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父母雙雙自殺的悲劇，發生在文革那個荒唐的年代。
1953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區成立，勞布藏的父親當了區長。勞布藏帶20多戶人家，在海宴縣成立了第一個互助組。一年後，他們又成立了第一個初級社團結社，勞布藏當社長。
1958年秋，鬥爭開始了，部落頭人、區鄉幹部被召去開會，扣留下來。部落裡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勞改，剩下的全是女人、娃娃。
勞布藏的父親也被逮捕了。上級也不讓他們說蒙古話或藏話，說那是黑人黑話，不能說。勞布藏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要他們搬到祁連縣的托萊牧場，天一亮就要走。上級宣傳說，到了目的地啥都有，啥都不需要拿，每一戶只准趕三頭牛，其餘的牲口全是公家的。女人們背著娃娃走不動，男人們先趕上牲口走，到宿營地後，晚上再回頭去找女人娃娃們。他們趕著牛馬和羊走，有馬也不許騎，抱著娃娃的女人、走不動路的老人也不讓騎馬。幹部們很凶，哪一個營地上的茶燒得遲一點就一腳踢翻，那一天你就別想吃飯。一句話，人不如牲口，他們不在人的數字裡。
勞布藏回憶說，「那一年冬天，偏偏雪下得格外多，走到默勒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在雪地裡趕著牲口走，駱駝回頭望著家鄉『嗷爾嗷爾』叫，眼裡淌著淚。走不動的牲口就扔下了。自古以來，我們蒙古人也罷，藏民也罷，牲口就是我們大家的夥伴，是朋友，也是賴以生存的依靠。牛、馬、羊和駱駝在雪地上悽慘地哭叫著，我們的那些孤兒寡婦們悄悄地哭，沒人敢大聲哭啊。
到了托萊，除了一頂空蕩蕩的帳篷外啥也沒有，沒有吃飯的鍋碗，要買我們沒有錢。最難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沒有幹活的人，沒有勞動力。我們在蘇勒、托萊、天峻一帶放牧，苦得很啊。冬天到了，天那麼冷，一個地方只放七天牲口，草就被風颳走了，七天還要再壘一個羊圈。人死掉不要緊，公家的羊死掉咋辦？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辦的。一部分人被趕到農業隊了，農業上的生活更緊張，餓死的人數都數不過來。男男女女餓得走不動路，後來我們也有了經驗，餓極了走不動時，背著手還能走路，如果垂下手就一步也走不動。牧場的牲口死得很多，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上面有命令，絕對不讓我們吃。那麼多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個別人餓得實在沒辦法，就宰了牲口，被抓住在群眾大會上批鬥，然後去勞改。
開會的時候，會跳秧歌的漢族土族男女一邊跳一邊唱：「1958年，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快快來。」會上批鬥活佛、阿訇，還要讓回族養豬。
祁連縣有漢、回、藏、蒙古、土好幾個民族，幹部們天天宣傳：「揭掉蓋頭辮子化，不戴頂帽分頭化，脫掉皮褂棉布化，不燒牛糞衛生化，回藏漢蒙通婚大眾化，牧區帳子房街道化，鄉村住宅城鎮化。」趕過來趕過去折騰的都是那些男人都被抓走的孤兒寡女。
1960年，蘭州軍區的人在托萊草原上大規模圍獵，成群的野馬被打死，然後用車拉走。
後來，我們又被趕到默勒灘，從默勒灘又趕到野牛溝。每個人一個月只供應九斤糧，我家有三個娃娃，我的兩個，我妹妹的一個，娃娃們吃不飽。大米熬成湯，每人舀上一碗，幾粒米沉到碗底，娃娃們用手撈也撈不上。吃的糧食不夠，穿的衣服也沒有。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娃娃們沒有鞋。我們在灘上拾那些被部隊打死的野馬，把皮剝下來泡在水裡，給娃娃們縫鞋。
1958到1960年死了多少人啊！岡察、祁連、海晏、默勒……一部分孤兒寡女算是活過來了，總算沒有死絕，但是我們沒有自己的地方了，沒有自己的部落了，我們還是流浪的人。
1962年我父親被釋放回來，但是還戴著反革命帽子。四清運動來了，接著文革又來了，1966年我的父親和母親都給戴上了四類分子的帽子，因為我們家庭成分是牧主，我的黨籍也被開除了。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學，我的姊妹們都沒有上成學，只有最小的妹妹才讓措，1980年我們家平反後上了個學。
我的父親和母親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晚上黑得啥也看不見的時候圈好羊，拴好牛，來不及吃喝就要摸黑去會場上匯報，然後挨批鬥、挨打。每天都要批鬥，用繩子捆住打。他們在我的父親脖子上用鐵絲吊石頭，然後又吊在帳篷裡，用煙燻，用棍子打，嘴裡灌辣椒、姜粉，我父親滿臉都是眼淚鼻涕。
1968年11月份，我在紅土溝、哈薩墳一帶放羊。有一天我的父親母親沒有回家，我問別人，說是批鬥完就回家了。我找到紅土溝的黑河邊，看見父親母親的衣裳扔在那裡，卻不見人。我們找了好多天，怎麼找也找不到。當時河面已經結冰了，天越來越冷，冰越結越厚。到第二年開春，冰層化掉，我才在河水邊找到父母的屍體，他倆是用繩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我給鄉上匯報，公安上的人來了，說這是畏罪自殺。1980年平反了，可是人早已死了。我的父親叫達爾基，母親叫仁青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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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