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的20周年。紀念這個可怕的日子，我個人感觸頗深。那天發生的事情和自那以後的種種曲折歷歷在目，一時間五味雜陳。
對我來說，這是我職業生涯中最令人震驚和最重要的一天。那天早上起床後，我急切地想要準備副總統在國會山接待外國貴賓事宜。他將與眾議院議長一起主持澳大利亞總理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的聯席會議演講。經濟和外交政策是議程上的重中之重，特別是對亞洲和中東的政策。
在與白宮西翼員工核實後勤工作後，我回到了行政辦公大樓的國家安全套房。一進門，一名軍官就對我說：「先生，你得看看電視上發生了什麼。」當我們討論飛機的類型和如此高層的消防救援的獨特挑戰時，我們看到第二座樓被撞。我們明白了這是蓄意攻擊。隨後，整個白宮被緊急疏散。
當數千名工作人員擠滿了17街時，我們得知五角大樓遭到襲擊，也聽說其它飛機下落不明。我們被告知，極少數被派往總統緊急行動中心（PEOC）的人員應該立即回家。我和同事們一起步行約三英里到國家動物園，第一次有機會通過電話與家人聯繫，第一次有機會登上地鐵回家。
和世界上大多數美國人和朋友一樣，我在電視上目睹了那可怕的一天。我女兒當時只有2歲，她問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在電視台意識到並切斷直播之前，畫面顯示屍體砸落在記者身後。我們目睹了破壞、恐慌和損失。我們感到憤怒和悲傷，但大多數人決心在第二天調整過來，重返工作崗位，並盡一切可能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打敗這個敵人。
考慮到最近政治的瘋狂和兩極分化，今天很難想像美國人民，無論左派右派，以及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都曾聚集在美國國旗周圍（在之後的很多年中，我們一直佩戴國旗領針），向我們的急救人員致敬，並支持我們的軍隊，因為他們準備履行布什總統的承諾，「撞毀大樓的人很快就會聽到我們所有人的聲音。」
當時很流行的一個說法是「9·11改變了一切」。在緊接下來的一個時期，它確實改變了一切。
9月10日的優先事項是經濟復甦、與俄羅斯重新平衡關係、尋求與印度合作的新機會，以及從克林頓與中共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過渡到布什的「火神」外交政策顧問在2000年競選期間倡導的「戰略競爭」。
「9·11」事件後，全球反恐戰爭成為所有關係的第一要務，「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躍升到第二位。在基辛格的「現實政治」實踐者的眼中，俄羅斯的重要性下降到了中等層面；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問題上，我們給予印度強硬的支持；而我們對中共的態度又回到了傳統思維的溫水浴中——尋求合作而非競爭。
當20年後我們回顧這些政策，有證據表明，我們最初的調整和反應確實遏制了對美國本土的攻擊，並挫敗了主要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網絡。不幸的是，對中共（和其它國家）的軟弱使得北朝鮮的核能力正常化，並使伊朗的核能力取得重大進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重大軍事行動中從最初的「震驚和敬畏」不幸地讓位於長時間的任務拖延、反叛亂和撤退，並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了美國公眾和大多數盟國的支持。
與COVID-19的「15天拉平曲線」類似，美國與中共合作（而非競爭）貫穿了布什政府隨後的7年和奧巴馬政府的整個8年。川普（特朗普）政府執政的4年看起來只是一種反常現象，而不是方向的糾正，而美國對華政策現在似乎堅定地回到了「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軌道上。其首要任務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千禧年協議（而不是挽救美國人的生命或就業）。
在這個重大日子的20周年之際，最大的失敗感來源於塔利班新政府的成立，中共在設法損害盟國對美國威懾力的信心，而美國令人生氣的軟弱使這種新的世界亂局成為可能。
作者簡介：
葉望輝（Stephen Yates）是一名分析師，和一名在政治、政策、媒體和國家安全事務等高層和基層有著罕見的經驗的從業者。他是總統決策、領導力、國際事務和戰略溝通方面的有成就的專家。葉望輝於2001年至2005年在白宮擔任負責國家安全事務的副總統副助理。
原文「9/11 Didn’t ‘Change Everything’」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