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征服吐蕃、大理和南宋王朝的忽必烈，真正實現了全國的大統一。統一後的元朝疆域遼闊，「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
全國的大一統，不僅帶給老百姓安定的生活環境，而且有利於經濟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加強了各民族間的融合。當時不少蒙古人和色目人湧入內地，與漢人混居，也有漢人搬遷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
面對著如此龐大的帝國，忽必烈繼續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漢法，發展農業、制定行鈔法、加強水利交通等等。
勸農桑有成效
農桑，歷來是國家的根本，歷朝歷代的明君都非常重視，進入中原並一統天下的忽必烈也不例外。通曉漢俗的他進一步改變了蒙古人「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的習俗，轉而勸農桑、重視農業發展。他在即大汗位之初，首先昭告天下的就是「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為此他採取了若干舉措。
一、設勸農機構。勸農官的設置始於窩闊台汗時期，忽必烈在未即汗位前就已經開始重視農業。1251年，忽必烈接受謀臣的建議，以張耕、劉肅為邢州安撫使和副使，「流民復業」，「不期月，戶增十倍」。1253年，他派姚樞「立京兆宣撫司，以孛蘭及楊惟中為使，關隴大治」。1254年，他以廉希憲為關西道宣撫使、姚樞為勸農使。
1260年，忽必烈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次年，設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勸農使。1270年，接受左丞相張文謙「王政宜以農桑為本」的建議，立司農司，張文謙為卿，專掌農桑水利，並設四道巡行勸農司，「察舉勤惰」。同年底，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忽必烈還命令各州縣長官將勸農事的成果在每年年終上報給司農司戶部，作為賞罰的一個依據。
1281年，大司農司改為農政院，兩年後又更名為務農司，不久又改為司農寺。過了三年，又復立大司農司。1289年，為擴大棉花種植，設立木棉提舉司。
勸農使和司農司的主要職責是勸課農桑，即「務要田疇開闢、桑麻增盛」，木棉提舉司的職責是在北方小麥區推廣種植木棉，改進紡織技術。在忽必烈和以後的元朝皇帝多次詔諭司農司等勸課農桑，足見對農桑的重視。
二、多次發布農桑令，對農桑種植提出指導意見。如1270年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規定「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為事。……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
三、立社勸農桑，推廣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忽必烈時期，在鄉間，實行五十家立一農社的辦法，選擇年長通曉農事者為社長，敦促鄉民發展農業水利、推崇孝悌、開設私塾等。而按察司或總管等官員編寫勸農文、勸善書，用通俗文字介紹農桑技術，並要求縣官向社長、社師等宣傳。如1278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發布《勸農文》，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條畫，遍歷鄉村，奉宣聖天子德意，敦諭社長耆老人等隨事推行」。
1273年，司農司官員奉忽必烈命，參考古今所有農家之書，編輯了《農桑輯要》七卷，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希望民眾崇本抑末。1279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於訪書內採擇到樹桑良法」，行御史台向各地推行。1286年六月「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此後大約每隔五六年就頒行一千四五百部，前後印刷頒布總數約在兩萬部左右。《元史》認為忽必烈此舉「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四、禁止占農田為牧地，禁止損害莊稼。蒙古人傳統上以放牧為生，自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後，貴族和軍隊占據了大量農田專門用於放牧馬匹等牲畜，因此，忽必烈在即大汗位後多次明令禁止，並將許多牧場重新恢復為農田，禁止掠奪人口為奴。此外，忽必烈還鼓勵蒙古人從事農耕，鼓勵開荒。
在勸農桑的同時，水利興建也得到了重視。1261年在河南開鑿廣濟渠，可灌溉民田三千多頃。翌年，又任命懂水利的郭守敬負責諸路河渠。
忽必烈關心民生、減輕民眾負擔的政策，十年後就取得了顯著成效。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民間開闢農田較以往增加了數倍，「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而且「家給人足」、「民庶晏然，年穀豐衍」，人民的生活也更加安定。
由於農桑的發展，忽必烈時人戶大增，明初史臣說：「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為戶凡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
理稅賦增加收入
稅賦收入對於任何政權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後，任用漢人王文統為中書省平章政事，負責這方面的事務。
王文統頗有才智。益都世侯李璮很賞識他，讓自己的兒子彥簡拜他為師，還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足智多謀的王文統幫助李璮從南宋軍隊手中奪取了久攻不下的漣水和海州（今江蘇漣水和連雲港），因此聲名大噪。
其後，在理財方面也很有才能的王文統在劉秉忠等的推薦下入職中書省，負責日常政務和財政，「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都由他決斷。
王文統首先整頓戶籍，對漢地人口進行分類，然後確定各自需要承擔的朝廷稅賦和徭役。如此整頓，初步改變了蒙古時期戶籍歸屬和稅賦徭役混亂的情況，增加了朝廷的收入。
其次是調整鹽稅收入。在忽必烈「嚴禁製造和販賣私鹽、私酒醋及曲貨等」的禁令下，王文統將專營食鹽的價格由每引（註：古代商人運銷貨物所規定的重量單位）白銀十兩減至七兩，這有利於官府向鹽商批發和推銷行鹽鹽引，進而增加朝廷收入。此外，還加強了對各地經營食鹽的管理。鹽稅收入是大元王朝一項重要且穩定的財政收入。
三是詔行中書省，造中統寶鈔，簡稱中統鈔，面值分為十等，在潁州、漣水、光化軍設立交易市場。
鈔是元代通用紙幣的簡稱。元之前的宋、金雖都發行紙幣，但都與銅錢並用。金朝末年因濫發紙幣造成貶值，民間逐漸以銀論價、市易，銀與絲成為實際上的主要交換媒介和價值尺度。窩闊台時期曾下令發行交鈔，但當時各路地方政府為了方便貿易和籌集經費，也各自印發紙幣在本地使用，因此造成某些混亂和不便。
中統鈔以銀為本位，法定比價鈔一貫同白銀一兩。中統鈔不限年月、不限地點在全國始終通行，同時，實行純紙幣制，禁止金銀和銅錢流通。民間交納賦稅都用寶鈔，並嚴令諸路原行舊鈔限期由原發官司盡數收換，不再使用，規定一切支付以及各種賦稅一概用鈔。1287年，為整頓財政金融，又發行至元金鈔。兩者並行流通，一直到元朝滅亡。
中統鈔的廣泛流通和鈔值物價的平穩，對於百姓的生活和貿易都提供了方便，也有利於國家的財政收入。
王文統的理財政策實行一年後，就有了成效，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當燕京的財富運到上都時，忽必烈親自前往查看，還非常高興地說「自祖宗以來，未有如是之多」。王文統之才幹由此可見。
同樣被忽必烈重用的色目人賽典赤於1261年拜為中書省平章政事，與王文統一起統理財政，曾兼理發行中統交鈔，以清廉聞名。1274年成為為雲南設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長官，盡職盡責。
興水利開運河 郭守敬建功
忽必烈即大汗位後，意識到南北水運交通十分重要。1262年在丞相張文謙的推薦下，他召見了郭守敬。
1231年出生的郭守敬，幼承祖父郭榮家學，精通五經，熟知天文、算學，擅長水利技術。他從小就勤奮好學，十幾歲時就自製竹製渾儀進行天文觀測。因郭榮與劉秉忠交好，便將少年郭守敬送到因居父喪、在邢台西南的紫金山中讀書的劉秉忠門下學習，郭守敬從其那裡受益匪淺。當時從學的人還有張文謙。
劉秉忠服喪期滿後，又被忽必烈徵召，他就讓郭守敬跟隨張文謙。其後，張文謙亦得到忽必烈的重用，受命到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一帶）等地任宣撫司的長官，郭守敬也與張文謙一同前往。所到之處，郭守敬做了許多河道水利的調查勘測工作。
1262年，郭守敬在開平府受到忽必烈的召見。郭守敬面陳關於水利的建議六條，如由中都至通州之舊漕河，引玉泉水可通舟楫，設置漕運，每歲可節省僱車錢六萬緡等等。忽必烈悉數採納，並說「辦事的人都像這樣，那就沒有白吃俸祿的了」。隨即任命他提舉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
1263年，朝廷加授郭守敬銀符，使任副河渠使。一年後，修復疏浚河西的唐來、漢延二渠，灌溉田地近十萬頃。
1265年，郭守敬受命為都水少監，他向忽必烈建議疏通燕京之西的金口河道等，忽必烈深以為然，都同意了。1275年，伯顏南征時，打算建立水運站，命郭守敬視察河北、山東一帶可通舟行船的地方，繪圖奏報。
1291年，60歲的郭守敬又被忽必烈找去詢問大都漕運水道，即疏通大運河，將南方物資調到大都來接濟北方之事。郭守敬經過實地勘察後，提出了許多建議。忽必烈欣喜之餘，特別重置都水監，由郭守敬任領都水監事一職。
第二年，疏通運河工程動工。開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員一律到現場，聽郭守敬指揮，這雖然是象徵性舉動，但卻反映了忽必烈的重視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權威。
在郭守敬的督導下，開闢了大都的白浮堰，開鑿了由通州到大都積水潭（今北京什剎海）大運河最北的一段——通惠河的修建工程，總長164里。他不僅根據大都的地形地貌解決了通惠河的水源問題，而且按地形地貌變化及水位落差，在運河中設閘壩、斗門，解決了河水的水量和水位。
1293年七月，通惠河修建工程完成。通惠河的開闢，使南北運河全面開通，而江淮漕運可直達大都。以往，通州至大都需要陸運官糧，每歲若干萬石，秋季多雨，運糧驢畜死者不可勝計。新河道開通後，就不再需要陸運官糧了。此外，亦加強了南北方的交流。
當年，忽必烈從上都回到大都，路過積水潭，見其上「舳艫敝 （蔽）水」，大悅，親自題名為「通惠河」，並賜郭守敬鈔一萬二千五百貫，命他仍以太史令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
此後，郭守敬又建議於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壩河相接，且設閘於麗正門西，使船只能環城往來通行，但這一規劃未能實現。
通海運解決大問題
除了開通南北運河外，海運在忽必烈時期也正式成為國家的漕運航路。主要原因是大都人口暴漲，必須解決糧食問題，而元朝每年的糧賦收入1211萬石，有1000萬石來自江南。大運河開通，可使每年調運進京的糧食達到二三百萬石，但仍無法滿足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議冒險走海路。忽必烈權衡之下，選中了羅壁、朱清、張瑄三人在東海、黃海、渤海三大海域開闢出一條海上航線，後兩位曾是江湖上沒人敢惹的海盜。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區）人，先與張瑄結夥販賣私鹽，後來二人共同淪為海盜。他們稱霸海疆，對海上航道爛熟於心。
三人受命後在上海製造平底海船60艘，又招募了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為鼓勵船隊，每人按一戶五口計算發放口糧。
1283年，三人開啟了海上冒險之旅。船隊載著四萬多石糧食從平江（今江蘇省崑山市）劉家港（今江蘇太倉縣瀏河）入海，經（今江蘇省南通市）海門縣黃連沙頭，抵西海州（今連雲港市南海洲鎮），歷山東膠州、成山，水程共計13050里。然後，再由成山沿內海西進，最終在海津鎮（今天津地區）靠岸。一年後這批糧食運抵大都。這次歷盡坎坷的海上漕運，為南糧北運打開了另一扇大門。
此後，羅、朱、張三人又相繼摸索出兩條新航線，海運效率大增。順利的話，最快十天就可以由浙江抵達大都。《大元海運記》、《元史‧食貨志》的統計顯示，海運運糧數量呈階梯式躥升，最多時一年可達350萬石。途中糧食損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運從此成為關乎元大都存亡的經濟命脈。
羅壁為此受到忽必烈的特別嘉獎：任命其為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朱、張二人也因開創元代海運而載入史冊。朱清還置辦大批海船，與多國進行貿易，令劉家港成為著名的「六國碼頭」，他因此也積累了大量財富。
1287年，忽必烈下詔設立行泉州司，專掌海運。
確定曆法《授時曆》
早在忽必烈即汗位之初，劉秉忠就建議修正曆法，因為遼、金所使用的《大明曆》已經有二百餘年。但沒等到未付諸實行，劉秉忠就於1274年去世了。直到南宋平定，天下一統，忽必烈想起了劉秉忠之言，才將目光投注到修改曆法之事上。他下詔設太史局，命時任工部郎中的郭守敬與王恂領導南北天文官員分頭觀測，命張文謙與樞密使張易匯總數據呈報，左丞相許衡總負責。
郭守敬認為確定曆法的基礎在於觀測，而觀測首先要有儀表，因此製作了一系列天文儀器，計有簡儀、高表、候極儀、渾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符、窺幾、日月食儀、星晷定時儀、正方案、丸表、懸正儀、座正儀等，用以觀測天體運行、經緯度和日月食，還製作了《仰規覆矩圖》、《異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圖與儀表互為參考。
1279年，太史局改為太史院，王恂為太史令，郭守敬為同知太史院事。這一年，郭守敬進呈所製儀表，並向忽必烈詳加解說，建議在廣大的疆域內設多個點進行觀測。忽必烈同意。隨即，在郭守敬的統籌下，設監候官14人，分道至各地進行天文觀測，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越朱崖，北至鐵勒，四海之內設立觀測點共27處，後世稱之為「四海測驗」。
在觀測的基礎上，1280年，《授時曆》完成，製曆工作結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部精良的曆法。
一年後，王恂去世，郭守敬承擔太史院的全部工作，同時陸續整理成《推步》、《立成》等多種著作。1286年，郭守敬升任太史令，後被任命為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1316年，郭守敬去世，享年86歲。
參考資料：
《元史》
《忽必烈傳》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國》
《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元史紀事本末》
點閱【忽必烈傳】系列文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