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中央網信辦公布《關於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藝人榜單、優化調整排行規則、嚴管明星經紀公司等十項措施；同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為10.11億，互聯網普及率71.6%。
8月28日，中紀委網站發表評論《流量明星「翻篇」了》，將網絡流量明星、飯圈一頓拳打腳踢，橫批豎罵，文章最後援引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許素菊的話說：「各方面更要重拳整治網絡亂象，弘揚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滋養人心、滋養社會。」
中紀委是管黨官的，怎麼腰斬起流量明星文化了呢？且就在8月份，中紀委就接連對吳亦凡事件、阿里性侵案嚴厲發聲，豈不是牛刀宰雞。箇中原因，《流量明星「翻篇」了》算是撂底了。
網絡時代，娛樂至死，流量為王。網絡山頭，也時興占山為王，飯圈文化、明星模式、粉絲打賞，與中共與日俱增的極權擴張不是形成了良好的對接模式，而是構成了中共難以容忍的對沖格局。
簡單歸納了一下，習近平和中共對明星文化心存四大忌憚和憂慮。
憂慮一：流量資本膨脹對國家經濟命脈的衝擊
2020年12月29日，在中共召開的「2020-2021中國經濟年會」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就放風，互聯網平台企業發展要依法依規。這次中央級會議首次將「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列為重點任務，指出國內資本過多聚焦於流量變現而不注重原創性和基礎性創新的問題。
國內一些金融學者分析，資本無序擴張會導致壟斷、加高企業槓桿、降低市場效率、侵犯消費者權益、阻礙行業和技術創新等。互聯網平台企業曾被中共作為數字化新興企業來扶持，中共為何轉臉就歷數其罪了呢？
關鍵原因是中美貿易戰和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後，中共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倒逼國際社會全面圍堵中共，中共在國際社會幾成孤家寡人，過去靠偷竊西方科技，盜取美國知識產權的做法一去不復返了，加上中共幾十年來的計劃生育使人口不斷下降，習近平又不斷地在國內強力左轉，排演閉關鎖國的文革模式。此前40年的全球化紅利、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支撐起的家底，被貪官們已經敗完了，剩下的爛攤子，習近平又加速使其腐爛，如今是內外交困，窮途末路。
當航空發動機、芯片技術、光刻機、激光雷達等卡脖子產業和實體經濟的不景氣使中共一籌莫展的時候，當中共那隻偷東西的黑手被歐美斬斷、鮮血淋漓的時候，科技巨擎們、明星們、娘炮們正在資本海洋裡暢遊，在無量粉絲的追捧下秀姿賣萌，試想，中共能受得了這份窩囊氣嗎？磨刀霍霍是情理之中。
不過，在中共的天下，無論是何種資本與何方神聖，那塊黑土上的資本大豐收，如果不黏上中共的屎臭是不可能做大的，互聯網平台頭部企業與流量明星，哪個背後不拐彎抹角的都有點紅色靠山？
可以養你也可以宰你。在中共那裡，沒有不敗的金主與永恆的明星，英雄變狗熊、明星成罪犯是分分秒秒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共產中國，沒有從天而降的資本，只有如履薄冰的危局。
憂慮二：資本與政治對接，挑戰習威權
資本帝國也是國。國無二君、山無二虎。倘若資本的背後有著政治宿敵的背書，那危險來臨是遲早的事。
2014年，坊間就盛傳，馬雲玩的不是市場，是政治經濟學。《紐約時報》2012年披露，阿里巴巴2012年9月完成了78億美元融資，其中有江志成的博裕資本、劉樂飛的中信資本太子黨紅色資本。
2013年，《南華早報》發表馬雲對六四評價：「鄧小平對『六四』鎮壓做出的決定是個不完美、卻是最正確的決定。」被外界認為是馬雲主動向中共輸誠。2014年阿里巴巴紐約IPO上市，中投、博裕、國開金融和中信資本等四家資本由當初從雅虎回購額20億美元，漲到了112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2021年7月報導，螞蟻IPO被中共叫停之前，中共調查發現其股權架構包含博裕資本（Boyu Capital），其以迂迴方式，透過私募基金「北京京管」持有螞蟻股權，此外還有前政治局常委賈慶林的女婿李伯潭亦通過控制北京昭德投資持有螞蟻。
江派目前是反習的主導力量。李伯潭曾在北京故宮附近有一個私人茅台會所，被習近平視為有損中共形象。習近平曾私下批評中共腐敗官員：「你們這些人，不是死在酒桌上，就是死在床上。」
坊間傳聞趙薇和馬雲多有交集。2014年，趙薇、黃有龍夫婦斥資31億港元買入阿里影業19.3億股，股權占比達9.81%，成為阿里影業的第二大股東。2016年，趙薇用註冊資金僅200萬的龍薇公司持有6000萬的自有資金，加上銀行貸款30億，「槓桿撬動」收購了萬家文化30%的股權，被中共叫停處罰。
此次趙薇出事，被指與浙江杭州落馬的周江勇有關，而周江勇又與馬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憂慮三：飯圈文化已成習思想全面入場絆腳石
流量為王亦為王。但要想成為流量明星王者，運作流量經濟，吃力量紅利，你不被「潛規則」，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中共國的特色。中共黨魁江澤民曾「以身作則」欽定這一規則。當年，江要潛規則劉曉慶被拒，後來將劉曉慶以漏稅罪名入獄。宋祖英就「聰明」多了，主動與江苟合，紅極一時。
打造流量明星需要藝術與機緣、資本、人脈，當然還需要巨大的粉絲人氣所積累起的數據流，這套綜合的運行機制才會帶來節目收視和點擊量和滾滾而來的商業資源。
動輒幾千萬的流量明星粉絲話題敘事所形成的輿論場和影響力，如果跟中共當下的主旋律、習思想入課堂沒有半毛錢關係，實際上的確也沒有半毛錢關係，那中共會做何感想？
當課上課下、校內校外，生活起居、交友攀談中，青少年們都在追星打賞，向「油頭粉面A4腰、矯揉造作蘭花指」看齊，而不是向習思想、黨中央看齊時，這不是在給黨國打臉，給領袖作癟子嗎？
《光明日報》炮轟流量明星文化，「這股從娛樂圈席捲而來的病態審美風潮，對青少年審美取向的惡劣影響，不能不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中共真的是在關心青少年、關心下一代嗎？
中共將其鬥爭哲學黨文化包裝成現代治理文明，打包成全國的大中小學教材和文宣影視作品，諸如「黃繼光堵搶眼」「半夜雞叫」「劉文彩」這樣的經典謊言仍在毒害著青少年，將黨國混淆、仇美恨日的仇恨愛國理論灌輸給了舉國民眾，將打土豪分田地鬥地主的血腥排演搬進了幼兒園。校園裡、象牙塔中，官富子女霸凌、教師性侵、學生舉報、學術腐敗、論文作弊、禁錮言論、輿情控制等亂象與文革之風盛行，這些個不齒的事情，哪一樣比所謂的「粉絲文化」含毒量小？
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學生走出課堂，身處社會，看到的是充斥街頭的情色文化、暴力打鬥與警察濫權執法，從城市到鄉村，感受到是中共各級官員的貪腐無能、野蠻執政、權錢交易及二奶文化，在三觀盡毀的洪流中，青少年是有樣學樣。這就是中共宣稱的主旋律與「正能量」。
在改造思想工程上，中共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了，它會在流量明星面前低頭喊服、折戟認輸？絕對不會的。當飯圈文化已成習思想全面入場的絆腳石時，它是一定要出手的。
憂慮四：中共政權式微，網絡「顏色革命」不是沒有可能
觀念指導行為，輿論就是力量。改革開放初期，中共由一窮二白的極端政治生態轉身，為了吸引外資和釋放勞動者的勞動力，中共不得不採取了相對的文化多元狀態，以此來證明自身的前進與發展，蠱惑人心。
如今，中共政權日漸式微，網絡平台多元意識對政權維穩來說是弊大於利，那它就一定會收緊輿論尺度。為此，中共連卡拉OK 的曲單都不放過。
8月27日，中共網信辦發出整肅財經自媒體信號，稱將聯合發改委、財政部、人總行打擊8類財經帳號平台：諸如歪曲解讀中國財經方針政策、宏觀經濟數據，惡意唱空中國金融市場、唱衰中國經濟等。
早在2016年，中共就將網絡顏色革命納入維穩監管之中，並反過來利用網絡顏色革命陰謀論打擊維權群體和律師全體以及國外NGO組織。
2020年1月武漢疫情爆發，多個吹哨人在網絡爆料病毒真相，遭到中共整肅，直到目前，疫情信息只能任由官方發布不實消息。
2020年2月15日，一個署名為「不信邪的武漢人」在網上發表《吹起網絡顏色革命的集結號》，號召與中共在互聯網上打一場人民戰爭。
武漢肺炎期間，作家方方每日在網上發表一篇紀實日記，被中共小粉紅和大五毛稱為向美國遞刀子，就差沒被扣上網絡顏色革命的帽子了。
2020年12月，《環球時報》刊登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沈逸教授的觀點，認為新型「顏色革命」核心特徵包括：「組織結構呈現真正意義上的『網絡化』，出現沒有顯著單一中心節點的『多中心協調機制』，而包括加密通訊軟件在內的信息技術的發展，為這種架構賦予充分的動能；……『顏色革命』與蓬勃發展的粉絲經濟生態呈現密切互動。中國香港以及泰國等地的相關案例顯示，借用『飯圈』進行籌款，組織後勤，以及在社交平台上控評等，正成為新型『顏色革命』的顯著特點。」
沈逸同時提出，預防和回應「顏色革命」的風險和挑戰，要避免資本對輿論的控制。在實踐中，抵制代表不當利益的灰色公關群體全方位滲透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治理抓手。
綜上所述，中共對飯圈文化和互聯網資本的整治與打擊並非一通亂拳、空穴來風，而是有預謀、有規劃、有目的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