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維新聞》發表了一組系列文章，冠以大標題《鄧小平南巡三十年》，其中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但同時也照例按官史的框架，對當年的歷史背景作了大量剪裁。如今，年青一代已經不太了解當年的真實歷史，而被中共剪裁過的官曆又用一個扭曲的模式，構築了一個洗腦模本。筆者梳理分析當年的真相，幫助讀者們重新認識鄧小平的失勢和南巡的背景。
一、鄧小平南巡的歷史背景要回溯到1988年
鄧小平南巡是1992年中國新年前的事，為什麼其背景要回溯到1988年？因為在南巡之前，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就發生了不利於鄧小平的兩度傾斜，而第一次傾斜就發生在1988年的「價格闖關」。
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經常會發生傾斜，而這樣的傾斜是鄧小平時代高層寡頭政治格局的產物。80年代初，中共高層的兩大勢力把華國鋒趕下台之後，就形成了以兩個人為領袖的寡頭政治。兩大勢力之一是鄧小平派，其主要政策是經濟改革，而主要實力基礎是對軍隊的控制；另一派即陳雲派，在中共組織部門、宣傳部門等黨務系統以及國務院經濟各部門中有根深蒂固的勢力，在經濟政策方面，陳雲派堅持不能放棄計劃經濟這個共產黨的經濟控制機器。
這兩大派就是中共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左右擺動的根源，也是理解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艱難移步的認識框架。兩大勢力各自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重大決策往往會改變中國經濟政策的方向，同時也造成高層政治天平向某一方傾斜。需要指出的是，這兩大勢力各自對重大經濟政策的影響，往往會因為效果糟糕而產生反作用力，導致另一方得到了改變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傾向的機會。另一方面，在第一線處理經濟政策實務的趙紫陽必須設法在這兩大勢力之間尋找不改變政治天平平衡的決策突破口，下面講的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
二、經濟改革「藍圖」的奇怪出籠
1978年開始的農村經濟改革衝破了計劃經濟通過人民公社體制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嚴密控制，但並沒改變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基礎——城市經濟體制；然而，農村的包產到戶對城市經濟體制開始產生衝擊，改革城市裡的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成了難以迴避的任務。1984年的中共12屆3中全會為城市體制改革打開了大門，鄧小平和陳雲兩派在一種奇怪的「配合」下，批准了城市經濟改革的初步「藍圖」。之所以給這個「藍圖」打上引號，因為它不是真正的城市體制改革的設計，只是從中共的意識形態方面為城市體制改革設法正名。而其中的過程，現在中共官史都糊塗帶過。
1984年9月9號，趙紫陽為了給他試圖推進的城市經濟改革尋找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將國務院副祕書長兼中國社科院院長馬洪寫的一篇文章批轉給政治局常委。馬洪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說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是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是趙紫陽向陳雲派系放的試探氣球。當時的政治局常委共6人，其中的胡耀邦、鄧小平會支持趙紫陽；元老葉劍英已老邁不問事，而且對經濟政策不發言；趙紫陽當時真正要試探的是常委中曾多年主管經濟工作、且堅決反對市場經濟的陳雲和李先念的意見，而擔任榮譽型「國家主席」虛銜的李先念一般情況下不會獨自出頭挑釁，多半是跟在陳雲後面。
馬洪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這個概念——「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如果把這個表述裡的所有定語都去掉，就變成了「計劃經濟就是商品經濟」。按照現代常識，商品經濟等同於市場經濟，於是這個表述也可以被理解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是市場經濟」。然而，陳雲並沒對馬洪的這個奇怪的提法表示不滿。以此為契機，趙紫陽修改了中共的意識形態，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進了中共12屆3中全會的正式文件並得到通過。從此，市場經濟導向的城市經濟改革似乎就有了一點合法性。
陳雲未對馬洪的說法不滿，很大程度上與他和馬洪多年的淵源和上下級關係有關。陳雲早在延安時期就對馬洪非常賞識；抗戰後陳雲任東北局書記，調馬洪任東北局政研室主任；1950年代前半期陳雲分管中央政府經濟工作時，馬洪被調任國家計委祕書長。正因為有這種歷史上形成的個人信任，趙紫陽選用馬洪的文章去試探陳雲的態度，成功地達到了目的。
三、1988年「價格闖關」的由來
趙紫陽於1987年秋擔任中共總書記，但當時很少有人知道，他此刻的處境其實十分艱難。他的城市經濟改革設想不但面臨陳雲、姚依林為代表的計劃經濟官僚的暗中掣肘抵抗，還不得不面對一個完全不懂宏觀經濟管理的總理李鵬；更複雜的情況是，鄧小平不安於「垂簾聽政」，會用蠻力瞎指揮，1988年的「價格闖關」政策就是如此。但是，現在中共官史把責任完全推到趙紫陽身上，而「六四」後被軟禁的趙紫陽也不便說明真相。
筆者時任國家體改委所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綜合研究室主任，代表體改所參加過國務院、國家體改委、國家計委這一時期有關經濟改革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多次討論會，了解「價格闖關」決策的幕前幕後情形，也到趙紫陽辦公室參加了數次小範圍的政策討論，比較了解趙紫陽的思路，算是「價格闖關」這一事件決策過程的親歷者。
1988年5月初鄧小平接受了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等人提出的「長痛不如短痛」的觀點，突然直接干預經濟改革政策；他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一下，能否在3到5年內完成價格改革，「不怕冒險」，要「畢其攻於一役」。政治局常委會隨後召開一次務虛會，所議8條意見與鄧小平的想法基本上相反；常委會的第2條意見是，準備一個為期5年的價格—工資改革計劃，只對部分價格作有限調整。這8條意見並未對黨內公布，本不至於引起社會動盪。
但鄧小平不滿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從5月19日到6月3日，利用會見外賓的機會，連續向外賓放話，宣布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實行「價格改革」。鄧小平此舉不僅是越俎代庖，以軍委主席的身分代替政治局宣布重大財經政策，而且直接對政治局施加壓力，逼著政治局按照他的意圖行事，這是毛澤東慣用的手法。
四、「價格闖關」的衝擊和趙紫陽的私下態度
當時筆者正在京西賓館代表體改所參加國家體改委召集的改革中長期規劃討論會，會議期間，鄧小平對外賓宣布要「價格闖關」的講話傳達到會場。筆者事先知道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等人提出的「價格闖關」構想，但我與同事一致認為，那是個愚蠢的主張。因此，在我起草的提交此次會議的改革方案中，明確表示了不可實行「價格闖關」，那除了造成社會動盪，對價格市場化毫無作用。在這次京西賓館會議中，儘管其他與會的單位都擁護鄧小平的「價格闖關」決策，筆者仍然反對。其結果是，國家體改委編輯出版各參會單位所提交的會議材料時，把我提交並在會上介紹的改革方案排除了。
鄧小平公開放話後，中央要「價格闖關」的消息不徑而走，媒體相繼報道，立即在社會上引發了心理恐慌，隨後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一場來勢凶猛的銀行擠兌和搶購商品風潮，物價迅速上漲，經濟形勢變得十分嚴峻。
當時趙紫陽其實並不相信「價格闖關」措施能取得成功，但作為經濟改革的主要領軍人物，他又不便直接反對價格改革。所以，他利用各種機會反覆發表講話表示，只有在價格改革的同時推進企業改革，價格改革才能成功。他還把周小川、樓繼偉和筆者等幾個人找到中南海勤政殿小會議室，他知道筆者是反對「價格闖關」的，所以在五個小時的談話中，主要是對周小川和樓繼偉講，苦口婆心地希望他們兩人能改變主意，但趙紫陽並沒達到目的。
五、陳雲派如何落井下石
趙紫陽所面對的不僅是鄧小平的魯莽草率，而且還必須應付陳雲、姚依林的暗中破壞。反對經濟改革、又深喑中國官場政治的老官僚姚依林知道，不能公開披逆鱗、否定鄧小平的主張，但陽奉陰違這樣的把戲，要瞞過向來不問細務的鄧小平就易如反掌了。
於是姚依林一方面在表面上做足功夫，大張旗鼓地召開各種討論會，徵求學者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對「價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意見，擺出一幅「價格闖關」勢在必行的架式；另一方面，卻利用主持制定「價格－工資改革方案」的機會，把鄧小平「價格闖關」的決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悄悄變成了提高几種商品價格的一個小幅度調價方案，把鄧小平的「價格闖關」決策無聲無息地消除於無形之中。然而，姚依林大張旗地為「價格闖關」造勢的行動，實際上煽動了老百姓的恐慌心理，起到了為社會動盪火上澆油的作用。就這樣，姚依林既不動聲色地耍了鄧小平，又把趙紫陽「架在火上烤」。
當時陳雲私下裡明確反對鄧小平的「價格闖關」主張，也猜到鄧小平在此事上必敗無疑，卻故意不提出任何批評意見，而是等著看鄧小平「走麥城」。直到1988年夏季，社會動盪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時，陳雲知道鄧小平的敗局已定，於是出面表示，必須立即停止「價格闖關」，實行「治理整頓」，重新恢復計劃經濟管理部門對經濟活動的廣泛控制。
鄧小平在失敗的現實面前不得不同意陳雲的意見。於是，自鄧小平宣布「價格闖關」之後，3個月內「價格闖關」一事無成，而引起的社會經濟動盪則動搖了國民經濟。於是中央政府於1988年9月宣布改弦更張，放棄「價格闖關」這一決策，同時決定嚴格控制物價，實行「治理整頓」，80年代的經濟改革步伐就此停頓。
六、鄧小平諉過趙紫陽也無濟於事
掀起這麼大一場經濟社會風波，又明顯是出於一項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思維指導的錯誤決策，當然得有人出面承擔責任。從1978年到1988年，經濟改革的諸多方案主要是趙紫陽等人主持制定的，而戴著「總設計師」桂冠的鄧小平只直接「設計」過一項經濟改革方案，即1988年的「價格闖關」，還未施行就宣告失敗，而且釀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然而，這個錯誤決策的始作俑者鄧小平卻讓趙紫陽代他受過。
當時鄧小平玩起了中共老一套的諉過他人的把戲，他絕口不提自己幾個月前動議「價格闖關」一事，也不提他通過向外賓放話對政治局常委會施加壓力、要常委會立即實施「價格闖關」決策的情形，更不敢追問姚依林陽奉陰違、明順暗抗的行徑，卻逼趙紫陽出來代他受過。趙紫陽不得不在1988年9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承認，「價格闖關」這一決策考慮不周。這則消息經新華社報道後鄧小平安然過關了，而一心致力於推進經濟改革的趙紫陽的形象卻因這次檢討大為受損。此後他事實上不能再過問經濟改革和經濟政策了，經濟決策的主導權被反對經濟改革的姚依林等計劃經濟官僚奪了回去。
1988年其實也是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一年，由於「價格闖關」的失敗，鄧小平不得不讓陳雲派接手經濟決策事務。於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天平開始朝反改革的陳雲派傾斜，而陳雲的地位則得到了鞏固；與此同時，官場中人都清楚，官媒關於鄧小平當初鼓吹「價格闖關」的報道歷歷在目，這是鄧小平的一筆不敢在官史中留字的舊帳。
這就是鄧小平南巡之前中共的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首度發生不利於鄧小平的傾斜，此後的「六四屠殺」又導致了政策天平和政治天平再度發生不利於鄧小平的傾斜。在鄧小平南巡之前幾年，他的「價格闖關」決策不但嚴重削弱了真正懂得經濟政治改革的趙紫陽的地位，而且也大大削弱了鄧小平自己在經濟改革方面的影響力，同時導致陳雲的反改革派重振旗鼓，這種局面是鄧小平「自釀苦酒」。而陳雲派從1988年秋天「崛起」後，其勢之大，令「六四」前奉召進京的江澤民也緊緊跟隨。然而，陳雲派的得勢後來也產生了「自種苦果」的結局，於是南巡才成為鄧小平翻盤的轉折點，而江澤民則成了鄧小平「敲頭警告」的對象。
筆者會另外撰文討論，「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南巡之前，陳雲派的進一步得勢和失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