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1月11日訊】香港警方1月6日出動千名警員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之後，國際社會一致強烈譴責。北京當局被指報復民主派初選，以惡霸行徑野蠻壓迫民主人權，破壞自由社會及一國兩制，踐踏《基本法》。評論指，中共操縱港府一年多的惡行，已把香港從明珠變成觸目驚心的煉獄。港人的心情則同天氣一樣越來越冷。
香港社工總工會總幹事許麗明去年9月被控襲警，後改成阻差辦公，上個月法庭終裁定其罪名不成立。她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節目採訪時表示，香港近兩年與過去比，變得「真的很假」，但也有一幫強韌的香港人如風中勁草，在面對著黑暗，哪怕自己被控罪，也要用信念支持其他被審訊的人。
令她很不開心的是，1月6日一位被捕者已經講明，他參與初選不是講政治，而是說關於社福界一般人的民生權益，但他仍然被捕了。政權想怎麼處理這批人、以及未來怎麼對待香港人，她都不懂得，暫時只能看一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儘量支援。
從被控罪到無罪釋放，她親身經歷了被關押、見律師和起訴等整個過程。更多的轉變是，自己多了這方面的知識，未來若幫不同的人面對這個過程的話，會更實在一些、使得他們的安全感高一點。
明知自己無罪 仍要做最壞打算
雖然過去她都會幫助一些被捕者或被起訴的朋友，但實實在在輪到自己的時候，的確會有一些不同。無論罪成不成，自己都有很多事情要預備。
「特別是我自己都在做一些權益的個案，那些社工來求助我，他是要我來幫忙，那我又幫不到他，那不行。」
她坦言，有時候自己未必可以很靜的坐下來去做這些事，因為「實在太多事情要想了。」而且不是人人都可以理解你的，或者知道你有什麼需要。
就去年9月29日金鐘太古廣場外的衝突，她表示，如果在正常情況下，大家都會覺得她不會罪成。因為證供證詞都很清楚，她根本沒做過襲警或阻差辦公的行為，也沒有這個意圖。但現在香港畢竟有點不正常。
「黎智英先生他本身還沒正式被起訴，就還在扣押。其實我不是把我跟他比，只是大家正面對的是不同環境的時候，是要做最壞的打算的。 」
感動於港人困難中幫助別人
在她認識的一些年輕學生中，有的也正面對一些控罪，或者跟她同一天被捕，其中有來看她的審訊的。有一次她下午兩點多上庭，早上10點多就有來關心的人排隊了。她指出，這件事說明，雖然香港人不一定每位都有信仰，但他們有強大的信念來支持別人——我們未做過任何違法的事情。
法庭上的旁聽者，有些是認識的，有些則是陌生人。一位叔叔在她被判罪的那天早早就來了，判了之後，他揮手讓她過去，給了她一張門票，說「我給你這張票作為留念，是第1個位置。」她當時感動得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麽。
「我們不會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做點什麽，但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有些事是可以做的。而在他能力上做到的時候，他就能發揮一個很大的功能。」
被關押曾獨自堅守
她介紹說，她在2019年9月29日與其他人一起被捕，但10月2日就所有人都走了，只剩她自己一個人。那時她在醫院，身體狀況不好，有一種很孤單的感覺。而且24小時都有警察守著，去洗手間也有人跟著進去同一格，不准關門。
「這些就實在讓你感到你是被捕者，要受限制的。於是就用一句話幫助自己過關，其實真的時常拿來講的，其實存在本身也是一種抗爭。」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知道許多人在掛念著你。」
她借這個機會說，如果你真的被捕了或者面對困境，暫時沒有找到人陪你，不要緊，要去找，一定有人會幫你的。社工有一幫義工團隊在支援一些被捕者、被起訴的人，包括他們的家庭都願意去支援。有尊嚴的生存也是重要的。
顯眼的默默無聞的一起撐
她覺得，無論高風駭浪有多殘忍，總會有好多溫馨的東西在。甚至如果她真要坐牢，房租也會由朋友或義工來搞定。「就是大家完全令你很放心，不需要太擔心了，有人一定會幫你做這些事。」
當她知道有這麼多人一起努力的時候，她就明白，很多人說社工很好啊，到前線做人道救援工作，其實如果掉過來去想，恰恰是有一幫很好的人在身邊支持著她們社工。
有一次，有個年紀很大的退休叔叔要請她們吃飯，她想為什麼無緣無故去吃飯呢？去了之後，他沒有說任何事，只是說你們年輕人沒事就可以了。而實際在她心裡，她已經不年輕了。
「這樣一個感覺就是很明白，我們可能有被看見我們做了一些事，其實還有很多不被看見的人在支持整個香港，一起撐著。」
現在香港從表面上看，人們不像反送中運動中那樣大聲地講出來，但是人心不死。許麗明肯定地說，這是無可否認的。
「我有一次去旺角的一間黃店吃午飯，那天因為他們是『save 12』的行動，12月12日12點多這樣，裡面燈全關了，我就進去問開門了嗎？有個客人就說「開啊，開啊」，然後我就走進去，接著他們又說因為現在要關燈行動。」
她看到，黑暗的屋子裡每張桌子都有人，大家很明白，不會質疑任何事。然後就不斷有人離開、有人進去。她看得出，大家其實都知道，我們的信念是為什麼。
曾去內地探望 熱愛這片土地和人民
她曾在一間主要是大陸學生來香港讀書的小學做社工，讀大學的時候還參加過一些內地交流團。1991年華東水災，電視上很多中國人很慘，沒有東西吃沒水喝，她們一幫大學生就組織了一個團去了華東探望他們。
「村民就問我們『你們是什麼人啊？是不是記者呀？』如果是記者就想要說很多說話給我們聽。」她說，「我都記得有一些村民是會因為水浸，被浸了三份之二，就剩下屋頂，在屋頂上站了兩天這樣，沒有東西吃，要吃樹葉。」
她直言，那個時候她們很想解中國的情況是怎樣，其實很愛這一片土地與內地的人，還會帶一些淨水劑，帶一些糧食過去。一直到現在，她跟一些很好的內地朋友還有聯絡。
她在跟內地小學生溝通的時候，發現他們就是一幫正在成長的小朋友，沒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唯一可能是他們的家庭背景有一些不同。有的家長體罰孩子，小朋友就給她看，她就會跟家長聯絡。
「無論任何家長他們為什麼要體罰小朋友，就是想教好他，不過他可能不懂得教，只要我去聯絡他們，他們真是會問『其實我真是不知道怎樣做？』」
「其實他知道沒有用，打完了會越來越不聽話的。」要說怎樣去溝通，她相信，其實就是作為人與人之間，互相去體諒。
有個小朋友跟他媽媽通電話，第一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有問題」，於是他媽媽就跟他傾談。她強調，其實大家就是拿一顆心出來。無論教書也好，做社工也好，最重要的兩樣東西都是「尊重」和「信任」。
完整訪問請觀看《珍言真語》節目。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