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八十年代中期離開中國大陸、赴美留學之後，曾經有過兩、三次與大陸學術界人士和機構的接觸。一次是90年代末去上海參加一次財經類的學術會議，在上海財經大學校園舉行；另一次是2000年代香港一間大學的商學院受北京大學委託、幫助北大在美國招聘管理類的教師；再後來還有一些機構代國內的大學在美國的大學內招聘華裔教授回國、參加學術會議和學術合作之類的。
如果說，那幾次尤其是前兩次的接觸還沒有太多異樣的感受，如今二十年後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對中國大陸學術界的認識、感受到的學術環境、和學者們之間的人際關係，突然覺得，這是一個令人可怕的世界。中國的大學可能在硬體設施上越來越現代、越來越趕超世界，但在大學的精神和靈魂深處，卻越來越反動和墮落，乃至成為人間煉獄式的、畸形魔變的紅色象牙塔。
近些年接觸到許多從中國大陸的高校流亡、潛逃、脫身、奔赴自由的專家學者，他們描述的在自由社會的得到的自由呼吸的空間，心靈和思想的自由，是多麼的難能可貴。最近一位海外政論家描述，某個自稱是211院校的學生曾在網上透露，他的老師每次講到稍微觸碰政治的話題，就會對著監控攝像頭說：「這是書上面寫的，並不是我的個人看法。」「這是在號稱追求政治現代化的中國出現的事情，真乃莫大諷刺！」的確如此。
海外華媒最近刊登了一篇題為「十年後，我為什麼要辭掉上海的大學教職？」一文，頗為令人深省、觸目驚心。作者是一位法律學教授，應該說，這是一位比較「佛系」的學者，淡泊名利，只喜歡自己的本職工作，教書育人、研究學問。但就是這樣一位在西方社會一定會非常成功、事業順遂的學者，卻在中共的體制內感覺格格不入、而最後不得不辭去心愛的教職。一般來說，進入學術界的人們，鮮少會離開這個被別人尊重、也會自我珍惜的職業，倒不一定是因為優越的薪水、充裕的時間、自由思想的天地、和教書育人的滿足感；而是因為這種職業的特殊性更在於，浸淫其中的人們，會意識到作為人類知識和思想的傳承者、延續者、和新知的開發者，這一服務人類的崇高使命感。
這位法學教授博士畢業後去了上海某大學，工作十餘年，今年一月初終於走完離職手續，與人生中重要的階段揮手作別。他的朋友得知訊息，都十分不解，紛紛詢問個中緣由。他的朋友們也很困惑，你還遠未達財務自由，何來的底氣和勇氣，辭掉這份大多數人看來都是相當不錯的工作？
這位中國教授自承，他經濟狀態一般，三十多歲博士畢業，來到高校，也沒有投資意識。人們對房市津津樂道，他卻覺得無聊，四十歲才買第一套房。他最終辭去中國高校教職的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應該是個人的心境和修養、中國高校的制度、中國社會的環境、中共對高校的言論控制、中共僵化的行政體制，等等綜合原因。
這位與中國高校環境格格不入的學者的個性，使得他完全與社會脫節，是典型的象牙塔內、專一研究學問的那種人。這是美國大學校園裡非常典型的學者的特性。這位中國法律教授根本不關心學校的職稱評定等方面的東西，甚至不知道職稱評定的標準。他只是希望能夠自主選擇一些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這樣的學者，在西方社會恰恰可以大行其道，因為從系主任到院長、校長，他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學者們在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內，向深處鑽研，取得領先的研究成果。顯然，這樣的學術追求，在中國大陸已經成為一種稀罕的、少見的特性；可以想見，沒有這種追求自由學術的環境，就不可能出現真正的思想成果。
該學者描述了法學院的女性院長，一位中共官本位制度下的受益人也是受害者，如何爭強好勝的故事。她當了那麼多年院長，全然不顧學者的自身修為、謙遜內斂、和自我尊嚴，居然在辦公樓裡與另一位女副院長捲入衝突，從口角發展到肢體衝撞，宛如鬧市潑婦的爭鬥，醜態畢露，場面難看。事後雙方仍不思悔改，群發郵件，「嚴正」控訴，密集舉報，火力兇猛，活脫脫一幅當年的真紅衛兵、幡然成為現代假學者的翻版！這樣的學術環境，學者的個人修為全無，學術領袖開惡劣風氣之先，怎麼能成為高貴的象牙塔？
2004年這位學者碩士畢業後就開始在一所高校教書，後來因為崇拜一位著名學者，想考北大的博士。他週邊的人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省省吧，工作也不錯，北大那邊「又沒啥關係」，難度太大！太可憐了，中國學術界人士對自我提升、提高修為、增加學識的第一考量，居然是在那個學校有沒有什麼「關係」！看來，有關係的，必然會想方設法利用這樣的關係；沒有關係的，恐怕會想方設法打通關係。這些人還沒有開始博士課程的修練，還沒有在學術上準備好自己，就已經開始動腦筋拉關係、走後門、走捷徑去了。顯然，這樣的思路和做法，在中國大陸不是鳳毛麟角，而是學術關係的常態，這可真令人唏噓。
說這位學者頗有「佛系」的善念，在於他可以從身邊人、同學、朋友身上發生的不幸、生命的無常、人類的苦難、人身的難得等等方面，得到許多體悟。可惜的是，他未能進一步探尋佛法的真諦，不知道真正的佛法已經在世上洪傳。但他覺得發生在人類身上的諸多悲苦，正確的對待的方式，不是寬慰自己，而是相像所有你害怕的不幸，必定也會發生在你身上，這樣想你才能夠真正地寬心。「世事如風，命運賜於你的，你最終會失去，帝國顛覆，頃刻之間，況人一時之興乎，思慮及此，還有什麼放不下的？」這樣的體悟，應該說已經非常難得。祝願他早日找到佛法真諦。
滑稽的是，這位法律教授的辭職報告，寫了幾千字，他本想跟老同事好好聊聊其中的緣由，坦承自己對學院的想法。然而，作為啟動離職程序的辭職報告，他被要求由幾千字壓縮成二十一個字：「因個人原因，提出離職申請，解除勞合同，請領導批准。」一般美國的高校和許多公司，在員工離職前，都會做一個「exit interview」(離職面談)，目的是要了解這個即將離去的員工對公司有什麼樣的看法、為什麼離職等等。美國高校沒有正式的離職面談，但一般教授們在另謀高就的同時，也不吝於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原來的上司（系主任或院長）及同事。並且，美國高等教育界還有一個不成文的做法，就是大家都「過河不拆橋」，因為學術界圈子很小，全美國可能只有幾百到幾千跟你同屬一個領域的同事，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可能又在另一所高校成為同事。更關鍵的原則是，一種開放、坦誠的態度，會對整個學術界構成良性循環的環境，有利於學術交流和合作。這樣的良性生態環境，在中共鬥爭哲學、鼓勵人們互相猜忌、互相爭鬥的情況下，恐怕很難存在於中國的學術圈內。
對中國這位法學教授而言，在大學裡講課，最大的快樂就在於與同學們交流，享受在講台上陳述自己思考的感覺。當然，這也是全世界所有的大學教師們的共同想法。然而在中國大陸，「近幾年以來，這種感覺越來越少了，這份工作所能給我帶來的愉悅越來越少。」他所提及的，正是中國大學裡缺乏「學術自由」的問題。
他辭職的消息傳開後，院裡主管研究生教務的老師才坦承，說「這兩年來告你狀的越來越多。」這些的告狀、告密、打小報告，正是中共的紅色恐怖全面滲透中國的高等教育體制內部，這樣一個觸目驚心的現實。
他帶過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論文，這些年來突然冒出來好多研究生和本科生，甚至學院同事，反映他的學生的論文選題與學院論文選題的「實踐性原則宗旨不符」，甚至有反映有「政治問題」而鬧到學院。這樣的事情不是偶然的，而是年復一年的重複和糾纏。他最後不堪其煩，想想算了，不想再連累無辜的學生了，離職了就不當這個研究生導師本科生導師了!
比如，他指導的本科論文題目裡有「中華帝國法制觀」的說法，就被舉報有政治思想問題。教務打電話責問，怎麼能說中國是「中華帝國」？他心裡感到奇怪，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國為什麼不能叫帝國？
他指導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寫一個有關「民國憲法」的題目，學生將開題答辯情況反饋給他，說有老師認為這個題目可能要「承擔風險」。他說不用怕，正常規範的學術研究有什麼可說的，可這位女學生卻被嚇得夠嗆，最後她嚴格自我審查，重新改了題目。
他的領域因多涉及外國公法，他讓碩士研究生寫個外國憲法案例的畢業論文。答辯時答辯老師卻炮轟，「中國案例那麼多，為什麼研究美國案例？」「這對中國法律有什麼實踐意義？」這些問題屢次把學生嚇得夠嗆，怕畢不了業。這樣的學術環境，的確太令人窒息。
此外，中國的教學環境變得日益惡劣，中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方位的攻城掠地。中國教師上課時千人一面、千課一講，也與這位特立獨行的法律教授的授課風格相抵觸。怪不得這位具有獨立思想和人格的教師，會不得不離開中國大學的講台。
還有一個非常滑稽和恐怖的故事。他去年有一次在上課期間，突然後門進來一位教務督導，落座來巡查聽課。督導課後走到講台與他交談，問怎麼沒聽到「思想政治」的內容。還好，他糊弄說您來前剛剛講過，班上的前幾排學生也不錯，這次沒有出賣老師，馬上應和幫他糊弄搭腔，他們心照不宣、相視而笑，過了這一關。仔細想想，這真是令人震驚，這簡直就是蓋世太保直接進入課堂，用共產主義的邪說控制教師和課堂！
美國高校裡，因為評副教授、正教授，都需要同儕教授的課堂教學評介，也需要上司(系主任、院長)的課堂評介。我們商學院的院長如果要來我的課堂聽課，會提前徵求我的意見，跟我約好時間，某天某日在某課程的課堂內見面。我可能會客氣的介紹院長給我的學生，也可能根本就不提及他，就當他不存在一樣。課後，院長會評介我的教學方法、教學風格、教學特色、與學生的互動、及綜合的教學有效性。但是，所有的美國大學行政人員都知道，他們絕不會就課堂講課的內容，對教授有任何的異議。因為這涉及到敏感的學術自由的問題。中共政治督導突然的、無預先通知的進入課堂進行政治審查，並赤裸裸的對教師進行責難和威脅，說明中共法西斯對中國高校及教師和課堂的滲透與控制，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令人髮指的地步。
中國的象牙塔，在中共治下，顯然，已經變成了人間的煉獄。
（謝田博士是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市場學教授暨約翰奧林棕櫚講席教授）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