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8月28日訊】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正月，在四海臣民的賀歲聲中，唐太宗廟謨深遠，撰著《帝範》十二篇共4000餘字，將自己戎馬一生的征戰經驗、勵精圖治的治國之道，作為對太子李治的訓誡之辭。次年，太宗與世長辭。
《帝範》祕藏宮中，鮮為人知。新、舊《唐書》雖有記載，僅僅說明《帝範》內容有四卷，詳文不知。《資治通鑑》也未見全文。《帝範》在宋代遺失，大多數內容已不為世人所知。慶幸的是，在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帝範》一書在雲南被意外發現，重現於世。清代乾隆年間編撰《四庫全書》，大儒紀昀等人參照元人注釋，並考證其誤，重作列注，附於原文之中，上奏清高宗弘曆過目，經批准後，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一》。此外，清朝又有日本寬文本回傳中國。
本文是學習《帝範》筆者的一些淺見，敬請大家指教。
第一章 引言
一、今天為什麼學《帝範》？
《帝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明珠。學習《帝範》，首先要明白學習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概括而言，竊以為，如下三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我們生活和各種人群、各類民族、各國人打交道，需要講普世價值。但什麼是普世價值呢？這就涉及到傳統文化了，因為傳統文化是普世價值的基礎。從歷史上講，東西方文化不同，但普世價值是共同的，只是表現方式不一。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的確是「性相近、習相遠」。什麼又是「性」呢？「人之初，性本善」。普世價值是「性本善」的一種表現，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所在，是人類的大智慧。從普世價值的角度來理解傳統文化，對今日之人類尤為重要。
第二，當今世界，科技發達、物質豐富，令人眼花繚亂；但另一方面，人類又陷入空前的危機，毀滅並非不可想像之事，是為「人類困境」。人類怎麼走出困境？要返觀歷史，借重傳統文化。傳統文化是我們透視、剖析現狀，尋找出路的一面鏡子。
以上兩點是普遍而言的。對於華人來說，又有其特別重要之處。華人的根在哪裡？在傳統文化上。中共竊國，「文化大革命」乾坤倒轉，至少在文化意義上大陸人已是亡國奴了。海外華人呢？遠離祖國，旅居異邦，只有學習、傳承傳統文化，才能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把根留住，維持生機。
中國傳統文化不是抽象的，它有無數的載體和表現。我們這就講到了學習《帝範》的具體價值，也講三條。
第一，「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祗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帝範》後序）。唐太宗千古一帝，其對人生的體悟、對世界的察識，可以說達到了巔峰狀態，足資後人「取法」。
第二，《帝範》是太宗的政治遺囑和絕筆之文，「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他將此書賜給太子，語重心長地說：「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帝範》凝結著太宗一生的心血，是學習太宗的首選。
第三，《帝範》既是一篇以君主的身分討論君主的宏文，前所未有；又是一篇父子交心之作，祕藏皇室。滿篇卓識，一片苦心，真誠、坦蕩，沒有虛情，全無偽文，是謂至珍。
二、如何學習？
學習《帝範》，學習傳統文化，不要把它當作單純的知識來學，滿足於「曉得了」，而是要「入心」，人要因此有所變化。《論語》一開始講什麼？「學而時習之」。「學」不僅要「思」（「學而不思則罔」），更要「習」。「習」是什麼？操練、練習，要身心俱化。
子路跟孔子說，老師請慢點講，上次講的我還沒做到呢！（「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這是古人學習的一個榜樣。
我們要特別注意，學習傳統文化一定避免「博物館化」。什麼是「博物館化」呢？就是雖然在讀經典，但就像參觀古代埃及文物一樣，和我們的生命沒有多大的關係，和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大關係，人沒有得到改變、提升。我們講個孔子學習的故事：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史記‧孔子世家》）
這個故事意涵很多、很深，孔子之所以為聖人由此可以一窺。雖然，每個人的根基不一樣，所處的生活環境千差萬別，學習的動機和出發點也因人而異，但都可以從孔子身上得到啟發。
不過，畢竟現代人離孔子太遙遠了。我們也講一下現代人學習歷史、學習傳統文化的態度問題。學習方法因人而異，但學習態度必須講究。學習態度上，前人多有垂範，這裡僅引述近代兩位歷史學家的觀點，供借鑑。
其一，陳寅恪先生的「了解之同情」說：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陳先生這個態度，也有淵源。例如，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篇嘗謂：「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
其二，錢穆先生的「溫情和敬意」說：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只算一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識的國民）。二、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推諉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國史大綱》）
三、關於唐太宗和《帝範》的兩點說明
1. 唐太宗「崇文」與三教齊興
《帝範》的壓軸篇就是「崇文」：「夫功成設樂，治定制禮。禮樂之興，以儒為本。」儒為正宗，但非獨尊。太宗對儒釋道三教採取的是「齊興」政策。唐尊老子為先祖，故重道教，「道在佛前」，但佛教也在大興。太宗晚年與玄奘往來甚深，「數攘袂嘆曰：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還寫下了著名的《大唐三藏聖教序》。此外，唐代對外來宗教相對寬容，期間多有外來教士傳授教法，如景教、拜火教、摩尼教等等。
唐朝之所以是近2500年中國歷史的最高峰，與太宗的「三教齊興」有莫大關係。這裡講一件事情。高祖時，佛道之爭頗烈。武德九年（626年），高祖惑於太史令傅奕，決心罷黜佛教，命令已經發出，但玄武門事件突起，李淵被迫禪位，廢黜佛教的事自此擱置。這可是歷史的關鍵時刻，不然，唐朝的歷史還不知道在哪條路上走呢。總的來說，有唐一代，尊奉正教，後來武宗李炎「會昌滅佛」只是一個特別的插曲。
在中外歷史上，一些有作為的帝王卻迫害正教，給自己和國家帶來了厄運。例如中國歷史有名的「三武一宗」法難（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後周世宗）。北魏第三位皇帝太武帝拓跋燾（408—452），出生體貌瑰異，太祖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子也。」自幼「聰明大度，應付裕如」，心懷「廓定四表，混一戎華」之志，統一北方、大破柔然、飲馬長江，敵國劉宋也稱其「英圖武略，事駕前古」。卻偏偏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滅佛運動，命運陡轉，四十五歲時遇弒而死。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也是雄主，他如果多活10年，將會一統天下，就沒有後來隋文帝楊堅的事了；後周世宗柴榮（921—959）被後世稱為「英明之主」，戰功赫赫，如果不是在戰爭中暴病、速死，同樣也就沒有了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了，但這兩人都因滅佛，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又如，古羅馬帝國迫害基督教近300年，空前的橫跨亞歐非的大帝國灰飛煙滅。公元64年，古羅馬尼祿焚羅馬迫害基督徒，給尼祿和羅馬人民種下了禍根：65年，古羅馬爆發瘟疫；68年，羅馬城暴動，尼祿在逃亡中自殺，時年31歲。但是，繼任的帝王們不自醒悟、繼續迫害，包括著名的「五賢帝」（96年至180年，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稱讚這是「人類最幸福的年代」）。「五賢帝」最後一位是奧勒留（Aurelius，161年—180年在位），被後人稱為哲學家、軍事家，有《沉思錄》一書傳世，卻延續迫害政策；166年，一場大瘟疫降臨，肆虐16年，奧勒留也葬身其中。可惜，許多人不悟（包括一些大思想家），甚至妄稱信奉基督教才是古羅馬亡國的原因。
2. 「貞觀之治」標榜千秋，《帝範》彰揚「道統」
太宗在位期間（627年—649年），崇善廣德，恩澤四方。《新唐書》稱讚太宗「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為什麼能做到呢？關鍵是太宗繼承發揚了「道統」。
什麼是道統呢？康熙帝有言「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中山先生曾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道統」是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核心。「道統」有十六字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確地解讀，歷來都有爭議。但大體上，《大學》所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與其是相通的。最簡單的說法，就是修己安民。「內聖外王」庶近也。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帝範》，「雖不中，亦不遠」。
太宗光大「道統」，王道治國，遂有貞觀之治。不過，要不要行「王道」，君臣之間曾有一場辯論。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魏）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化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太宗還是採納魏徵建議。
結果，「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河南、隴右，饑饉尤甚，一匹絹才得一斗米。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貞觀政要》）
許多人認為「王道」是個幻想，政治是現實的，還得來「霸道」。這裡也講個歷史故事。漢元帝劉奭（前75年—前33年）是漢宣帝劉洵在民間時所生長子，八歲被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對宣帝任用文法吏，持刑太深多有異議，曾勸諫宣帝應該用儒生治理天下，而遭到宣帝訓斥：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並說：「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史家也多認為漢室之衰始於元帝（王昭君事就出在此朝）。
其實，漢室之衰，是有深刻原因的，並非「純任德教」，而是不會「純任德教」之故。「貞觀之治」不就證明了「王道」之真實不虛嗎！太宗之胸襟、膽略、見識、功績，真真千古難得一見。@*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樂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