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非洲共產主義：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甚至在冷戰尚未全面進行之前，法國就試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與反殖民鬥爭之間建立關聯。在被美國要求放棄海外殖民地的壓力下，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試圖使華盛頓相信，向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的任何屈服都等於自動邀請莫斯科接管。列寧的老話一次又一次地被搬出來以支持這種觀點：他曾說過，從東方通往巴黎的道路穿過阿爾及利亞。直到美國在越南戰敗後出現真空，非洲與共產主義這兩種怪異和熟悉事物的奇怪混合體才真正融合在一起。當時，親蘇政權在非洲曾屬於葡萄牙的部分以及埃塞俄比亞占了上風。第一次，這些國家似乎不只是地緣政治遊戲中的棋子。儘管社會主義對西方認為至關重要的部門進行控制的持續威脅依然存在，但似乎更令人擔憂的是，共產主義為第三世界提供的虛幻療法在解決不發達方面的明顯成功。這些國家歷經苦難之後，他們的領導人似乎相信，歷史的力量將使他們成為光輝的十月革命的最終繼承者。

非洲式共產主義

1989年，柏林牆倒塌不久後，盧旺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的圖西人因被懷疑支持波爾布特，而被貼上「黑色高棉人」的標籤。同時，他們在美國受過教育的領導人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被法國人貼上「美國人」的標籤，法國人一直提防著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可能對講法語的非洲進行的干預。非洲大湖地區（Great Lakes Region）的政治極其複雜，可以很好地說明非洲政治局勢觀察者所面臨的困難。西方總是把自己的政治幻想投射到這塊「黑暗大陸」（Dark Continent）上。因此，有人可能會認為，將難以在不陷入種族中心論（ethnocentricity）的情況下談論「非洲共產主義」。但實際上，關於非洲國家在共產主義世界中的角色真實與否的辯論，所採取的形式與全世界其它形式的共產主義並無不同。隨著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崩潰，連莫桑比克總統若阿金．希薩諾（Joaquim Chissano）都欣然承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也開始給我們造成嚴重問題。」戴高樂將軍一直認為蘇聯首先是個俄羅斯國家，那麼為何不應將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視為該國克里奧爾人（Creole）、印度人和姆班杜人（Mbundu）的民族大雜燴的馬列主義表達呢？人們常常拒絕給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貼上「共產黨人」的標籤，就像馬克思主義極左派特別是托派拒絕給斯大林本人貼上該標籤一樣。

儘管如此，非洲這些運動在1974～1991年整個這一時期都認真參考了馬克思、布爾什維克主義和蘇聯。蘇聯和共產國際中的關鍵人物及其支持者都認真對待了這些參考。共產黨組織中的實際成員當然僅限於少數：1939年，蘇聯對整個非洲共產黨員人數的估計僅為5,000左右，到70年代初增加至6萬。但共產黨國家特別是歐洲的許多例子表明，在列寧主義邏輯中，社會權力關係和先鋒黨在意識形態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遠比給社會注入共產黨的道德觀更為重要。新領導人一掌權，就象徵性地劃分了格局，小心翼翼地與50年代和60年代首波獨立運動的「非洲社會主義」進行了重大決裂。從第一波失敗中要汲取的教訓相當清楚。如果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在坦桑尼亞實施的公社農業政策（ujatnaa）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那是因為，正如莫桑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和埃塞俄比亞專家所指出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Tanganyika African National Union）/非洲-設拉子黨（Afro-Shirazi Party）還沒有充分地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採用「科學的社會主義」框架使新的精英們能夠避免部落主義的危險。他們認為這種危險是本國面臨的主要風險，而這種危險本來會自然地起因於農民中傳統的團結紐帶。就像早先在歐洲那樣，政權的作用是建設國家，這已被人們所預先接受。馬克思主義新領導人希望，由於這一國家建設進程，他們將獲准進入國際社會。降落在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Maputo）機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忽略宣布他正進入「人類自由區」之一的布告牌。

照亮機場正面的標語不是慫恿人們忽略人權，而是說明共產黨計劃的兩個不同方面：反對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南非相對；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一起加入共產黨世界秩序。像莫桑比克一樣，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也加入了「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的國家行列。蘇聯分析家自赫魯曉夫時代起就完善了他們的術語。新的進步國家的出現要求發明新的詞彙，來描述已經與資本主義決裂但（與古巴或越南不同）還不能真正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標籤是從蘇聯獲得經濟援助的保證，但對非洲國家而言，這並不總是能唾手可得。大多數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的國家，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資源和西方的財政援助來發展自己。另一方面，合作的軍事方面是自共產國際最早期以來就已存在的「紅色帝國主義」長期傳統的一部分，確立了援助國際無產階級的絕對義務。儘管蘇聯武器被提供給非洲許多地區，但這裡討論的3個國家是蘇聯軍事援助的主要接受國。這些國家受益於由全世界共產黨網絡所提供的一整批資源。20世紀80年代中期和後期，除了在整個非洲大陸可以找到的8,850名蘇聯顧問外，在許多非洲國家還有53,900名古巴人和一大批東德專家。東德人和古巴人專門協助當地的安全部門。

在安哥拉的MPLA、莫桑比克的Frelimo和埃塞俄比亞的德爾格（Dergue）/埃塞俄比亞工人黨（Ethiopian Workers’ Party）採用馬列主義的辭令時，肯定有可能發現古代史學家稱之為「詮釋」的過程，例如，高盧（Gaul）的異教眾神通過它以羅馬形式長期存在。這種「工具化」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從埃塞俄比亞帝國官僚利用共產黨模式的真正集中化潛力來鞏固自身控制權的方式，就可明顯看出這一點。儘管如此，無論這種解釋性模型可能有多強大，都可以識別出非洲共產黨政策的幾個共同而顯著的特徵。單獨來看，其中不少也可以在非洲其它國家中找到，其中包括對多元主義的拒絕以及只有執政黨才是真正先鋒隊的思想。不過，莫斯科把「依靠革命理論的先鋒黨」這一標籤只給了安哥拉的MPLA勞動黨（MPLA Workers’ Party）、莫桑比克的Frelimo、剛果勞動黨以及1984年成立的埃塞俄比亞工人黨。在非洲其它地方發現的另一個特徵是類似黑手黨的「飢餓政治」。這種安排是因缺少中產階級而出現的。它意味著個人只能通過國家來致富。當然，國家對所有職位的控制並不是非洲所獨有的做法。不過，這3個政權主要的根本目的，在形式和修辭表述上是相同的。它可以很簡單地定義為：創造「新人」，授權真理部決定應從祖傳民俗中保留或根除什麼。

也許有人仍想知道，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集市上，為何這些非洲國家決定遵循馬列主義，而不是某種其它的理論。此處辯論的一個要素，可能是該學說的先前支持者對暴力令人眩暈的使用所施加的魔力。對西方研究人員來說，極權主義與1914年至1945年歐洲盛行的「戰爭文化」之間存在關聯，這一點正變得顯而易見。類似的，非洲歷史上的共產黨時代很可能與該洲漫長的暴力歷史有關。然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它源於對3個摩尼教式對立的關註：殖民地時期前的諧和與野蠻、殖民秩序與壓迫，以及獨立後隨之而來的混亂與新殖民主義的泛濫。共產主義非洲絕不是該洲唯一的暴力中心：尼日利亞的比亞法拉內戰（Biafran civil war）和盧旺達胡圖族人實施的種族滅絕都使這些國家的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絕望。但是，撇開對數字的爭執不談，埃塞俄比亞、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暴力行為仍然具有獨一無二的犯罪特性。例如，國家試圖通過對傳統鄉村的強制「村有化」（villagization）來重塑社會機體，以及利用飢餓作為政府政策的工具。這種策略是研究共產主義的歷史學家所熟悉的，即使他們沒有關於非洲的專門知識。同樣熟悉的是黨的清洗和對所有對手的清算，無論對手是左派組織還是民族主義的、黨派的、宗教的或種族的反對力量。

儘管大規模屠殺比過去更難以掩蓋，但非洲已經發生了幾起大規模暴行。對於那些無需以公正的態度觀察事件的評論人士來說，馬列主義國家的這些主動行動似乎只是對反革命力量的一種慎重反應。這種由國家支持的暴力的合法性之爭，最初出現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期間，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又再次興起。其他試圖保持公正的評論人士則經常援引「情勢暴政」（tyranny of circumstances）一詞。在這方面，西方對這3個國家的爭執（其中不包括與其它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非洲國家的比較），證明了它們在這裡被挑選出來予以特別關注是有道理的。在埃塞俄比亞、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除了過去遺留問題和帝國主義的干涉主義這對傳統的孿生罪惡外，共產黨官員還經常強調，有其它自然力量在起作用，特別是無盡的乾旱危險。但除了降雨量的變化和種族因素外，對某種非洲之魂的指責也一直頗具誘惑力。這樣的社會當然是其時代的產物，與它們是其傳統的產物一樣。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極權主義的殺戮或許是不可避免的。（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