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關於中國農村亂象的文章時不時能在網上看到。如2015年《調查：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一文中描述了農村八大亂象：臭味令人窒息，地下水、河流污染嚴重，害蟲越殺越多，到處是垃圾，得癌症人多，墳頭遍布農田，勤勞未必能致富。
如2016年《農村從來就沒有過詩情畫意 只有干不完的農活》一文透露，農村利益至上氛圍非常濃厚。以前農村很貧苦，人情味很濃，精神世界匱乏，但內核很乾淨。如今農村早已禮崩樂壞，樸素的精神異化嚴重，人情味變淡，就是「以前要臉現在要錢」。部分村委幹部貪腐嚴重，賭博之風盛行，很多年輕人不孝順老人，男盜女娼之風蔓延，離婚者越來越多。
造成當下中國社會亂象，造成中國農村亂象的罪魁正是中共。眾所周知，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大多受過一定的教育，他們在中國以往的每個朝代中對社會的穩定，對百姓的教化都起著重要的作用。當農民之間發生糾紛時，他們往往成為實際上的仲裁者；當遇到災荒時，他們往往取代政府，成為賑濟者；他們的言談舉止也常常成為農民效仿的榜樣。
至於中共一再宣稱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是在「剝削」農民，主要是為了掀起仇恨，甚至炮製出幾個所謂的「惡霸地主」形象，欺騙民眾，如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劉文彩，他們或是被中共炮製出來的，或是被中共刻意詆毀。事實上，對於租種其田地的農民，地主們並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樣極盡剝削，而是按勞付酬。這種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的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由此引發了血案。
無疑，經過中共通過煽動農民進行的土地改革，農村的這一士紳階層被徹底摧垮，取而代之成為農村領導人的大多是那些無賴農民。此後，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在中國的農村逐漸消失。農民失去了他們精神上的「導師」和仿效人物，加上中共的邪惡宣傳和一切向錢看的導向，中國農村當下亂象紛呈也就絲毫不奇怪了，農村的動盪也成了中共一直難以解決的問題。
對此，中共自然諱莫如深，而是繼續加強對中國人的洗腦。在中共一個多月前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第二十八集《土地改革》中，再度重複了關於土地革命的謊言。不過中共卻大大方方承認，到1949年6 月，中共占領區2.7 億人口中，有 1.51 億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改，有 1 億農民分到了大約 3.75 億畝的土地，同時還分到了從地主手中沒收的糧食、住房、衣物、農具、牲畜等財產，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迅速得到顯著改善。
列位想想，將別人的財產據為己有，不是強盜又是什麼呢？唆使者中共為了一己之私，又殘害了多少家庭？
就拿中共臭名昭著的領導人康生來說，他在1945年在隴東、晉綏、山東渤海等地參加土地改革期間，施行了極為殘酷的政策，幾乎殺掉了每一個地主和富農。當時，康生發明的眾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馬後，然後，鞭打那匹馬，驅使他拖著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進受害者的喉嚨；用一根馬尾刺進受害者的陰莖……康生是否變態，眾人自有結論，但康生所為讓當地百姓開始仇視中共卻是不爭的事實。類似康生這樣的行為在1949年前各地土改中並不少見。
不過，1947年時，為了打贏內戰，中共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但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因為中國農村那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一統天下的根本障礙。
中共1949年建政後，不僅面臨著外部世界的封鎖，同時在國內也面臨著巨大的經濟困難。為了鞏固政權、解決經濟問題，中共在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實行了「消滅」和改造政策，並稱之為「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這場「改造運動」在農村就是進行土地改革，目的是消滅地主，奪取地主富農的財產，並建立中共對農民的控制。
1950年6月，中共頒布《土地改革法》。毛還表示，不能和平地搞恩賜，要組織農民通過鬥爭奪回土地，要與地主階級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秋天，土地改革全面鋪開，每年派往農村搞土改的達30萬人以上。這些來自城市的中共幹部，秉承毛和中共的旨意，在農村鼓動無田的農民，特別是農村中的流氓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
此外，還在農村劃分階級、成分，全國至少二千萬人被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而且，每一地區有一些聲望的地主，都被定為「霸」，還分為惡霸、善霸、不霸。被定為「霸」的地主都要被處死。
據說當時，僅僅由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就能夠槍斃成批的地主；只要幾個積極分子的幾聲口號，就能夠將「地主」全家的財產剝奪罄盡；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甚至連不願要，或是不敢要地主財產的誠實農民都會大禍臨頭。
在這期間，中共還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不少貧苦農民因為得到了土地，感激中共，所以接受了這種說法。
土改中究竟有多少地主被殺被鎮壓？由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編撰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稱：中共掌權初期，鎮壓地主富農一百到二百萬。
另據旅美學者辛灝年的研究，在中共中央「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下，中國大陸農村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他們不僅失去了土地，而且許多是家破人亡。特別是當鎮壓反革命的運動「接踵而至」時，中共以村對地主大開殺戒而建立新秩序的願望遂迅速得以實現。比如土改後，甘肅省僅因幾個農民打了一個鄉幹部，就全部被判定為反革命份子，其中四人被處以死刑，三人被判重刑。
中共自己在下發的文件中也提到了當時鬥爭的殘酷：「侵犯中農利益，忽視聯合中農，破壞富農經濟，對地主普遍掃地出門，亂打亂殺；在工作方式上的強迫命令，大轟大嗡。」
泰維斯先生則在《康橋中國史》中對中國土地改革發生的原因做了分析。他認為，中共的從事社會變革就是為了「增強共產黨權力」，而中共實行專制的障礙主要是那些「主要興趣是維護其原有的顯赫地位」的地方上層人物，而「要消除這種影響，就須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就要從剝奪地主土地做起」。
泰維斯先生的分析，一針見血的指出了中共發動土地改革的目地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控制，特別是對農民的控制。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就是明證。
除了這一目地之外，中共還期望通過剝奪地主富農的財產來達到它財政收入的增加。中共建政後，經濟十分困難，貨幣貶值，物價猛漲，人民購買力下降，因此從富有的各階層攫取財富也是其本性使然。
而在這種疾風暴雨式的土改中，傳統的農村的地主階層，也就是士紳階層被徹底摧毀了，如前所言，它帶給農村的災難是巨大和深遠的，今天農村的亂象與這關聯密切。
到1952年底，中共在擁有90%以上農村人口的地區成功完成了土改，實現了其在農村建立專制體系的目標。按照中共的說法，全國近 3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約 7 億畝土地，「農村到處是一派興旺氣象」。
然而，此時高興的農民並不知道，這是中共一貫利用人先給點甜頭的伎倆。「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
更要命的是，中共還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迄今都沒有改變。
有分析指，土地改革是中國農民命運的一個分水嶺。土改前，農民可能沒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到處走以求生，甚至在走投無路時也可以去當兵吃糧或落草為寇。土改後，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兩三年后土地失去，而且隨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離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有個時期一點自留地，多餵兩隻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尾巴。
也正是農民被嚴密限制在農村，在1958年大躍進後的三年「大饑荒」中，至少3千萬農民被餓死，而且沒有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勝吳廣揭竿而起。
對於土改的弊病，當時有一位名叫董時進的農學家認識相當清楚。董時進曾在美國獲得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交通大學等學校教授農業經濟，並擔任過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國立北京農業大學院長等職。他還曾創立「中國農業協進會」、「現代農民社」等組織，創辦全國公開發行的《現代農民》月刊，並在1947年創建中國農民黨，任黨主席。
在中共占領北平後，對中共仍抱著一線希望的董時進，聽說中共將進行土改，便大膽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公開反對土改運動。他同時還將信件印了幾百份，寄給相關的高層要員、各黨派的領袖和若干朋友以及教育、學術部門。2010年香港《二十一世紀》六月號中的文章《先知者的悲哀》，透出了其信的核心觀點。
董時進首先以數據駁斥了中共所謂的「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的說辭。他指出，根據國民政府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民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畝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
其次，董時進還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於雙方自願，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於經營起家的。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給毛的上書中，列舉了進城女傭和黃包車夫蓄錢置地的例子。
董時進亦指出，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戶，寧願出租土地；自己有勞力和經營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為生的情況普遍存在。自耕農刻苦勤奮，目標是成為富農或地主。土改後，分到土地者高漲的情緒，過了一段時期就會低落，因為他們耕種所得，都要上繳國家，沒有發家致富成為富農地主的可能。
簡言之，董時進的觀點是：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餘。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它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後，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後，由於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董時進上書後，大概意識到了自己並不能改變什麼，是以悲哀地預言道：中共政權鞏固之後，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政府，然後會出現許多問題，如國家稅收受影響；不勞而獲、用暴力手段奪取他人財產將導致人性淪喪等。
應該說，作為農學家的董時進對中國地主、農民、土地的認知是正確的，且道出了中共宣傳中的謊言，而他的預言也是相當準確的。然而，他應該沒有想到的是中共推行土改背後包藏的禍心，就是通過打倒地主，掀起貧農的仇恨，來實行中共的專政。
董時進上書後不久，土改開始在全國推行，很快，出現了批判他的文章，批評者包括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全慰天、吳景超等知名教授。顯然，這些知識分子是在政治壓力下做出的反應，但卻足以表明他們已經喪失了獨立精神，而這是知識分子的悲哀和恥辱。
遭到批判後，董時進深感不妙。他在1949年後短暫的滯留大陸後，選擇了離開。他先是前往香港，之後前往美國定居，後執教於加利福尼亞州州立大學。其後曾任美國國務院農業顧問。1984年4月去世，終年84歲。與同時代那些留在大陸慘遭蹂躪的知識分子相比，董時進的慧眼救了他，讓他可以繼續從事研究後，安度晚年。只是有如此慧眼的人還是少了些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