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0月02日訊】
第六章 審官第四
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為轅，曲者以為輪，長者以為棟樑，短者以為栱角；無曲直長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謀，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然則函牛之鼎，不可處以烹雞；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獸；一鈞之器，不能容以江漢之流；百石之車，不可滿以斗筲之粟。何則？大非小之量，輕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長，能有巨細，或蘊百而尚少，或統一而為多；有輕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賴以成職。委任責成，不勞而化，此設官之當也。斯二者治亂之源。
立國制人，資股肱以合德；宣風道俗，俟明賢而寄心。列宿騰天，助陰光之夕照；百川決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猶假物而為大；君人御下，統極理時，獨運方寸之心，以括九區之內，不資眾力何以成功？必須明職審賢，擇材分祿。得其人則風行化洽，失其用則虧教傷人。故云則哲惟難，良可慎也！
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吏治的成功。吏治為什麼成功呢？首要因素，與其說是太宗純正、高超的「審官」藝術，不如說是太宗的胸襟、氣魄。
太宗待人以誠，善用天下英才
貞觀一朝「君臣同體」，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難得的。難得就難得在太宗光明正大、以誠待人、勤政憂民、從善如流。這裡講四點。
其一，「民無信不立」，太宗以誠信為本。這可與隋文帝相比較。隋文帝也重吏治，嚴劾貪官污吏。自東漢末葉以來，吏治敗壞，官吏貪贓枉法、峻削百姓，視為當然，經隋文帝整飭，朝廷惠政才真正施及百姓。不過，隋文帝搞「釣魚執法」，「又往往潛令人賂遺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無所寬貸。」（《隋書‧高帝紀》）太宗不屑此。《貞觀政要‧誠信》記載：有人上書除奸臣，方法是太宗佯裝大怒來測試大臣們，若能不畏懼陛下的怒氣，誠摯直率地進言進諫的人，就是正直的人，逢迎諂媚順從陛下意旨的，就是奸佞小人。太宗說，「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理不可得。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光明正大之君，才能有此言！
其二，君臣一體、相互保全。君臣關係相當複雜，妥當處理極要水平。《貞觀政要‧政體》記載：太宗讀書，每當看到夏桀殘殺關龍逢、漢景帝錯誅殺晁錯時，未嘗不拋下書卷嘆息；而隋煬帝殘暴，死於匹夫之手，天下百姓很少有人為他痛惜的，又令太宗警戒。太宗對大臣們說：你們替我想想隋朝滅亡的事情，我為你們想想關龍逢、晁錯被殺的教訓，君臣之間互相保全，豈不很好！貞觀十七年（643年），太宗命閻立本在凌煙閣內繪二十四功臣，畫像比例皆真人大小，且常於前懷舊。這就根本不同於劉邦、朱元璋之殺戮功臣！
其三，唯才是舉，一視同仁，不論出處。最突出的，很多是出身前隋遺臣或敵對陣營的人，太宗也都坦誠相待。《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袁朗傳》記載的隱太子所羅致的人才，如李綱、竇軌、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魏徵、王珪、徐師謩、歐陽詢、任璨、唐臨、韋挺、庾抱、唐憲等等，後來幾乎都成了貞觀名臣。《舊唐書》說太宗「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可謂的論。
其四，重視刺史和縣令的人選，因為這關係到一方百姓能否安居樂業。這與以往不重視地方官的傳統，有很大的區別。《貞觀政要‧擇官》記載：太宗親自挑選刺史，縣令則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員每人推薦一人。太宗擔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撫百姓，有時到半夜還睡不著；還在屏風上記下他們的姓名，坐著躺下都可看看，他們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記在他們的名下。
正是因為太宗有如此之心性基礎和遠見卓識，故其知人善任，用人藝術爐火純青，人才濟濟，吏治清明。
但是，吏治清明還需要一個制度前提。換句話說，「審官」的「審」，是根據官職、崗位來審，以求做到「人崗匹配」；要想「審官」有效，這就需要職官體系設計得當，而職官體系又牽涉到一朝的基本制度是否合理的問題，在這方面，太宗有卓越貢獻。下面略談兩條。
三省六部制、科舉制等為有效「審官」奠定了堅實基礎
歷史學者普遍認為，唐制淵源於隋，隋則承北朝餘緒兼及南朝梁陳之典章制度，至太宗時斟酌損益，制定完善。其最重要者有四：租庸調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科舉制。這被稱為「唐代輝煌文化的四大柱石」。其中，三省六部制是職官體系設計的基石，科舉制是客觀選拔人才的制度，於「審官」關係尤大。
先說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設在中央。三省指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其中，中書省秉承皇帝旨意，負責策劃國家的大政方針，並起草詔、敕、令等，職在「獻納制冊，敷揚宣勞」；門下省負責對中書省策劃起草的詔、敕、令等進行審議審核，有「封駁」退回中書省重新起草和對所起草詔、敕、令等加以修改的權力，職在「侍從獻替，規駁非宜」。經中書省策劃起草和門下省審議審核而成熟的詔、敕、令等，呈皇帝「畫敕」認可後，再由門下省鈐印，下達給尚書省予以貫徹執行。尚書省是中央行政中樞，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負責詔、敕、令的具體實施和其它政務的具體執行，職在「統會眾務，舉持繩目」。
這樣，決策和執行相分離，而決策過程中，三省分工、相互制衡、群策群力，最大限度保證了決策的合理性，這是相當高度的制度文明成就，為後朝沿用。
再說科舉制。選拔官吏，歷來為難，而科舉制被稱為「史上最公平的選官制」。科舉制為隋初創，唐朝予以完善，從下至上形成一套完整的體系。與前朝相比，報考條件與錄取標準也更加開放公平。唐朝時的科舉，沒有財產年齡限制，除少數特定身分之人，如觸犯法律者、商優娼及州縣小吏不得報考科舉，原則上人人皆可「投牒自進」報名參考。唐代科舉，科目很多，而以進士科最難，也最為顯赫。太宗朝二十三年中錄取的進士，共只二百零五人，可見其珍稀。科舉制影響巨大、深遠，太宗也頗為自得。據《唐摭言》卷一記載，太宗曾「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
人君的責任是設立百官、分封職守、闡明德義、教化萬民（「夫設官分職，所以闡化宣風」）。做好這，就要有「良匠無棄材，明主無棄士」之心，也就是要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當代人力資源管理說，什麼是垃圾？垃圾就是放錯了位置的人才。放對了位置，不就是人才了嗎！可以說，人才處處皆有，關鍵是你能不能發現。
《貞觀政要‧擇官》記載一則故事：太宗要封德彝薦人，封說還沒有發現，太宗說哪個朝代沒有人才，難道你要我借才於異代嗎？（「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的確，一世有一世之人才，一世之人才足夠一世之用，關鍵是能不能充分、有效的發現、選拔、培育、使用人才。
不過，「知人善用」就連堯帝也感到很難，故太宗說「則哲惟難，良可慎也！」但正因為深知其中甘苦，故太宗「審官」尤有見識：「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而要做到這，歸根到底，取決於人君自身的修為。如果人君如「君體」篇所說的「寬大」、「平正」、「威德」、「慈厚」，可能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從這個角度講，古人所說 「身在公門好修行」，對人君尤其如此。
附錄：「審官第四」大意
一個國家設立百官，分封職守，是用來闡明德義，教化萬民的。所以聖明的君主任人選官，就好像能工巧匠製作木器一樣：直的就用它做車轅，曲的就用它做車輪；長的就用它做棟樑，短的就用它做栱角；無論是曲的、直的、長的、短的，都能派上用場。聖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和能工巧匠選用木料是同樣的道理：智慧的人就採用他的謀略，愚笨的人就使用他的蠻力，勇敢的人就運用他的威武，膽小的人就利用他的謹慎；無論是聰明、愚笨、勇敢還是膽小的，都會全面考察來任用他。
所以，對於一個良好的工匠來說，沒有無用之材；對於一個聖明的君主來說，沒有無用的人。對於一個人，不能因為他做了一件壞事，就忘掉他所做過的好事；也不能因為他有一點小的過錯，就抹殺掉他的功績。應該根據不同的政務，分設不同的職能部門來管理，儘量發揮他們所具有的能力。不過，能裝下一頭牛的大鼎，就不適合用來煮雞；狸貓只能捕鼠，就不用它去與猛獸搏鬥；只能放三十斤東西的容器，不能讓它去容納長江和漢水；能裝一百石糧食的車，如果你只放幾斗粟米，那麼它就不能裝滿。這麼說來，大的東西不能用小的標準來衡量，輕的不能當成重的用。今天，人與人的智慧各有長短，能力有大有小。有的人兼作很多事務還感覺少，有的人只承擔一項事務卻覺得很多。對於才能疏淺的人，不能讓他擔當重任；對於能力不大的人，不能把要求能力大的職務託付給他。如果委任的官員都能夠勝任，不用過分操勞就能把國家治理好，那說明設官分職、任用人員是妥當的。用人得當還是失當，這是國家大治或是動亂的根本原因。
治理國家和萬民，要依靠忠良之臣共同的德行；宣播仁風，教化良俗，要寄託在明哲賢能的人的身上。眾星布列在天空，增加了夜晚月照的光芒；百川流入大海，增添了大海的深廣。大海那麼深廣，月亮那麼明朗，仍然需要藉助其它的東西來壯大自己。作為國君統治天下，總統三極，循理四時，單以自己的方寸之心，來料理整個天下的事務，如果不去藉助眾人的力量，怎麼能夠成功呢？所以必須明辨職位大小，審識賢俊可否，選擇材能短長，據此分頒他們的爵位和俸祿。如果用人得當，就會仁風流行，教化得施；如果用人不得當，就會教化不行，有傷人倫。所以說知人善任非常重要，就連堯帝也感覺到知人很難，一定要慎重對待啊！@*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