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在共產國際操控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會議的共15人，分別是：
共產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馬林，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陳獨秀指派包惠僧帶去了他的信件。
值此中共百年之際，特簡要回顧一下上述15人的最後結局。
被共產黨整死或政敵殺害的七位
尼克爾斯基和馬林，是奉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之命，以共產國際代表身分，專程到中國從事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的兩個外國人。
1921年6月，尼克爾斯基受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委派，帶著共產國際指示與經費到上海，與來自荷蘭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合後，與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繫。1921年7月23日，尼克爾斯基、馬林出席了中共一大，並在會前、會中、會後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1938年9月21日，尼克爾斯卻被蘇聯共產黨以犯「間諜罪」在哈巴羅夫斯克槍決。馬林則在1942年被占領荷蘭的納粹槍決。
中共一大代表中，四人死於中共政敵，一人被中共整死。
李漢俊，湖北潛江人，曾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通曉日、德、法、英四國語言，是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之一。1927年12月17日，李漢俊被武漢衛戍區司令胡宗鐸，以「共黨首要分子」抓捕，當晚被槍決。
鄧恩銘，1931年4月5日，被中華民國山東省臨時軍法會判處死刑並槍決。何叔衡，1935年在福建長汀突圍時，跳崖摔死。陳譚秋，1943年9月27日，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被軍閥盛世才祕密處死。
李達，1966年8月24日，被中共作為「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共黨內的文化名人紛紛被打倒。北京打倒了中共的三個「大筆桿子」——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湖北則揪出了時任武漢大學校長、中共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
同年，7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通過《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上報中央組織部。7月27日，中組部呈送中央書記處。8月1日，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批覆：「同意你們給予李達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地主分子帽子、進行監督改造的決定。」
之後，李達被大會批、小會斗，有病不讓治，取消公費醫療，不准自費治療。李達寫信向毛澤東緊急求助，沒有得到任何幫助，最後，重病去世。
公開「叛黨」或曾脫離中共的六位
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與陳獨秀、李達被選舉為中共中央局成員。此後，張在中共黨內歷任諸多要職，是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之一。
1935年中共紅軍長征時，在北上或南下問題上，張國燾與毛澤東發生分歧，率兵南下，另立中央（史稱「第二中央」），遭到失敗後，不得不北上，並根據共產國際的命令，撤銷「第二中央」。張國燾被解除紅四方面軍的指揮權。紅四方面軍被改編為「西路軍」，向西北進軍，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沒。
1937年3月底，中共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張聞天、凱豐等對張國燾進行嚴厲批判。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議」，稱張「反黨反中央、分裂紅軍」，搞「右傾機會主義」、「軍閥主義」等。
在批判張國燾的同時，還對張的部下許世友、洪學智、劉世模、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展開批判；還打了一個所謂「許世友反革命集團」。
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其實，這是一個冤案。起因在於抗大清算『國燾路線』，矛頭指向四方面軍的學員，整得好苦，引起強烈不滿情緒。許世友他們議論過，在延安呆不下去，就回鄂豫皖或川陝根據地，打游擊去！不知被什麼人報告上去，就變成了『反革命事件』，株連一大片。」
中共建政後，兩次被授予上將軍銜的洪學智，對此案耿耿於懷，認為自己沒有錯：「我為什麼被抓，沒有人跟我講過。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我也不明白。給我定的罪名是『組織逃跑未遂』。別說『組織』，我連想都沒想過。」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王明，回到延安。王明對張國燾講，原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後任西路軍參謀長的李特等人，在新疆已被當做「托派分子」祕密處決。李特等人都是張的親信，張一聽此言，不寒而慄。
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自述此時期的心境時寫道：「我回憶已往，覺得過去我不贊成這個或那個政策，反對這個或那個措施，為這件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節節之事。我討厭鬥爭和權力那些東西，覺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兒。我覺得世界上什麼事總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著罪惡，革命也不一定就是聖潔。至於那些為了某種政治需要，不惜拋棄道義的行為，更是可鄙。我當時還沒有決定脫離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經體會到這黑暗面的威脅，使我意識到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缺陷實在太大，這極端反動的專制獨裁會毀滅一切理想。」
1937年9月，張國燾被安排當了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這個無實權的閒職。
1938年4月5日，清明節，張國燾利用離開延安到陝西中部黃帝陵參加祭典的機會，「叛黨」而去，向中華民國政府投誠。張在退黨聲明中說：「這個共產黨已經不是我畢生嚮往和為之浴血奮鬥的那個黨了！」1949年中共當政後，張逃往香港。
1966年，文革爆發後，張國燾曾經的「黨內同志」劉少奇等，受到「炮打」、「油煎」、「火燒」，被「踏上一萬隻腳」，「永世不得翻身」，文革之火甚至延燒到香港。
張國燾的三個兒子早就移居國外且事業有成。長子張海威是一名大學老師，三子張渝川是一位工程師，都在加拿大生活，次子張湘楚是一名醫師，在美國生活。1968年，張國燾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當張國燾曾經的「黨內戰友」一個接一個被關進秦城監獄，死得死，傷得傷，殘得殘，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時，張在加拿大安度晚年11年，1979年12月3日，平靜離世。
周佛海，1924年退出中共。抗日戰爭期間，曾擔任投靠侵華日軍的汪精衛偽政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兼任財政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祕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長、上海保安司令、物資統制委員會委員長。日本投降後，周佛海被逮捕，1946年11月7日，被判處死刑。1948年2月28日，因心臟病發，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
陳公博，1922年退出中共。抗日戰爭時期，擔任汪精衛偽政權的首任立法院長、國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汪偽政權二號人物。日本戰敗後，潛逃日本，後被引渡回國，1946年被判死刑，同年6月3日被槍斃。
李漢俊，1922年脫離中共，1924年被開除黨籍；李達，1923至1949年脫離中共；包惠僧，1927年退出中共，1979年在北京病亡。
因車禍意外身亡的一位
1921年，年僅19歲、正在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的劉仁靜，作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1922年9月，劉仁靜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
1926年，劉仁靜被選派到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期間，蘇共發生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斯大林勝，托洛斯基敗，托被當成「反革命」開除黨籍，驅逐出境。劉仁靜認為，托的觀點有道理，很仰慕托。
1929年夏，劉仁靜畢業後，為見托洛斯基一面，特地繞道歐洲回國。1929年8月，劉到土耳其祕密會見了托洛斯基。回國後，建立托派組織「十月社」。1929年底，因參加托派活動，被中共開除黨籍。
中共建政後，劉向毛澤東等登報認錯。1950年，劉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1年調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
1966年文革爆發後，劉仁靜在劫難逃，遍嘗批鬥、毒打、抄家之苦。1967年6月，被關進秦城監獄。直到1978年底才獲釋，被關押11年。
1987年8月5日清晨5時20分左右，劉仁靜手拿一柄長劍下樓去晨練，當橫穿馬路到對面的北京師範大學校園時，剛走到馬路中間，被一輛疾駛來的22路公共汽車撞倒，不治身亡。
因病去世的四位
除前面提到的包惠僧外，另三位分別是：1925年8月19日在青島去世的王盡美；1975年4月2日在北京去世的董必武；1976年9月9日在北京去世的毛澤東。
結語
出席中共一大的15人，兩個外國人最後都被槍斃；13個中共代表中，8個死於非命。也就是說，出席中共一大的人，大多數的最後結局都很慘。
為什麼會這樣？這個問題值得深思。2011年11月，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來龍去脈、特徵本質有深刻論述。建議讀者認真讀一讀這本書，或許會有重大啟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