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3年08月05日訊】【編者按】這是一個大善與大惡共存的時代，善與惡的價值觀擺在每一個人的面前，針對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罪惡，選擇從善、發聲制止，還是漠視、與魔鬼為伍，是我們必須作出的抉擇。該文記述了一個讓人心痛、讓人思考，最終讓人獲得勇氣站起來的中國人的故事……
29年前，一場命運的操弄，把一個天真無邪、活潑陽光的青年捲入一場驚濤駭浪之中。從此，這位擁有優越生活環境、仕途坦蕩的年輕人，背負沉重的良心包袱，在負罪的陰影中隱姓埋名地生活。29年過去，當年的那位陽光青年到底經歷了怎樣的人生板蕩？
2015年2月一個最寒冷的日子，我執行一項事先並不知情的採訪任務，在多倫多一棟隨處可見的公寓樓裡見到了這位受訪人，那時，他以匿名方式公開了一段自己的親身經歷。8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次相遇，他終於鼓足勇氣，公開現身，完整地披露了至今還在繼續的驚天罪惡……
他的名字叫鄭治，下面是他的自述：（文內有活摘細節過於血腥，慎入）
第一部分 進入瀋陽陸軍總院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在中國遼寧省遼陽市文聖區東京陵，有一棟六層樓高的商住兩用大樓，一樓是商鋪，二樓以上是住宅。那是一個繁華的街區，當地有名的東昇診所就在這棟大樓的一樓，診所的主人就是我父親，大家都稱他鄭醫生。
我父親在當地頗有名氣，退休前是153醫院職業病科主任，是醫院技術權威人物，他的論文發表在國內外專業雜誌上，還被收入中國首部「尋醫問藥台曆」。全院上、下員工見到他都畢恭畢敬。
我父親退休前就開了東昇診所，我家有祖傳中醫，擅長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疾病，如結腸炎、哮喘等。那時，診所人來人往、門庭若市，門前常常停滿市政府和軍區的車，當地市政府官員和軍區官員常常帶著司機、助手來診所看病。
我家就住在診所的二樓，我父親是典型的東北漢子，熱情、豪爽、好客，社交廣泛，來往的朋友很多，來人就擺一桌，要麼在家裡擺，要麼到對面的飯店。家裡經常是高朋滿座，當地市政府、瀋陽軍區好幾位高級別的領導都是我家常客，與我父親交情很好，那時侯家裡特別熱鬧。
我是家裡的獨子，父母和兩個姐姐都很寵愛我。別看我現在這麼內向，我以前性格活潑開朗，喜歡唱歌，朋友也多，經常和朋友出去吃飯、唱卡拉OK。那時，我在大連陸軍學校讀醫科，週末時常有軍區的小車接送我，大門站崗的士兵都認識我。有時候和同學翻牆出去吃飯，回來時，站崗的士兵一看是我，就放我進去了。
在當地，我家算是有一定地位的，我家要辦什麼事，基本上只要一個電話就搞定。
1994年我進入臨床實習階段，當時放假在家，等待找實習單位，沒事我會去診所幫忙。
有一天，瀋陽軍區後勤部的軍官老福來到診所，他一見我就說：「嗯，小治，你怎麼在家？」
我父親告訴他：「他正在找實習單位，能不能幫他找一個？」
「行、行、行。」老福連說三遍。
瀋陽軍區有好幾家軍隊醫院，都屬於軍區後勤部管轄。老福給我選了一家最好的醫院——瀋陽陸軍總院。幾天以後，他直接把我送到瀋陽陸軍總院，當天就辦好住宿手續。原來他提前就辦好一切手續了。這要是別人，連審批都需要幾天。
瀋陽陸軍總院（現北部戰區總醫院）就坐落在瀋陽市，是東三省的頂級醫院。能進這家醫院工作、實習，都是有來頭的，這點大家心裡都明白，從不互相打聽對方的背景。
我是軍區後勤部的軍官直接送進來的，在這裡更感受到十足的優越感。那時，實習的科室都由我挑選，我選擇了普外科、心外科、泌尿外科。這些都是醫院的熱門科室，也是醫院最掙錢的科室。
在醫院裡，並不是每個實習生都有機會上台做手術，因為帶教醫生要擔當風險。但是我到每個科室都有很多機會上手術台，大家都知道我有背景，醫生也希望跟有背景的學生接近。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特權社會，這在瀋陽陸軍總院表現得特別明顯。在地方，只要有錢，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但在陸軍總院，光有錢，沒關係還不行。
醫院的病人都是那些軍區指戰員或當地政府官員。那時，無論在哪個科室實習，經常有軍官請吃飯、送禮，還有紅包。那時候的禮物都是些杯子、絲巾、菸酒之類。我作為實習生，查房的時候，病人會私下給我一兩百塊錢紅包。其他醫生拿的更多，但到底多少不知道。當時我家條件比較好，我通常不要紅包。
那個時侯，地方打架鬥毆的事情很多，但從醫院走出去的人都比較威風，沒人敢欺負。很多在這家醫院看過病的人都會留下聯繫方式，希望以後能多多聯繫。後來我也結交了一些當地各行業的朋友。那時候，我家有什麼事，只要一個電話就可以辦好。
這家醫院有器官移植，那是全國都有名的，很牛的。我記得在心外科實習時，當時深圳有一個富豪，他特意坐飛機到瀋陽陸軍總院換心臟。不過，那時還沒聽說過「活摘」這個名詞，這個富豪等了好長時間都找不到匹配的器官。還有瀋陽軍區一個高級軍官要換腎，等了3年都沒有等到，都是靠透析維持生命。
那時，醫院有很多人在排隊，換器官是很難的。那時候我就知道，其實器官很難匹配。
第二部分 參與活摘器官
祕密軍事任務
後來我轉到泌尿外科實習。有一天醫院突然接到瀋陽軍區的電話，說是一個軍事命令，要求醫務人員馬上上車，去執行一項祕密軍事任務。
當時大概是下午時間，大家剛吃過午飯。科主任開始點名，醫生、護士共6人，2名女性，一個護士長，一個護士，3名男軍醫，我也被點名。
沒被點名的醫生、護士被要求離開；點到名的人員則被要求留下來。然後科主任命令：從現在開始，所有人必須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繫，包括親人、朋友；任何人不得碰通訊工具。
電話機就擺在桌子上，當時，我很想跟家裡打個電話。但這是祕密軍事行動，誰也不能說。
然後，我們6個醫生、護士馬上集合，上了一輛被改裝過的麵包車。
我發現，醫院出動了2輛同樣的麵包車，我們上了其中的一輛。我不知道另一輛的情況。在麵包車的前面還有一輛軍車，軍車的門沒關，裡面是拿著槍的士兵。
當時，我一片茫然，不知道要去幹什麼。
車子馬上啟動，軍車在前面開路，出了陸軍總院，就上了高速公路。開路的軍車打著警燈，嗚嗚地叫，高速路上所有的車都讓道，車子飛速前行……
一路上，大家一臉嚴肅，誰也不說一句話。車內四周已用淡藍色布簾完全封閉，一路上也不讓看外面。透過布簾的縫隙，我看到前面副駕駛座上坐著帶槍的士兵。
過了一會兒，車開到靠近一棟建築物的地方停下來，大家下車。我發現，這個地方周圍都是山，建築物的周圍有穿軍裝的士兵站崗。有一個軍官走過來接待我們，那位軍官說，這是離大連很近的一個軍隊監獄。
活摘腎臟
當天晚上，我們一行住在當地軍隊招待所，那位接待的軍官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在飯桌上，那位軍官對我們的負責人說，明天取的器官健康、鮮活；還說，是一位不到18歲的青年，他的父母曾花費一萬塊錢把他送到軍隊。
晚上回房間休息，我發現我們的房間外面有士兵站崗。
第二天早晨，我和一個護士隨2名軍人到監獄裡去採血。器官移植需要對血型，怕搞混。
取血回來之後，大家全都上車，車子很快啟動，開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停下，大家都安靜待在車上，誰也不說話。
透過虛掩的門縫，我看到，車子周圍全是站著拿衝鋒槍的士兵，所有軍人都是臉朝外，背朝內。
我和大家在車上等著，不許有任何動靜，氣氛非常嚴肅。我發現，麵包車後面的門沒有鎖死，是虛掩的。
過了不久，突然有人敲車門，隨後門被推開，有4個體格強壯的軍人押著一個人過來，上車之後，把那人平放在黑色塑料袋上面。車上早就鋪好了一個特製的黑色塑料袋，大概2米多長，很寬。
我一看，這是一個年輕的男生，他的兩隻腳被牢牢地捆住，那是一種特製的、類似於纖維的、很細的繩，繩已經陷到肉裡。他雙手被反綁在身後，他的脖子上也繞了一根繩，跟後面綁著雙手的繩連著。只要踩著他背後這根繩子，人就起不來，人一動，就勒住脖子，人沒法起來，掙扎不了。
這時，對面的醫生告訴我：踩住他，不讓他動。我按住了他的腿。我發現，他……的體溫是熱的，他……的喉部、正在流著鮮紅色的血，整個喉部被血流模糊，看不清傷口的形狀……
記者：鄭治1個字、2字艱難地講著，幾乎講不全一個完整的句子，他雙手十指緊緊地抓住胸前的桌子邊沿，身子橫向移來移去，站起來，又坐下，然後半彎腰，半站半坐；他的臉型扭曲，雙眼睜得老大，驚恐地看著我，又看著窗外，極度驚恐又無助，嘴裡反覆說著：「太恐懼了，太恐怖了……」
訪談進行不下去，我們被一種極度恐怖的氣氛包圍，時間彷彿靜止下來。過了好一陣，鄭治才開始斷斷續續講下去：
這時，行動開始，在護士的協助下，所有醫護人員迅速穿好手術服，包括帽子、口罩、手套，只留2隻眼睛。我是助手，負責剪動脈、靜脈、輸尿管。
護士長很快用剪刀剪開他的衣服，然後在他的整個腹部到胸部，用消毒液大面積消毒3遍。
這時，其中一個醫生拿著手術刀，從他的劍突下（胸骨下）作切口，一直劃到臍部，做一個大切口，他的整個腹腔被打開。瞬間，血啊、腸子啊一下子湧出來……
另一個醫生迅速把腸子推到對面，很快就取下一側腎臟；對面的醫生迅速地取下另一側的腎……
隨著手術的動作，我看到那個躺著的、可憐的人，他的腿在抽搐，他的喉部在動，但是已經發不出來聲音……
「快，剪動脈、靜脈！」醫生對我說，我拿著剪刀，對著血管剪下去，嘩，血一下就噴湧而出，我的身上、手上噴的全是血……
這血還在流動，證明人是活的。這太可怕了……
醫生的動作非常熟練、速度非常快。很快，兩個腎臟都取出來了，腎臟已經在醫生手裡了。醫生用生理鹽水衝洗腎臟血管，以防止血管粘連；另一個護士拿著一個恆溫盒，2個腎臟沖洗完後放在恆溫盒裡。
活取眼球
此時，對面的醫生讓我取眼球。
當時我坐著，我向那人的臉部看去……天啊，他正睜著一對十分恐怖的、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眼神，看著我，正看著我……
恐怖，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恐怖。他正看著我，他的眼皮還在動，他是活的……
此時，我的腦袋一片空白，這太恐怖了！我嚇壞了，我全身僵直、發抖，虛弱無力，我已經不會動了。
難道是他？我想起頭一天晚上在招待所時，那位軍官在飯桌上對我們負責人說：不到18歲，是個非常健康的活體。
太可怕了，我對那位醫生說，「我做不了。」
這時，對面的那位醫生，馬上用左手手掌把他的頭狠狠地摁在地板上，2個手指把住他的上眼皮，右手拿止血鉗一剜，整個眼球就出來了……
我呆在那裡，我在發抖，全身是汗，已經虛脫了……
等待活體器官
這時，一個醫生敲了一下隔板，副駕駛位上的軍人開始用對講機呼叫。很快，後面車門進來4個軍人，用一個2米多長的黑色塑料袋把那個人整個套住。此時他已經不會動了，軍人把他拖到車門外停著的、一輛帶蓬的軍用卡車上，開走了……
「把他送到哪去？」 我問。
「很快處理掉了。」一個醫生回答。
「砰」地一聲，車門快速關上，啟動。護士迅速把所有的手術服、手術帽、橡膠手套收拾好，放在一起，等待回去銷毀。軍車晃著警燈，鳴著笛，在前面開道，麵包車以特快速度往回開……
回到瀋陽陸軍總院，有2個手術室的燈正亮著，那是正在手術啟用的標誌。我們很快把器官送到手術室。此時，手術台旁邊已經站著另一批手術醫生，他們早已準備好。
當時，我全身軟弱無力，已經不能再做任何事。科主任還想讓我上手術台，鍛鍊鍛鍊，但看到我的情形，就讓我在一邊休息。我在旁邊坐著，隔著幾米的距離，我能看到那些醫生正在做器官移植手術……
精神幾近崩潰
手術結束後，大家一起到一個高檔飯店吃飯，所有人都一言不發，悶頭喝酒、吃肉……
我木然地坐著，活摘器官現場的一幕幕，就像電影一樣，不斷地浮現在眼前，我全身細胞都處在恐懼之中。看著眼前的大魚大肉，我只想嘔吐，什麼也吃不下。
我向主任請假，要求回家休息，主任同意了。我連宿舍都沒回，直接回家了。
我開始發高燒，我媽媽問起怎麼回事？我不敢說實情，只是簡單地說參加了一個手術。我媽媽以為只是普通的外科手術，並沒有當回事。我不敢跟家裡任何人說起，家裡其他人都不知道。
很長一段時間內，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眼前顯現的都是那個恐怖的場景：那個用淡藍色布簾封閉的麵包車內，所有人都穿戴著白色手術衣、白橡膠手套、白帽子、白口罩，只有2個眼睛露外面……護士舉著強光燈往下照射著……底下躺著一個年輕的生命，我們的同類，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正被活體摘取器官……他的那雙眼睛，那個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痛苦的、恐懼的眼神，就那麼恐怖地看著我……看著我……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感覺快要瘋掉，整個人要崩潰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經歷多年的心靈掙扎，那種恐怖的記憶仍然無法抹掉……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無法體驗那種痛苦。多少年來，我不想去觸及，有意迴避它。只要一提起這件事，我就無法自持……
一方面，我的內心極度不安，親眼見到鮮活的生命遭受虐殺，我承受不起再刺激，我不想再提起；另一方面，我擔心被中共追殺，被滅口……無形的精神壓力，使我痛苦不堪……
從那以後，我不想與任何人接觸，不想接觸社會，我變得非常孤獨。
記者：2015年那次訪談結束時，已是下午5點半，歷時7個半小時。過程中，鄭治時不時地淚眼模糊，但全程沒有哭出聲過。
在離開之後的幾個小時裡，鄭治每隔5分鐘就給我打一個電話，他擔心我的安全，擔心我被特務追殺，反覆叮囑我：「不能報，不能跟任何人說起。」我感受到他的善良和體貼，也被他的恐懼深深地帶入，彷彿我變成了他，也成了活摘器官的參與者，我惶惶不安，什麼也做不了。
5天後，我終於決定完成手稿，這是一項義不容辭的責任。鄭治最終也同意發表，用化名喬治。為了避開壞人尋找到蛛絲馬跡，我們開車在多倫多市轉悠，找了好些地方，終於找到一個空曠地。那是一個冰雪覆蓋的草地，在昏暗的天空下，我拍下了他的背影。
文章見報前夕，他要求我幫助他離開加拿大，他擔心被特務追殺。就在我把一切安排就緒時，他突然告訴我，護照過期，需要一個月才能辦理好。
8年後的今天，鄭治又坐在我的面前，儘管眼神仍然有些不安，但更多的是平靜、坦蕩。他告訴我這8年的生活經歷，也爆出了更多的黑幕……
（未完待續）
（新唐人特約記者伊鈴多倫多報導/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