上見過的北京律師藺其磊，於是就跟他打了招呼。他並不認識我，但既然我能把他的名字講出來，而且還自我介紹我是玉品健律師，他就很熱情地跟我握手，簡單地在樓道上寒喧幾句，然後就問開庭沒有？為什麼還不進去旁聽？我說我剛剛來到，還未能進去，法庭大門已經關上了，估計已經開庭了。於是我們就來到法庭門口，跟幾個法警說我們要進去旁聽。幾個法警說：裡面已經開庭了，而且已經坐滿了，不能進去了。我說：我剛剛從下面大廳上來，大廳屏幕顯示還有好多個旁聽席的。法警說：旁聽的有很多是未經大廳登記的律師，他們憑律師證、走律師通道進來，然後就過來旁聽了，所以他們並沒有被統計進旁聽人數裡。我對法警的話表示懷疑，擔心他是不是在騙我。於是我堅持說：我是大學老師，是專門教《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的，我聽說有這麼個告司法廳的行政訴訟案件要開庭，所以想進去看看，學習學習。沒位置坐不要緊，我站著也行。法警不知道是因為聽說我是大學老師而對我放鬆了警惕，還是拗不過我，就叫我拿出身分證刷了一次，就輕輕地把門推開，讓我進去。我進去之後一看，法庭裡果然已經開庭，果然已經坐得滿滿當當的，過道上也已經站了好幾個人。但後來藺律師跟我說，這些所謂的「旁聽人員」大多數都是法院或者司法廳提前安排進來「占坑」的人，營造一種旁聽席已經坐滿的假象，目的就是不想讓我們進去旁聽、聲援王全平律師。後面我所耳聞的敏感案件的旁聽情況大體如此——法律所規定的「公開審理」變成了內部公開——能參加旁聽的必須是政治過硬、立場堅定、聽黨的話不添亂、官方信得過的人。
庭審很快就結束了，前後似乎不到半個小時。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了較量：一是王全平律師聘請的一個公民代理人是否具備出庭資格；二是本次開庭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最終的結果當然是王全平聘請的公民代理人不具有出庭資格，具體理由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反正當時王律師聘請的公民代理人被請出了法庭。同樣的，本次開庭並不符合法律規定，依法應當再次組織大家來開庭。事後葛永喜律師向我解釋說：本次開庭是原告狀告被告的一審開庭，儘管受理該案的是廣州中級法院，但傳票上傳喚原告到庭的理由仍然應當是「開庭」而不是「庭詢」（送達王全平律師的傳票寫的是「庭詢」）。「庭詢」是二審法院傳喚當事人到庭詢問有關案情的程序，不是正式的開庭程序，一審必須是「開庭」，不能僅僅是「庭詢」。第一回合算下來，原被告打個平手。但做為公民一方，我們覺得我們贏了，因為我們成功地阻擊了官方一次違法開庭的行為。民告官的意義，並不只是在於考慮社會資源和成本，以及投入和產生的效率，而是在於膽敢向官方說「不」的象徵意義。
開完庭之後，我們來到廣州中院大門，葛永喜律師果然還在對面等著我們。他說我們先到附近的酒店等一下，等會有一個北京來的大律師要請大家吃飯。
我們一行大概有十幾二十個人，來到了附近的酒店不久，來自北京的周世鋒律師帶著他的助理李姝雲就來了。周世鋒律師號稱律師界的「及時雨」——誰有困難、誰向他求助，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會提供必要的幫助。此前我對他了解不多，「709」之後，關於他的事蹟我才慢慢地了解一些。其中有一個劉四新博士，他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畢業，夫妻倆到北京聯合大學工作，因故與北京聯合大學師範學院黨委書記有隙，劉博士忍無可忍狠狠地揍了黨委書記一輪而被判刑4年6個月，出來後被周世鋒律師聘請為行政助理。這一次聚餐之後，我們中的好幾個人都被抓了。
不得不承認，當局在解決問題的時候總是顯得無能為力、久拖不決，但在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方面，卻來得非常迅速。我剛剛旁聽完庭審，剛剛跟朋友們一起吃完中午飯，然後開車到清遠英德縣，準備看望一個受傷住院的當事人，沒想到，我剛剛停好車，便接到原來的律師事務所的電話，內勤人員說：剛剛接到廣東司法廳的電話，說你今天上午去旁聽了一個廣東律師狀告司法廳的案件，廣東司法廳警告你：要想在廣東律師界立足就要遠離那幫人，不要跟他們混在一起。我懶得跟內勤人員說那麼多，反正她只是負責傳話，我就糊亂地答應她：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便掛掉了電話。
參加旁聽、聲援王律師的案件，讓我找到更多的敢於與公權抗爭的人，認識到原來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樣的想法，我們不畏懼強權，我們敢於走出來，我們一起向公權說「不」；同時也強化了我的勇氣，讓我不再那麼害怕公權、不再那麼對公權卑躬屈膝。與全國各地的律師、公民一起聚餐，讓我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透過他們的言談，我了解了他們以前的抗爭經歷和他們所在地方的抗爭活動，知道了自己與他們之間的差距，找到了自己努力奮鬥的方向。
二、黑龍江「慶安案」中的人權律師們給我勇氣和力量
另一起震撼我心靈、讓我認識到人權律師另一方面的價值、並從中倍受啟發的案件是「慶安火車站槍擊事件」。
2015年5月2日，資深訪民徐純合攜帶老母親及其3個孩子想要乘坐火車從慶安到金州。因為徐純合有過上訪記錄，被當地公安列為重點防控人員。因此，在火車站時檢票員根據警方部署就想把他攔住，不給他出慶安。徐純合在維權過程中，長期積累了與公安鬥爭的經驗，他也許經常通過輕微的肢體衝突來與公安進行交涉。在遇到火車站檢票人員無理攔截時，他條件反射地阻攔入站檢票通道，以此要挾火車站工作人員要首先解決他的入站乘車問題，再解決後面乘客的問題。他的這一訴求本來無可厚非，奈何檢票人員和警察已經串通好了，只要遇到徐純合就要把他攔下來，人家就是故意找茬、故意激怒他，讓他做出稍微出格的事，然後制裁他。徐純合果然上當，堵住檢票通道，進而跟車站工作人員發生衝突，影響了公共秩序，鐵路警察馬上介入，徐純合又跟鐵路警察發生衝突，最後被鐵路警察開槍打死。徐純合是訪民，屬於「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的代表，人命關天，又由於他曾有上訪經歷，他的死引發無數同樣在受苦受難的人的共鳴，引起無數長期被打壓的媒體人的同情，引發無數平常喜歡仗義執言、見義勇為、不畏強權的人權律師的憤慨，他們紛紛質疑案件是否因違法截訪而殺人？眾人之怒，火借風勢、風借火勢，瞬間形成燎原之勢、燃遍整個大江南北。官方礙於其官僚體制，在發達的自媒體面前反應很慢，當各方案情闡釋、各種傳聞已經在網上發酵並鋪天蓋地擴散了好幾天之後，官方版本的案情都未能面世。在洶湧的民意浪潮中，警方草菅人命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為眾矢之的。在這樣的官民博弈中，警方明顯處於劣勢——這也是後來公民社會、民間社會被警方圍剿和報復的原因。
輿論發展得如此之快、影響如此之廣、針對性如此之強，對官方警方的攻擊如此之烈，是公民社會運動以來較少看見的，民眾憤怒的烈火瞬間燃遍全國。網絡輿論占上風的觀點都是認為鐵路警察濫權殺人，大家都在聲討官方和警方。在眾多憤怒的網友面前，官方和警方的聲音完全被淹沒掉，他們一時沒有了還手之力。因此，可以這麼說：如果放開言論，官方和警方在人民輿論面前，真的是不堪一擊。
徐純合事件之所以能夠成為全國、甚至是全球的熱門事件，一方面是官方和警方素來為非作歹太多，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沒有人同情他們、沒有人願意為他們說話、沒有人願意相信他們，他們就是人們心目中的惡人、壞人、奸人，黑暗和邪惡的代表；另一方面，在本次事件發酵過程中，公民社會、民間社會各方力量紛紛響應，形成聯動，大江南北、呼應雲集。助推本次浪潮翻滾的力量主要來自訪民、人權律師、維權人士、自媒體人和獨立記者等等。
在官方與民間社會博弈過程中，慶安官方通過副縣長董國生毫無懸念地認定徐純合系「暴力襲警」，警察李樂斌開槍屬於正當執法行為。此論調當然引起網民極大的不滿，民間社會馬上展開了非常精準而且有力的反擊。有網友馬上扒出董國生的履歷，發現他戶籍年齡造假、文憑造假，並且利用職務便利讓其妻子長期「吃空餉」等問題，網友們調查的手段和過程不詳，但結果似乎都是真的，因為事後當地紀委很快介入調查而且對董國生做出停職處理。網友如此精準有力的反擊令我非常驚訝，什麼時候民間的力量變得如此強大了？這讓我異常興奮，如果能保住這樣的勢頭下去，憲法所規定的社會力量監督就能不負眾望，貪官污吏和腐敗分子何愁不滅？
在這場博弈中，中央電視台也參與進來，發布了一段經過剪輯過的視頻，指控徐純合襲警。但網友指責央視對平民有偏見、儘量將有利於官方的畫面展現出來。維權人士吳淦（網名「超級低俗屠夫」）懸賞10萬元徵集網友拍攝的現場視頻，但好像並未能徵集到，不過後來鐵路警方發布出來的部分視頻顯示：（1）整個事件的起因，應當歸責於官方違法截訪；（2）徐純合有擾亂公共秩序的行為，有暴力抗法的行為，但罪不致死；（3）民警開槍擊斃徐純合與警察所面臨的危險不相當；（4）開槍前沒有鳴槍示警，使用武器程序不合法。
從事件發生時起，維權律師們就前赴後繼地前往慶安進行支援、提供法律幫助。附近的律師謝燕益、游飛翥、馬衛等第一時間趕過去與警方交涉，替家屬與官方談判，要求公布原始監控視頻並要求會見因到慶安縣聲援而被拘留的其他訪民和維權人士，但遭到官方的拒絕。數天後，又有消息傳出，幾位先到的律師已經被警方以「尋釁滋事」之名拘留了。這激起了律師界之眾怒，各地律師紛紛表示要到慶安進行聲援、要求釋放被關押的律師。在這樣的聲浪之中，傳來官方威脅話語：來一個抓一個。廣州有律師約我一起去聲援，我本來也是滿腔熱血，但由於我次日在學校裡還有課，無法脫身前往，不然我當時也會去的。後來，葛永喜律師去了，他真的被拘留了五天。據說後來還是廣州市司法局的領導賴文前去接他回來的。
慶安事件讓我看到公民的力量、民間社會的力量，讓我看到了改變官方獨裁專政的希望，感覺到這個社會、這個時代還有一定的力量與專政政府抗衡，我們的社會還是有進步的希望的。我們生在這個社會裡、活地這個時代中，應當積極投身到抗擊獨裁、實現自由民主的歷史浪潮中。
三、我們與正義為伍，所以敢於當庭怒斥！
2015年5月中旬的時候，我接到朋友的電話，說葛文秀律師因去年代理孫德勝一案時、為了抗議廣州天河區法院違法而拒絕參加庭前會議，因此將要被廣州市律師協會處罰，葛律師申請了聽證，邀請我過去旁聽、聲援。葛文秀律師一直是我敬重的大哥，為人正直、爽快，不畏強權，無論是在法庭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中，對於不依法辦案的人員他都敢於橫眉怒懟。這次旁聽，我有幸目睹他在聽證會上厲聲訓斥那些只管向律師收費，而不能出面捍衛律師權益的律協領導們。
我提前來到律師協會樓上會議室，那天的聽證會官方顯然是做了充分準備的，不但有指示牌，還擺好了聽證席和旁聽席，還提供了茶水供與會者使用。就這一點來講，律師協會在葛文秀律師的聽證會上還是想給來參與聽證活動的人留下一些好印象的，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是有點顧及面子的。我剛坐下不久，便陸續走進十來個公民模樣的人。他們來到旁聽席就坐後，便同時從身上拿出印有「工維義工」字樣的文化T恤穿在身上，會場氣氛陡然燃了起來。這是他們做為「新公民」特別製作的T恤，穿上這樣的T恤以示他們與普通公民更具有反抗意識、覺醒意識和團隊意識，以及當家作主人的意識。就這一點來講，我對他們的敬意油然而生，他們至少比我更有勇氣，敢於公開表達自己的抗爭意志。
不一會，葛永喜律師自己一個人走進聽證會場，看到我之後，便走過來跟我打了聲招呼。然後坐回代理人席，拿出手機跟葛文秀律師通了電話，確認他所在位置並催他趕緊過來。葛文秀律師和另一個代理人來到之後，發現聽證席上多了一張「監事」席，他經過與葛永喜商量之後，對此提出反對意見，認為在聽證程序中，不應該有「監事」這一主體的存在，有三名聽證人員以及對面的記錄員就可以了，設一個「監事」席在斜角處於法無據。經過他們的據理力爭，律師協會最後不得不撤掉「監事」席，然後聽證會正式進行。我對他們這種臨場發揮、隨機應變、據理力爭的能力由衷地佩服。
整個聽證會，實際上就是「兩葛」對律協聽證人員的「批鬥會」，聽證人員根本就沒有對他們倆的發言進行反駁，只是低頭傾聽，偶爾抬頭看看他們倆個的陳述。葛文秀律師說：（1）我們是用實際行動來抵製法院的違法行為，並不是違反律師行業規範的行為。法院無故不准辯護人攜帶自己的筆記本電腦進入法庭，這是違法的，我們不能配合法院實施違法行為，所以才沒有參加庭前會議。律師協會應該先搞清楚到底是誰在違法，是誰才應該被譴責。（2）庭前會議只是正式的法庭審理的準備程序，並不是正式的法庭審理，在正式的法庭審理中，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尚且可以放棄訴訟權利，更何況在準備程序中呢。況且，我們拒絕出席庭前會議並不是沒有理由，是因為法庭違法了，我們才以拒絕出庭來進行抗議。（3）律協的處罰沒有訴因。作為律協，完全喪失獨立和公正的立場，不但不能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反而淪為法院的幫凶。明明是法院的行為是違法的，哪裡有規定律師不能帶個人筆記本電腦進入法庭？律協非但不能站出來對此違法行為進行譴責，反而轉過身來處罰勇於抵制違法行為的律師，簡直是顛倒了黑白。而且律協在沒有當事人投訴的情況下，竟然主動地拿自己的熱臉去貼法院的屁股，讓人噁心之極。並表示一定要維權到底。
葛文秀律師的發言聲音洪量、鏗鏘有力、邏輯嚴謹、表達清晰、主題突出，字字句句都像釘子一般入木三分，氣場十分強大，真是非同凡響。跟葛永喜律師開庭一樣——氣勢磅礴！他們倆庭審活動的表現對我的內心具有極大的震撼，讓我在整個旁聽過程中學到不少東西，對我在以後的庭審活動的表現有著重大的影響。
聽了「兩葛」在聽證會上的發言，我對於他們的辯才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有膽識、有英勇無畏的精神、有強大的法律思維、有十足的氣場，樣樣都值得我學習。下來之後，我匆匆跟葛文秀合影拍了一張照片，因為下午還有課要上，我就趕緊回學校去了，中午未能跟各路英雄痛飲言歡，很是遺憾。沒想到這次之後，有好幾個公民因709事件而被捕入獄。
四、為了維權，律師們敢於靜坐於法院門前
當慶安案餘熱未散時，又發生了維權律師聚集在江西高級法院門口靜坐要求閱卷的事件。
事情其實並不複雜，據介紹，2000年5月23日晚，江西樂平中店村有一對男女約會，第二天被發現雙雙遇害，當地人把該案稱為「5.24」案。案件發生兩年後，方春平、程髮根、程立和、黃志強等人因涉嫌故意殺人、搶劫、強姦、敲詐勒索罪，江西省高院於2006年5月31日作出判決，判處方春平、程髮根、程立和、黃志強4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四人均表示冤枉，強烈要求家屬申訴、上訪。家屬於是變賣家產，多年來一直堅持在南昌、北京等地進行上訪、申訴。經過多年求告，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皇天不負有心人」，2013年10月，樂平冤案「塵埃落定」7年後，涉嫌多起命案的真凶方林崽在法庭審理時自認他才是「5·24」的實施者。家屬於是再次聘請律師，向江西省高院申訴，律師接受委託後，向法院申請閱卷，沒想到竟然遭到拒絕。於是就出現了律師在江西高院門口連續靜坐示威19天、要求閱卷的事情。此事當時在國內外輿論影響極大，是民間社會、律師抗爭、人權律師捍衛人權的新編章。我儘管無緣參與代理該案，也沒能到現場聲援、圍觀，但在律師們靜坐示威期間，我幾乎每天都搜到他們的消息，積極地在線上幫忙轉發，為他們的壯舉鼓與呼。
律師辦案，要求閱卷，這種權利有多部法律規定，江西高院無理拒絕顯然違法。在無理無據的情況下，非但置律師們連續19天的靜坐示威於不顧——充分彰顯了權力的傲慢和對公民基本人權的不屑，還背後部署、安排、整材料要抓捕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江西高院的此舉徹底激怒了網友們。網絡上大家群情激憤，紛紛譴責、甚至咒罵江西高院的法官老爺們。
吳淦當時還在慶安，積極跟進慶安案的後期處理工作。聽說江西高院門口有律師已靜坐示威十多天，他便於2015年5月18日到江西聲援律師們。他到達江西高院門口後，就地開展為院長張忠厚設置靈堂、「賣身籌錢，準備行賄」江西高院院長等行為藝術，抗議江西高院無理拒絕律師閱卷。我在網上看到吳淦行為藝術的照片後，內心相當震撼——沒想到還可以這樣維權！但吳淦招致的報復是迅速的，江西高院對此的反應與對律師申請閱卷不理不睬的態度相比異常神速，於5月19日上午十點左右，在江西高院門口將吳淦抓捕。吳淦的行為藝術肯定是激怒了江西高層，從此吳淦便遭受了漫長的牢獄之災。
眾多律師為了捍衛自己的閱卷權，勇於在江西高院門口靜坐示威19天的驚世駭俗之舉，讓人盪魂攝魄。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竟然有人膽敢在高院門口靜坐！這在當時鐵腕統治下的中國，算是非常了不起的壯舉，是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的。他們這種作為給我那顆天生膽小怕事的心靈注入了很多勇氣，成為我以後抗爭路上的精神支柱。同樣讓我震驚的是：江西高院作為一個地方的最高等級的法院、一級司法機關、一個全部由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機關，竟然在毫無事實和法律依據的前提下，拒絕律師閱卷——宛如一個自稱道德楷模、德高望重、位極人臣、九五之尊、無限尊貴的人赤身裸體、毫無遮掩地在眾人面前遊街示威一般——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諱，做出知法犯法的事來。權力這種無比傲慢的姿態，加劇了我對公權機關的厭惡。之前我每每走近或者走進這些壁壘森嚴、銅牆鐵壁、深溝高壁的政府大院、公檢法大院，都有一種羨慕、嚮往、敬畏的感覺，而如今，只有厭惡、憎恨、唯恐避之不及的衝動，再也沒有親切的感覺。門衛真如惡犬般的存在，每天都在用一雙懷疑、審慎、寒氣逼人的眼光面對每一個外來人員，他們自以為背後有強大的權力做後台，他們是這個國家機器的一員，所有來這個大院辦事的人都是有求於他們的，他們那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蔑視外來人員的態度，固執地堅信人群裡面必定會摻雜著很多「階級敵人」想要來謀害朕命的奇思妙想，讓人厭惡至極……也正因為這樣的心態，他們要對每一個外來人進行深入細緻的安檢和防範，隨身攜帶的液體（飲料或水）、打火機不能帶進去，尖尖的鉛筆和鋼筆也不能帶進去，律師攜帶的筆記本電腦也不能帶進去……總的來講，外來人員所攜帶的所有東西、物品都有可能成為襲擊他們、謀害朕命的工具。想想他們每天都生活在「潛在敵人」的汪洋大海中，都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心態，是怎麼活過來的。
另外，吳淦的行為藝術同樣是如此石破天驚。他打擊腐敗和對抗公權力的手法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相當於將高高在上的公權力機關拉下神壇、狠狠地摔在地上、並踩上幾腳、吐上幾口唾沫給我看。在慶安期間，他重金懸賞現場視頻，儘管最後沒有收集到更具針對性的視頻，但他這一招也足以讓那些為非作歹的政府官員和警察嚇得瑟瑟發抖了——就像幾年後覃永沛律師懸賞收集廣東、廣西兩地公安系統領導的違法犯罪線索一樣，讓這個體制的人膽戰心驚。此外，吳淦又在江西高院門口出新招：為院長張忠厚設置靈堂、賣身籌款行賄張院長等等，同樣是劍走偏峰，同樣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設置靈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十分忌諱的，吳淦的這一手法肯定能讓江西高層跳將起來，不是逼得他們就範、就必然會逼得他們出狠手。第二天江西高院馬上派員抓捕吳淦的事實證明，中共體制只能用更強硬的手段對付他們，對於手無寸鐵的平民抗議，他們是根本不放在眼裡的。
不只是吳淦新奇的抗議手法讓我目瞪口呆，他面對殘暴強權無所畏懼的精神同樣讓折服。他敢於挑戰權威、蔑視強權，不怕被抓，不怕坐牢，不怕吃傳說中的牢飯，不怕失去自由，不怕失去與親人共享天倫之樂……總之，他不怕失去他擁有的一切，甚至失去生命。他的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極大地鼓舞了我。
五、「709」大抓捕未能讓我害怕和退縮
慶安案件以及江西高院門口眾多律師持續靜坐19天要求閱卷事件，全國多地人權律師和公民前往聲援助勢，他們有的拍視頻、有的拍照片，又發微博又發微信朋友圈，造成極大的輿論影響，給中共當局施加了極大的輿論壓力。這也許是709大抓捕的直接誘因。
2015年7月9日的凌晨，中共警方上門抓捕了王宇與包龍軍律師一家，拉開了「709」大抓捕的序幕。在這一次「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維基百科語）或者「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公安部指揮摧毀一個以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為平台，『維權』律師、推手、『訪民』相互勾連、滋事擾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團伙」（新華社語）中，被抓捕的主要是維權律師（即是中國人權律師，在別的場合也稱之為「維權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根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統計，截止2015年9月4日止，被拘留、帶走、失聯、約談、傳喚、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或限制出境的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和家屬，總人數多達286人。
709大抓捕的時候，我與中國人權律師團律師的合作還不算多，還沒真正參與他們所辦理的案件。除了2014年跟葛永喜律師一起開個庭之外，之後再沒有合作過。更多的是線上線下的聊天和聚會交流，以及圍觀一些公共事件，比如上文所述。所以官方在整個「709」大抓捕中並沒有直接找到我。但我身邊的隋牧青律師被帯走了，杳無音信九個月；葛永喜律師也被叫去談話，短暫地失去了人身自由；公民劉少明在同一時間段，也被警察抓捕了。一時間搞得廣州民運圈或者異議圈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再加上全國範圍內不停地傳來圈子裡的朋友不斷被抓的消息，比如周世鋒和他的助理李姝雲，還有他們律所的王宇、包龍軍、王全璋律師，以及行政人員吳淦、翟岩民、劉四新等，他們律所大多數人員都被抓捕了，只有少數被約談之後得以釋放；湖南長沙的謝陽及廣西桂林的陳泰和等，也紛紛傳來被捕的消息。更為讓人不安的是江天勇律師，竟然莫名其妙地失蹤、沒有任何消息。還有很多在網上認識，只是從未見過面的朋友也被抓了，比如李和平、謝燕益、李春富律師，其他維權人士劉星（老道）、李燕軍、胡石根 、勾洪國（戈平）等等。
這場風波就像是腥風血雨一般席捲全中國，讓人頓時感覺到一片白色恐怖。我的心靈也深深地被震撼到了，但等我驚魂稍定之後，內心頓時燃燒起憤怒之烈火。因為從中，我看到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看到了邪惡勢力的張狂。在我看來，這次全國範圍內對人權律師、維權人士的大抓捕，是一次反憲法、反法治、反人權的逆流。
這是中共反動派策劃的一場「反憲法、反法治」的運動。主要體現在：（1）官方為眾多人權律師及維權人士所羅織的「犯罪事實」無不是憲法和法律所規定和保障的公民權利的行使。新華社發布的《揭開「維權」事件的黑幕》稱「黑龍江慶安、江西南昌、山東濰坊、河南鄭州、湖南長沙、湖北武漢……一系列熱點事件的現場，為何屢屢出現律師挑頭鬧事、眾多『訪民』舉牌滋事？一系列敏感案件的庭外，為何屢屢出現主審法官、主管官員被詆毀攻擊、人肉搜索？」新華社在指斥人權律師「挑頭鬧事」的時候，他們可曾考慮到在「黑龍江慶安、江西南昌、山東濰坊、河南鄭州、湖南長沙、湖北武漢……一系列熱點事件」中有多少公民的基本人權被侵犯？有多少人的合法權益被公權機關侵害？有多少人遭受了來自公檢法的不公平對待？有的人被非法剝奪了生命、有的人失去了自由、有的人健康權被侵犯、有的人財產權被侵吞……這些生命、自由、財產被剝奪的人，難道都不能尋求律師幫助維權嗎？在司法不能保持中立、不能公正執法的情況下，律師難道不能藉助輿論的力量來幫助當事人儘量止損嗎？新華社媒體人的良心何在？公平正義何在？（2）違反了價值衝突處理原則。所謂的「挑頭鬧事」、「舉牌滋事」，頗有指責律師教唆當事人的意味，但其實就是人權律師向訪民和其他維權人士宣傳憲法所保障的公民言論自由、遊行、示威、靜坐的權利，堅定訪民行使政治權利的信心；至於舉牌、靜坐，難道不是公民行使政治權利的表現嗎？當公民行使政治權利，與社區居民生活安寧權以及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發生衝突時，社區居民及相關單位有忍讓的義務，因為政治權利的行使要優於其他權利、權力的行使。（3）違反了刑法謙抑性原則。在整個709事件中，官方濫用國家權力，總共對319名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和家屬進行約談、傳喚、限制出境、軟禁、監視居住、逮捕、強迫失蹤等，無所不用其極。讓人切身體會到了公權力的猖狂。
周世鋒律師出獄後，曾經撰文對迫害他的事情進行了控訴，他在文中說：被捕的人全都被剝奪了依法聘請律師的權利。阻止律師會見被關押的人，阻撓親屬、民眾提出質疑……警告他們不要介入這些案件，禁止發文、轉帖、評論。同時威脅被羈押人：「你們聘請哪個律師，我們就抓哪個律師。」他們的所作所為與納粹法西斯無異。
709大抓捕事件之後，整個公民社會、民間社會的抗爭活動明顯減少了很多，人員之間的流動和聚集顯著減少，似乎全部平息了下來。律師界以前如火如荼的各種案件研討會被政府官員勒令停辦，而且將這種律師聚集活動視為違法，列入對律師年度考核的指標之一。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猶豫了，有的人開始懷疑人生了，有的人躑躅不前、左右觀望，公民社會一片肅殺的氣氛，猶如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大地。
面對這種社會氛圍的轉變，我在心態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我並不認為709大抓捕能改變中國民主轉型的步伐和方向，我相信自由、民主、法治、人權這些價值都是人人所喜歡的，是美好的東西，任何反動勢力都不可能阻止人們去追求美好的東西。正如共產黨政權的鼻祖馬克思曾經說過的那樣：「沒有一個人反對自由,如果有的話,最多也只是反對別人的自由。」若干年後，曾經親自指揮、親自部署709大抓捕事件的時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孫力軍於2020年4月起被查、被捕、被判，時任司法部部長、公安部副部長的傅政華於2021年10月起被查、被「雙開」、被判刑。兩人的落網儘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治鬥爭失敗而導致的，但孫力軍和傅政華的束手就擒，在民間可是贏得一片叫好之聲的——在我看來，就算他們是被天打雷劈死的，那也是順應了天願和民意。
在709事件發生的過程中，我沒能參與其中。儘管曾經有別的律師推薦我擔任謝陽的辯護人，但由於我當時還沒有足夠的勇氣，不敢接過接力棒，如今想來，甚是遺憾、很是愧疚。但我目睹眾多律師敢於上刀山、下火海，敢於身犯險境，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看到他們在網上發表的跟各級機關鬥智鬥勇的文章和圖片，我也深受鼓舞。709大抓捕事件非但沒能嚇住我，反而像是一顆勇敢的種子，在我心中種下了勇往直前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勇氣。為我在以後的法律人生中儲備了足夠的能量，讓我在人權事業的道路上揚帆啟航、走得更遠。
（未完待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