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5月02日訊】「我開始看到癌症發病率的上升﹐我們看到了先天免疫反應的改變。」
瑞恩•科爾博士表示，驚人的癌症趨勢表明COVID-19疫苗改變了自然免疫反應。
病理學家、科爾醫療診斷公司（Cole Diagnostics ）創辦人瑞恩•科爾（Ryan Cole）博士，在顯微鏡下，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趨勢，一種兒童疾病在成年人身上出現，還有癌症的發病率在罕見地上升。其他醫生也呼應了他的觀察結果，他說，但目前尚未對此進行嚴格的研究。
科爾博士：「如果你不去觀察，那麼你是無法發現的。」他還談到了，哪些因素會影響人們感染COVID-19。
科爾博士：是的，我們有肥胖危機，但我們也有維生素D危機，隨著人們體內的維生素D水平下降，抵禦病毒的整體能力也隨之下降，不僅是對COVID，而是對任何病毒季節的任何病毒。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ikielek）。
瑞恩•科爾博士，很高興你來到《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科爾：謝謝，楊，很高興來到這裡。
參加華府「擊敗強制令」遊行
楊傑凱：科爾博士，今天早些時候，我們都在華盛頓特區林肯紀念堂舉行的「擊敗強制令」（ Defeat the Mandates ）遊行的現場。我看到，你是其中一名主持人。那麽，今天有這麼好的機會，讓我們了解一下這項活動的意義，以及你們今天在這裡取得的成果。
科爾：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將一直處於COVID前沿的思想領袖、醫生、科學家們聚集在一起，共同分享信息，一起前行，努力阻止一些不科學的政策和章程。這些醫生同僚們來自世界各地，你認識他們中的許多人，梅科拉博士（Mercola）、馬龍博士（Malone）、烏爾索博士（Urso）、科里博士（ Corey），他們一直強調早期治療，他們看到了接種疫苗的風險，事實上，現在的疫苗已經過時了，我們本質上有了一種新病毒：奧密克戎（Omicron）。
這是一個真正團結雙方人民的機會，不管是接種疫苗的，還是未接種疫苗的，不管你是哪個政黨的，都可以說：「嘿，身體是我們的，身體是我們神聖的殿堂，沒有理由強制執行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特別是對孩子們。」這是一個好機會，是的，我的同僚們說：「嘿，你今天為什麼不做主持人呢？」我想，「好吧，這將會很有意思。」的確如此，這是一個好機會，人們以這種方式走到一起。
楊傑凱：人們並非都清楚，你是如何從多年來一直從事的診斷業務——這一直是你工作的核心——中走出來，突然間站在林肯紀念堂前的台上。我得深入了解一下你的背景：你以前做什麼工作，現在一直在做什麼？是什麼導致你來參加這個活動的？
科爾博士：好的，這一切都是天意。我算是一個外向又內斂的人，真的。我是一名忙碌的病理學家，在梅奧診所接受過培訓，接受過解剖和臨床病理學、外科病理學方面的培訓，博士研究做的是免疫學工作，然後在紐約的世界級專家指導下做皮膚病理學的專科研究。是的，我是一名病理學家，已經獨立從業18年了。
有免疫學和病毒學的醫學背景 從業18年
楊傑凱：請極簡單地針對普通人解釋一下，病理學是什麽。
科爾博士：好的。關於病理學，病理學醫生是最重要的醫生，雖不與病人見面，但你總是希望我的診斷是對的。你身體的一部分送到我這裡，你沒來見我，但你身體的一部分卻見到我，病理學醫生是醫生的醫生，我做出癌症診斷、感染診斷，我看你的血檢報告，看你的微生物學報告。
我看的是，業內醫生開玩笑稱之為生肉或果汁的部分，總之，我們要麼看人體組織，要麼看體液，並分析患者的發病過程，我的工作是一名診斷醫生。我也曾在急診室、家庭醫學和皮膚科工作過多年，所以我是一個非常注重臨床的病理學家，我在臨床領域進行分析，但我診斷並幫助醫生了解他或她的病人的疾病。
楊傑凱：所以說，你私人行醫已經多年是嗎？
科爾博士：有18年了。我在職業生涯中看過約50萬名病人。
楊傑凱：是通過顯微鏡之類的設備看的病人嗎？
科爾博士：大部分是通過顯微鏡，是這樣的。
楊傑凱：你正在做著正常的例行工作，而新冠病毒在2020年初出現，然後發生了什麼？
科爾博士：我有免疫學和病毒學的醫學背景，我想：「好吧，這很有意思，新的大流行是什麼？」我對最初（在2003年引起薩斯的）的SARS-CoV-1很熟悉，我對其進行了相當透徹的研究。當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出現時（註：2012年沙特阿拉伯首次報導了MERS），我也做了很好的研究。
世界各國用封鎖兩週來拉平疫情曲線
我想，「好吧，這是另一種冠狀病毒，讓我們看看有什麼不同或相同之處。」它與最初的SARS-CoV-1幾乎有80%的相同之處。
我想，「好吧，我們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薩斯）病毒出現了，就不良後果（adverse outcomes）而言，主要影響老年人，然後很快就消失了，而那些接觸過病毒的人會有免疫力，18年後依然有免疫力，我想，「好吧，我們可以應付這個（新的冠狀）病毒。」
然後我看到了世界（各國）所做的事情，我想，「這是一個有趣的方法，」用（封鎖）兩週的時間來拉平（疫情）曲線，我們擔心這可能會產生什麼後果。
因此，我深入研究病毒的基因序列，深入研究刺突蛋白有什麼不同，與我們之前發現的病毒相比，新冠病毒的發展史是怎樣的。在實驗室做病毒學和分子診斷的時候，我想，「好吧，我們需要在實驗室做一些額外的測試。」於是我們就做了。
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因為所有的錢一開始都流向了大公司的實驗室，而我把工作放在社區實驗室中。最終，在這場大流行中，我們通過社區獨立實驗室測試了大約15萬多名病人。
楊傑凱：是在你的實驗室嗎？
科爾博士：我的實驗室，是的。我的實驗室不是州裡唯一的實驗室，還有很多其它的實驗室，但我們是第一個說：「聽著，我們不能等七到十天，那時病毒已完成複製，病毒完成複製的時間是五到七天，所以到那時再得到結果已經太晚了。」
因此，我試著盡我所能在社區儘早加強檢測，我們在大流行的早期階段就把重點放在了這點上。同樣，我們研究了病毒對社會有什麼影響、這有助於分年齡層管理。
疫情初期﹐在社會上有一個有意思的實驗例子，那就是在兩艘船上發生的疫情﹐就是大家都聽說過的鑽石公主號（遊輪）和羅斯福號航空母艦（USS Roosevelt）。
病毒主要影響老年人 病死率主要來自老年人
所以我們有這艘遊輪上的數據，我們看到病毒（主要）影響到了老年人，病死率的主要是在老年人中。然後，在羅斯福號上，有一名患有基礎病的人死亡，但兩艘船上的感染率大致相同。
我們很早就知道，如果我們遵循伊安阿迪斯（ Ioanaddis）博士或傑伊•巴塔查裡亞（Jay Bhattacharya）博士的研究，我們就會說：「哈，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來看，他們是對的。」而且我們進行了早期研究﹐從而，作為一名病理學家、一名模式診斷專家，研究了病理模式是什麽。
楊傑凱：在我們談模式之前，有一個問題，（你剛才說）什麼是對的？伊安阿迪斯和巴塔查裡亞博士都在斯坦福，他們的研究中什麼是對的？
科爾博士：是的。他們是對的，聽著，感染病毒的人數遠比電視上報出的數字要高得多。（從而導致，名義上的）病死率高得嚇人，但真正的病死率，只有知道真實的感染人數時才能計算出來。於是他們走進社區說：「這（電視上報出的只）是住進醫院裡，面臨死亡的人數。」
但實際感染人數遠遠不止於此，這使得該病的死亡率僅為百分之零點幾，而不是百分之幾。美國曾有過這樣的假設，即在社會上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八的人會死亡，如果看一下意大利北部早期的數據。而實際上是，如果病人65歲以上，有四種併發症，那麼有0.5%或1%或2%的可能性去世，但65歲以下沒有併發症的患者，病死率幾乎為零。
伊安阿迪斯博士及《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的作者之一、巴塔查裡亞博士，我和他們成了朋友。他們二位很早就說對了，但是我們看到，政府的政策更多的是驚懼與恐慌﹐而不是遵循數據或那兩艘實驗船的例子。
我們之前聊過，我知道我們都是模式化的人。我的日常工作是每天親眼觀察數百萬個細胞，在實驗室裡親眼觀察數百萬個數據模式，我一年大概分析四萬次活檢，我要負責數萬個血液檢測。（我日復一日分析的都是）模式、模式、模式，我很早就看到了這些模式，然後我們對這些模式的反應讓我恍然大悟：「等等，相關應對措施沒有意義。我們應對疫情的做法、我們的公共政策，沒有真正與醫學（實際）相匹配。」
楊傑凱：有一段時間你只是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但後來在某個時候，你獲邀參加一個研討會。跟我說說這個研討會﹐我聽說過一點兒情況。
早期變種病毒 早期治療效果好
科爾博士：好的，這是一次意想不到的經歷。當患者來到實驗室時，我會對他們進行科普。我從其他同行那裡聽到了一些早期治療的講座，我也一直在研究這些舊藥新用的藥物，並開始（用其）治療病人。
我的第一個病人是我弟弟，肥胖、患有一型糖尿病，他已瘦了一些。他總是讓我告訴別人，他是我治的第一個COVID病人，他當時病得很重，在去急診的路上。我說：「別去急診，去藥房，我開一些伊維菌素。」我治癒了他，24小時後，他打電話給我：「嘿，還記得我肺部疼嗎？我當時血氧是86，現在已經達到98了，我感覺很好。」（這一切發生）在一天之內，這就是早期變種（病毒）對早期治療的反應。
這是我早期的經驗。從我們開始做測試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對病人進行科普。 他們來到實驗室，不僅在我的團隊中，我還親自為成千上萬的病人進行了拭子檢測。我會建議他們：「提高你們的維生素D水平。如果我們現有的是國際性的維生素D缺乏（導致免疫系統混亂的）大流行病，請確保你們的免疫系統處於良好狀態，這是關鍵。」我一直在做科普工作。
然後我開始做一些早期治療，因為我從來沒有忘記如何成為一名真正的執業醫生。然後，我的一個朋友來到實驗室，說：「嘿，你們愛達荷州的副州長，在立法會議期間每週舉辦一次教育研討會，她希望有人就COVID疫情發表講話。」
當地媒體報導了我們如何幫助社區，以及我們為社區所做的努力，在疫情第一波時，我在實驗室住了三個月。
隨後﹐我去州首府做了一個20分鐘的午間閑聊講座，當時人們正在吃三明治。我講了一些關於COVID的花邊消息。那時，我已經閱讀了數千篇文章，看了數千名患者，我整理了一個概要。在做了這個有趣演講的第二天，我得到了一些鼓勵，我想，「好吧，這很有趣。」（有人告訴我，）「嘿，你演講的視頻點擊量有一萬了，有五萬了。」
我想，「我沒有發布任何東西。」是有人把演講拍成了視頻，然後就在網上傳開了。當然YouTube隨後把該視頻拿下來了，因為裡面的信息基本上是，照顧好你的免疫健康，服用維生素D。你猜怎麼著，有早期治療方法，你猜怎麼著，說這些疫苗是試驗性的。（常識是，）當我們在社會中使用沒有長期數據支持的全新的東西時，知情同意權至關重要。
那麽，人們告訴我，我以非常熱情的方式，傳達了一個非常有常識性的信息。它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甚至在今天的遊行和談話中也是如此。很多人告訴我，「我聽過你的演講」，就像，「哦，是的，我知道你。」
而讓我感到震驚和驚訝的是，還有那麼多同行沒有大膽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因此，第一次演講後，我被邀請參加這個或那個節目，「你能在這方面對我們進行科普嗎？」「關於那個問題，你能告訴我們嗎？」而我一直是非常以數據為導向的，只是試圖分享科學真相，然後指出我們正在制定或強加給人們的公共政策和決定與科學知識不相符的地方。
楊傑凱：然後你開始治療COVID患者了？
科爾博士：是的。
楊傑凱：好。
我們的病人太多 迄今沒有一例死亡
科爾博士：有趣的是，我的第一個病人是我的弟弟，他恢復得很好，他患有一型糖尿病，有併發症。那時候我們已經知道什麼人會有不良後果：有併發症發的、有基礎病的、年紀大的。
我治療的下一個病人是我78歲的母親，可能是從我弟弟那裡感染的，而36小時後她就好多了。經過預防性治療，我父親從沒得過新冠，這是一次有趣的經歷。病人陸續來找我，說：「嘿，我的醫生不給我治療，我該怎麼辦？」
然後，全國各地的幾位醫生同行提供了幫助，我們的病人太多了，還有遠程醫療服務。（病人們一直問，）「你們能幫忙嗎？」
我想，作為一名醫生，我的職責就是幫助別人。醫生和病人的神聖關係是關於人性和善良的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人受苦，明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卻眼睜睜地看著那麼多的醫學界同行什麼都不做，或妖魔化早期治療，在這一點上，他們被誤導了。
（譯者註：善良的撒瑪利亞人「The Good Samaritan」是基督教文化中一個著名成語和口頭語，意為好心人、見義勇為者。）
從科學角度講，我讀了很多關於藥物的作用機制、病理生理學、藥物代謝動力學的書，了解了這些被詆毀的早期治療藥物是如何發揮作用的。而十多年來，我們已經知道伊維菌素對RNA病毒有多少作用，羥基氯的情況也是如此。有無數的研究和生物體內的機制表明，「是的，這些是抗病毒藥物，它們不僅僅是抗寄生蟲藥。」事實上，我們早就知道這一點。
楊傑凱：所以，至少（把它們用於治療COVID）值得考慮。
科爾博士：絕對值得考慮，因為它們背後有基礎科學。從而，是的，我開始治療病人，到目前為止，我治療了350到400名病人，其中沒有一人（因重症）去醫院，也沒有一人死亡。因此，早期治療確實可以挽救生命，病理學家為什麼（直接去）給病人看病？我本質上是一名醫生，做病理學之前，我做了多年的醫學研究，如果我能減輕病人的痛苦，我不會讓他們受苦的，這是我的使命。
楊傑凱：我們之前在節目中並沒有過多討論維生素D的作用，因為坦率地說，這不需要醫生開處方，對吧？
科爾博士：是的。
提高維生素D水平 患COVID的機率會大大降低
楊傑凱：據我所知，體內維生素D維持在一定的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據我所知，對抗病毒，維生素D會讓你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也許你可以深入談一談這一點，因為你剛才提到過。
科爾博士：對，我確實提到過，在那次演講中，我提到過，「看，我們不只缺乏維生素D，而且達到了大流行的程度。我們現在室內的生活方式，當我在實驗室看到這些模式時，我很震驚，意識到有多少人維生素D水平過低。」太多的醫生沒有對他們的病人進行維生素D檢測。
維生素D本身並不是一種維生素，它是一種激素原，我們的身體會在春夏兩季日照充足的時候產生維生素D。而在秋冬季節——這也是對我有爭議的地方——我說過，「聽著，沒有所謂的流感和寒冷季節一說，只有維生素D低水平的季節。」
這有點誇張。但安東尼•馬蒂諾（Anthony Martino）博士幾年前發表的一項研究也說過，「聽著，如果人們的維生素D水平正常，患流感或感冒的機率就會減半；如果真的染上流感或感冒，症狀和嚴重程度也會減半。」
在醫學文獻中發現，維生素D水平正常可以降低17種不同癌症的風險、減少冠狀動脈疾病導致的死亡、減少骨質疏鬆症、減少病毒感染、減少凝血障礙。維生素D有很多作用，因為它是病理生理學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我大聲地說出了這一點，我說：「聽著，如果能提高我們體內維生素D水平，我們患COVID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考夫曼（Harvey W. Kaufman）博士在2020年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回顧了19.1萬名患者（的病歷），並說：「嘿，看那，如果人們的維生素D水平高於50，那麼得COVID的機率就會下降一半，重症率會下降80%以上。」
梅奧診所做了一項研究，發現如果維生素D水平超過30，人們進入重症監護室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如果低於30或低於20，那麼病人插管的機率就很高。
我們很早就有了這方面的信息。維生素D就像一部優秀交響樂的指揮家，它告訴你的身體，這部分進來，那部分出去。這部分進來，以中強音和中音進來，然後降到鋼琴。維生素D是我們免疫系統的指揮家。現在你聽說過導致人們死亡的細胞因子風暴（註：俗稱免疫風暴，是一種不適當的免疫反應）。
如果維生素D不足，人們的免疫系統就像朋克搖滾音樂會的狂舞區，乒乒乓乓地撞在一起，沒有信號可以來開啟或關閉。
早期去世的同事 護士和醫生都是深色皮膚
維生素D是我們免疫反應有序性的奇妙指揮家，身體每個細胞的每個細胞核都有一個維生素D受體。作為一名病理學家和研究模式的人，我試圖分享這一信息：即維生素D對我們的整體免疫健康是多麼重要。
楊傑凱：是的。而它並不是萬能的，或是什麼……
科爾博士：哦，不是萬能的。
楊傑凱：但這聽起來像是大多數人在COVID大流行時期可能想知道的事情，對嗎？
科爾博士：在任何流感和感冒季節……看，這是另一個有趣的數據點，人的膚色越深、生活的地區緯度越高，維生素D水平往往就越低。因為深色皮膚是天然的防晒霜。因此，看看大流行第一波期間全世界的死亡率，在所有北方城市，都有一堵為醫護人員修建的榮譽牆，我在英國一家醫院的同行說：「有意思的是，所有在大流行早期去世的同事，護士和醫生都是深色皮膚。」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公共衛生信息，因為隨著人們的維生素D水平下降，對抗病毒的整體抵抗能力也會下降，不只是對COVID病毒，在任何病毒季節對任何病毒都是如此。
免疫反應的基本平衡也是如此。看看舊金山、芝加哥、底特律、紐約的情況。看看瑞典的實際死亡人數，大家都批評瑞典對大流行的反應，該國的死者是膚色較深的索馬里人和埃塞俄比亞人，他們膚色較深，生活在北方氣候中，而在他們的文化中，喜歡遮蓋住自己，所以他們的維生素D水平為8, 7, 9﹐這是佝僂病的水平。
深色皮膚的人合成的維生素D約比膚色較淺的人少六倍
楊傑凱：這是經過研究（得出的結論）嗎？
科爾博士：是經過研究的，有數據。但公共衛生傳播這樣的信息，「這些人的死與此事無關。此事並不重要。」。但它對我們的健康至關重要，再說一次，正如你所指出的，維生素D並不是問題的全部，但看看公共衛生忽視的信息。
幾個月前，我受邀與其他四五個人加入了一個關於「種族和COVID」的聯邦委員會，這是我提出的觀點之一：「是的，我們很多人面臨著肥胖危機，但我們也面臨著維生素D危機。」
「我們聽說了社會差異，它會導致COVID風險，當然這可能是一個因素，但我們必須深入到基本的生物學差異。我們不是要教導人們，如果你有深色皮膚，如果你生活在更北的地方，你需要更多的維生素D，這只是一個我們應該分享的基本進化生物學信息。」
一個生活在芝加哥的深色皮膚的人所合成的維生素D﹐大約比膚色較淺的人少六倍。在寫社區這是非常重要的，顯然，對於我們正在努力優化健康的社區，這應該是公共衛生官員要傳達的信息。看，我們能做什麽，是既便宜，又容易地將信息傳播出去呢？這是其中之一。這不是唯一能做的事情，顯然地，但作為一個模式診斷專家，我想，「哈，這不是很有意思嗎？」
楊傑凱：那麼就這些模式而言，你通過顯微鏡還看到了什麼？
科爾博士：這是個好問題。而這就是引人深思的地方，從模式上看，是的，我和同行們看到的早期治療……我沒有治療很多患者，我的同行們治療的病人比我多得多。我儘可能地幫忙，因為我在實驗室很忙，但在推出疫苗後，我在實驗室裡做了大量的皮膚活檢工作。
推廣疫苗一兩個月後 出現某些類型的癌症
而我注意到，在推出疫苗後，有一種小的病毒性腫塊，我通常在兒童身上看到，叫做傳染性軟疣，是一種副痘病毒，通常兒童會得上。之所以叫傳染性疾病是因為它的傳染性很強，孩子們在很小的時候就會反覆傳染。但通常當你二十幾或十幾歲的時候，你的免疫系統會控制住它。
楊傑凱：得了這種病對人有什麼影響？
科爾博士：這種病毒只會引起皮膚上的小疣腫塊。它不是人類乳頭狀瘤病毒，是一種副痘病毒，但它會導致這個小小的白色疣狀腫塊。值得注意的是，（通常是）孩子們得這個病。當推出疫苗時，你還記得我們是如何首先把疫苗推廣給老年群體的嗎？我從全國和我所在地區的皮膚科醫生和家庭醫生那裡得到了很多皮膚癌活檢報告。
我開始注意到，通常在兒童身上看到的這種腫塊在老人身上出現了上升的情況。我想，「哦，不，這很不尋常，我從未見過這種情況，這是兒童疾病，不是老年病。」然後我開始看到更多，更多的病例，我想，「且慢，這是某種免疫失調（現象）。」而且我早就對使用實驗性（疫苗）療法有所顧慮，不知道某些成分是什麼，不知道它們會有起什麼作用。
我又閱讀了成千上萬篇關於COVID的論文，COVID是我念念不忘的事情，無論是在線講座還是閱讀講座，查看免疫反應，試圖找到是否有人寫過這方面的內容，等等。那麽，我看到了腫塊，我看到了免疫系統失調，我想，「糟了，休斯頓，我們有麻煩了。」
因為那一類細胞，那類T細胞是使病毒受到控制的，這一家族的細胞也使癌症受到控制。而與此同時，大約（推廣疫苗）一兩個月後，突然之間，出現了某些類型的癌症，這些癌症是我在實驗室裡經常看到的。在年復一年看過50萬名患者後，你會對所看到的東西有想法。
子宮內膜癌上升 先天免疫反應改變
我開始看到子宮內膜癌上升，還有某些類型的……黑色素瘤，我也開始看到越來越厚，越來越早。當然，我會想，「好吧，這是因為封鎖，因為人們沒去看醫生，或者他們錯過了就醫？還是說，這與人們接種疫苗的時間範圍有關？」
兩個原因都兼而有之，但我知道哪些診所在大流行期間沒有關門，哪些診所關門了。我做了一個統計分析和回歸分析，我想，「好吧，我看到這些特定的癌症在增加。」
現在我的同行們會批評說，「這只是傳聞」，而我要說：「是的，你是對的。我每年只看二萬五千名病人，做四萬次活檢，不可能對此做一個完整的統計。」但至少我看到了這些模式，而所有的科學都是從觀察開始的。
從而，我指出了這一點。然後，有意思的是，當我獲邀在全國各地演講時，其他的腫瘤學家都來找我或給我打電話。甚至就在昨天，一位放射腫瘤學家走過來對我說：「你是對的，事情有點不對勁，我看到了我們通常能控制住的癌症，我們知道可以控制這種癌症。
病人會有2, 3, 5, 6年的好年限，但是他們接種疫苗或者打了加強針兩個月後，他們的癌症就像野火一樣擴散，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很容易處理的病。」
那麽重申一下，作為一名病理學家，我會去了解病理生理機制是什麼，是什麼導致了這種情況，什麼地方出了問題。荷蘭的福薩（F. Konstantin Fohsa）博士等人有一篇很好的論文，研究了於輝瑞的疫苗。
他們（福薩博士的團隊）對注射疫苗後的免疫系統做了很好的分析，他們的結論令人震驚和擔憂，因為報告稱，我們看到了先天免疫反應的改變。人們在新聞裡聽到的都是抗體、抗體、抗體。抗體是什麼？那不是我們免疫系統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們的T細胞反應。
當入侵者進來 T細胞最先投入戰鬥
T細胞是我們免疫系統的海軍陸戰隊，是最先投入戰鬥的，當入侵者進來時，它們有小手榴彈，它們用一種叫做穿孔素的脢戳一個洞，然後扔進一種大的脢，它們炸毀受感染的細胞，對癌症也是如此。它們整天都在做同樣的事情，人們的免疫系統是這些士兵，T細胞、巨噬細胞或樹突細胞。
它們是你的前線，辨別「這種東西是朋友或敵人」。它們會和你的細胞握手說，「哦，這個細胞發生了一些突變。這是一個早期癌細胞。」它們會炸死癌細胞。荷蘭的那項研究表明，這個先天免疫反應似乎被改變了，導致（免疫系統）行為不正常。
我們有受體，這些小拼圖模式的受體，這個鎖著那個，它們被稱為「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s，或譯為類鐸受體，是單次跨膜蛋白，識別侵入體內的微生物進而激活免疫細胞的反應，在先天性免疫系統中起關鍵作用），拼起來就像收費公路。
Toll樣受體7和8對發出信息非常重要，告訴你的身體：「嘿，你需要保持清醒並開動起來，打敗這個病毒、那個病毒、那個病毒。」人體內一直有病毒，但我們的免疫系統會說，「沒事，我會控制住，你們不會被激活，你們現在不能感染我，我們加把勁，我們知道如何擊退你們。」
還有一些Toll樣受體，它們對你的先天免疫系統非常重要。你的T細胞會說，「嘿，如果你的數量正常，那麼我們就會加把勁擊退那些癌細胞。」在福薩博士對輝瑞疫苗的研究中，他們意識到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受體被拋棄，沒反應，或者被徹底關閉了。
因此，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了：你給士兵們發信號，士兵們則在營房裡打盹或者喝醉了，他們甚至無法醒來。而現在，如果看一下數據，就會發現接種疫苗後有很多帶狀皰疹爆發，很多，這也是我在實驗室裡看到的一個模式，這是因為這些Toll樣受體被降低了。
同樣，我開始看到癌症發病率上升。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從機理的角度來說，那些本來應該開啟的東西被無意地關閉。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其它的基因受體，刺突蛋白與P53腫瘤抑制基因結合，P53是我們基因組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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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思想領袖》製作組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