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2年02月26日訊】和平里這邊祖光也受不少累。房子是新蓋的，但因文化大革命，分配來的幹部還沒有搬來就被打倒了。房子被大串聯接待紅衛兵站接收了，地上鋪稻草招待串聯的人。房子髒得下不去腳，氣味難聞，地上堆滿稻草，到處是髒布條，羊屎蛋。牆上畫的亂七八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資派」。祖光跟兩個兒子一起打掃這間房，先從窗口把稻草扔出去，又用平板車推到垃圾站。這就搞了近一個星期。
從大房子四合院一下搬進這僅有四間的單元房，我覺得入了鴿子窩，心裡可憋悶了。
住在這接待紅衛兵的房子，看著牆上寫著「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痕跡，我想著當時的情景。那是1966年紅衛兵串聯鬧革命，我是到處打罵批鬥被審查對象。每天我都被他們叫出來打罵，有的人根本不知我是幹什麼的，為了表現他革命，舉手就打。那時祖光被關在他的機關牛棚，我留單位審查。單位大部分。人都出去串聯，留守。人員在家接待紅衛兵。單位大屋子排演場全騰空了，地上鋪稻草，草上是麻袋，當中一條留出走路。我們單位接待的是南方來的紅衛兵。北京的冬天冷，凍得一群孩子縮著身子擠在一起，好可憐哪！單位動員給紅衛兵捐獻衣物，我把棉褲、棉襖、毛衣、毛褲、被子、毯子、棉鞋都送出去了。我想誰家都有兒女，他們太可憐了。他們中間還鬧了很多事，都是十八九的青年人，男男女女為了爭風吃醋大吵大鬧打人消氣。我給他們生爐子，打掃衛生，他們在牆上寫「打倒中國最大的赫魯曉夫！」和平里這剛剛蓋好的新樓，也搞得這般光景。這叫文化大革命串聯。
這時我和祖光可以回家，住在這四間小房，不久我又被送進牛棚了，兩個兒子上山下鄉走了，女兒跟著帶她的阿姨走了，公公已在「文革」前去世，家裡只有老婆婆一人。這時我閉上眼想誰呢？丈夫他心寬能想得開，我可放心。老婆婆有知識經過大災大難，能忍耐，我也放心。兩個兒子上山下鄉，年輕力壯，能吃苦我也放心，小女兒跟著張阿姨去她家，帶去了錢和物也不會受苦。想來想去還是自己怎樣對待審查我的這些「群眾」吧。我被關了一年多回來，已是1971年底，忽然街道上的積極份子馮素英動員給她騰一間房子，而且指出要四間中最大的一間。我前腳進門馮某後腳就逼我騰房。她那黃臉上的薄嘴唇可能說了。她說：「論階級我們是紅五類，無產階級，論革命我們是造反派，論人口你們家現在只有三個女人，我們三口人佔一間，這是合理公平的嗎？再說你們是被抄被鬥戶，要不是為了革命，你們叫我搬進你們這裡我還怕受牽連呢？」我氣得簡直要發瘋了，我說：「你不該要我騰房，你們這麼革命還要非擠進我們家嗎？」馮某板起面孔說：「對，這就是革命需要。」
派出所的戶籍警還不錯，他對馮某說：「你想搬進新鳳霞的房子，等她下個月從幹校回來再說。」馮某表面答應了，可是她天天來找婆婆，老人實在受不了。今天她搬來一個爐子，明天拿來一卷破席。我實在沒有辦法了，能賣的找到張自忠路委託店，請他們來我家幫忙，把屋內家具賣掉了。1974年我的二兒子吳歡從黑龍江兵團回來，他是得了肝炎回來養病的，我把他爸爸的大衣、棉褲、棉被給他用上。馮某住進我們單元，老是鬼頭鬼腦偷看我們家的情況。一天深夜十二點多，有人砸門，我們一家嚇得一動不動相互看著，婆婆指著馮某那屋，我明白了，準是她又在搗蛋。我起身開開門，五六個警察手提著電筒進來問：「吳祖光回來啦？」我心一愣，我還以為真回來了，用力向四周看，跑下兩層臺階。警察很凶地說：「你們都出去！」女兒和婆婆被他們推出站到樓道，兒子吳歡躺在床上。警察看見床上躺著人說：「這是誰？」另一個說：「吳祖光。」他們野蠻地進了我的房裡一個上去掀起被子，看見是我是兒子，有點心虛了。我看他們這樣無理，氣得渾身發抖，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相互不開口，看看馮某那屋，我明白了。大聲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說吳祖光回來了？」沒想到他們說：「有人匯報說吳祖光回來了。」我知道是馮某匯報的。氣得上前一步對準碼某屋大聲說：「吳祖光回來了又怎麼樣？現在受審還沒定性呢，住在我們家屋裡，水電費一個錢不拿，還偷偷地害我們。」
我說著出門對著婆婆、小女兒說：「進來！為什麼讓我們家的人站在外面！我也是苦大仇深的人，咱們刨刨底，還不一定誰是資產階級呢？」我理直氣壯，馮某躲在屋裡不出來，警察一聲不響。我又說：「你們看看，我兒子是從東北建設兵團回來探親。他有病啊！你們闖進來好像是抓特務！」警察一個個灰溜溜的，我又大著膽子說：「我是受審查，可是你們來我家可有單位的信，我有組織。吳祖光在幹校，現在多少人在幹校，難道你們都去人家在夜裡搜查嗎？匯報的人你出來，當面說說見見陽光！」我問得他們無話可說。馮某一直沒有出屋子，警察們一聲不出，虧心的下樓走了。我對準馮某屋子說：「以後你放明白了。我們受審沒有定性，再要像老鼠胡串，我就讓你搬走！這房子是我用四合院換來的。房權是我的。」老婆婆害怕地向我擺擺手，我也擺擺手說：「別怕，我明天去幹校，這房子是每月我交房費水電費。住在這裡一文不交，還想撈點什麼政治資本！說好了，政治運動過去了，一切都要算清楚，我相信國家不會剝削老百姓的，可是老百姓也不能欺負老百姓。咱們是朋友，是鄰居，就知點趣。革命暴風雨、打倒、油炸、炮轟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審查會有結果，是什麼問題自己知道，以後大家互相照應。」我這一大串話是對著馮某的門說的。她一聲不響，也不出屋，從此馮某也不那麼凶了。我心想她是家庭婦女，丈夫是黨員，有時借用東西，跟我老婆婆還說謝謝。只求他們老老實實住在我們這，我在幹校也放心。想想馬家廟那家姓姜的還算好些了。只是馮某她嘴裡不斷說：「我們是紅五類，無產階級……」好討厭！
我從大興縣天堂河五七幹校回來，調到西城區挖防空洞，比在幹校不能回家強多了。每天早晨頂著星星出門，晚上披著星星回家。跟馮某很少見面，也就井水不犯河水。她仍是白住房白用水電一文不給，我也不為這事跟她糾纏。
1976年唐山地震，北京受了影響，我躲地震去了河南。就在這時，給祖光分配了房子在東大橋。這次搬家祖光沒有通知我，他一人搬好了家，從河南把我接到北京。
1978年政策落實，我和祖光幾十年錯劃右派的冤案平了反，我們全家高興極了。祖光最可貴的是，記者、編輯都一個個來約他寫有關1957年錯劃右派的回憶錄和文化大革命中挨整的事情。祖光說：「我不寫，這事過去了，沒有再寫的價值了。」祖光一個字也沒有寫。
我從河南回來，房管局辦公室的同志來談關於私房落實政策的事。當時因趙樹理去世，他的夫人和孩子去了山西，另有安排；艾青一直住在北方飯店，要求把房子修繕成原來的樣子才搬回去；老舍先生雖早去世，夫人兒子也都在北京，要求回原來的房子。我們這些人都是挨整對象，房子都被人搶佔了，改建得亂七八糟了，再恢復需要大工程。
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多次來找祖光說：「馬家廟這所房已經住進七、八家，房子拆改得亂七八糟了。如騰空再修繕，國家得拿出幾十套樓房錢。你如果放棄這所房子，就給國家解決很大困難。」祖光厚道，他從來沒有伸手向國家要過什麼，為了國家他可以付出一切。同那些想盡辦法從國家手中要這要那，爭出國要待遇的人一比，祖光的為人多可貴呀！他動員我放棄四合院，住樓房。我說：「國家困難這是自己造成的！鬧革命，好好一個國家，左一運動，右一革命。國家整得窮了，也把老百姓整得家家不安。咱們一起買房的人，不是都決定要回空房，房歸原主嗎？咱們更有理由，我被整成殘疾，住平房四合院方便。國家自己整的自己承受，我們是受害的。」
最後，祖光還是同意寫一個捐獻給國家的信，收回很少象徵性的錢。
至今我仍說祖光太傻，把四合院讓出了，住房還自己拿房錢！祖光從沒有一句怨言，他說「全北京不都是這樣嗎？只有個別人有辦法要回原來的房，咱們哪兒有這個功夫？」
「四人幫」被粉碎了，各方面「落實」政策，私人房產落實政策負責人李某，親自找我和祖光合計如何落實。並舉出了幾家房主，詩人艾青、作家老舍先生及趙樹理、京劇演員張君秋、趙燕俠、馬連良、譚富英等等，房產歸還是十分困難的事。國家十分困難，每個院子都住了很多家，有的一戶三代人，兩代大男大女同住，如果把房戶搬走會給國家增添非常大的困難，如我們的房已住進八九家人，要把這些人家遷走，國家要拿出大批房來。國家實在難辦，因為不是一家的問題，祖光是個忠厚人，他看見房管局落實政策幹部說的實在難，也想到全北京市房產落實要國家付出多大代價。祖光跟我商量，如果咱們放棄四合院，有幾點好處：（一）是給國家減輕負擔；（二）落實政策的幹部也好說服別人，工作好開展；（三）咱們如回四合院，兩個兒子都成家了，兩個兒子，兩房兒媳，孫子、孫女兩個家庭住在一起，要你當這個大院的院長啊？你身體又受了傷，行動不方便，更不能操心受累。現在就要按照現在的新式家庭住。兩個兒子他們單住，要求咱們住的離兒子不遠，住單元房省事，問題也都解決了。
我一切事一向是聽丈夫的，因為他忠厚，總是先替別人想，我也就無理可說了。
看好了東大橋一套四間房子，另兩套居室，兩個兒子各住一套。他們各自住離我們近，十分鐘就來了，隨時通電話。兩個兒媳婦也都有好工作。大兒子生個孫女，二兒子生個孫子。孫子、孫女也都聽話，上學用功不叫我們操心。
我們家有現代化的傳統，我的老公公是最早教英文的教授，因此一切新式，他有11個子女，都是青年自立，自己成家立業，都是國家重要幹部，我們的兩兒一女也是青年時就自立。
他們從小上學因受父母株連，被看成出身不好，處處受歧視，不許上大學，不許入團帶紅領巾，但我的孩子用功上進，四人幫被粉碎都上了大學。大兒子吳鋼在魯藝美術學院畢業，現是藝術家，在巴黎。二兒子吳歡在電影學院畢業，現在中央電視臺當編導。女兒吳霜不許上中學，她自學了大學課程，第一次高考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中央音樂學院，又去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深造。
兒女們都各自刻苦獨立。我和祖光也都落實政策平反，祖光體諒國家困難不搬回四合院了。
在落實政策幹部的「動員」下，祖光寫了一個「自願」把王府井馬家廟九號四合院捐獻給國家的信。然後，在兒子們都不在家，我又在河南的情況下，他一個人搬了這個家，多麼難呀！在沒有一個人幫忙和支持下，祖光又雇了十幾輛三輪板車。他一人騎著自行車跟著平板車大隊搬家。兒子、女兒說：「爸爸是個老英雄，我們就是在家也插不上手。他也看不上我們幹的活。」這麼大一個家，東西這麼多，一件件，一樣樣都要經過祖光安排擺放。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勞動改造深挖防空洞長達7年，身心都受了傷，手腕膝蓋都有傷，氣候一變化，關節疼痛。怕冷，喜歡暖和，祖光看了房子先把我的桌擺放在向陽的窗子暖氣旁。為了開門關燈方便，都為我換了順手開關。要說我們夫妻是國家幹部，說實在的，任何事我們都沒麻煩過組織，也從來沒有沾過組織的光，自1949年直到現在沒有住過組織上分配的一間房子，也沒有用一件組織的家具。
我們的家搬定後祖光親自去河南洛陽市六一三軍醫院把我接回北京。祖光處處都設計得為我方便。我不能坐低的沙發椅子。書桌上檯燈、電風扇、時鐘等樣樣順手。筆紙、畫畫寫字都準備得方便、好用。書架上我愛看的書都是他親自擺放一伸手就能拿到。
自我做了吳家的媳婦，四十多年，祖光從來沒有跟我發過脾氣，也沒有為什麼大小事爭吵過，總是誰對就依誰。但為了這所四合院，我經常留戀說：「你就是不聽我的話，王府井好，是金子地帶，你替房管幹部著想可我的身體誰管？」
祖光氣火了：「我管！咱們做的每一件事都得讓人家佩報，不沾一點國家的光。」
現在我們住的樓是五層樓，我住四樓，對我這個腿受傷的人，上下樓是十分困難。但我這個人從小就習慣以苦為樂，我認為這也好，要逼我下樓鍛練，克服困難，也是生活中的動力，正是因為四層樓，我必須慢慢上下，每上下一次也是一次很好的活動治療。看來這個四樓是我終生的住處了。可是身在四樓卻永遠留戀著我的四合院，四合院曾經給我最大的幸福歡樂，可是永遠忘不了那時的中國自己傷害自己，成了血山火海、盜匪橫行的世界，我和我的全家都經歷過來了。
新鳳霞小傳
新鳳霞約生於1927年（1927～1998），原籍蘇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設計」為黃曆臘月23日。自幼被拐賣到天津，輾轉被楊姓貧民老夫婦收養長大，並受教於「堂姐」楊金香（北派京劇武生大師李蘭亭之妻）學習京劇基本功。
新鳳霞6歲學京戲，13歲改評劇，14歲任主演，20歲以後逐漸形成自己的獨特演唱方法，發展為50年代至今的最大評劇流派——新派。文革期間，殘酷迫害致病致殘謝絕舞臺，雖自幼失學，卻努力自學從事創作，寫作、繪畫均有成就，並不斷培養出青年一代的新派評劇演員。
代表劇目有：《花為媒》、《楊三姐告狀》、《三看御妹》、《乾坤帶》、《藝海深仇》、《劉巧兒》、《祥林嫂》等，其中《劉巧兒》、《花為媒》攝製成電影。
著作有《新鳳霞回憶錄》、《以苦為樂》、《我當小演員的時候》、《恩犬》、《我與溥儀皇帝》、《新鳳霞說戲》、《我和吳祖光》、《新風霞評劇譜》、《（吳祖光、新鳳霞詩書畫集）及四卷集的《新風霞回憶文叢》等二十餘種。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 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