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的詩人與學者約翰‧米爾頓(John Milton)曾預言:「當一個國家的日常語言,變得怪異和墮落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處在毀滅的邊緣了。」
一位20世紀的學者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精準地解讀了米爾頓的話。他說:「當社會開始墮落,語言也跟著墮落。言辭被用於掩飾,而非闡述真理。」含糊的語言,讓人可以不負責任地詆毀與中傷,無所顧忌。
讓我們來看看「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dge)這個概念。其通俗的解釋是,在美國歷史上,相較其他種族,白人顯著地靠著剝削「有色人種」受益。但是,難道要說貧苦的阿巴拉契亞白人也享有特權嗎,根本就是胡說八道。究竟要如何評斷一個人,是否得益於白人特權?那些創造了這個詞彙的學術精英們,也許是在指處在某種社會經濟地位的白人,比如住在郊區的富人。
但是問題來了:難道美國的尼日利亞人也有白人特權嗎?今年夏天,《紐約郵報》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社區調研,刊出一篇報導。報導中的數據顯示,居住在美國的尼日利亞人中,17%擁有碩士學位,4%擁有博士學位,37%擁有學士學位。相比較之下,在白人中,只有19%擁有學士學位,8%有碩士學位,1%有博士學位。
再來談談奴隸制好了。大學課本教導年輕人說,美國是靠著免費的黑奴富起來的。這根本是無稽之談。奴隸制並沒有創造多少財富。仔細想想,奴隸制曾在美國南方盛行,在北方是違法的。我不認為有哪個人會承認,內戰前的南方是富有的,而沒有奴隸的北方倒成了貧窮。事實正好相反。美國當時最貧窮的州,正是奴隸制盛行的地區:密西西比、阿拉巴馬和佐治亞。而最富裕的地區,卻是廢除了奴隸制的地方:賓州、紐約州、新澤西和麻州。
也有人談到,所有參與奴隸制度的人都要負責。試想,當時在美國的歐洲人,要上哪去抓數以百萬計的非洲人呢?他們靠的是非洲和阿拉伯的人販子。如果沒有那些非洲人,在港口把黑奴賣給歐洲人販子,以換取槍枝、鏡子、布匹、洋酒和金粉,整個美國和西半球,都不會有那麼多黑人奴隸。國會的民主黨人,口口聲聲要拿經費,來研究和制定賠償計劃。可我從沒聽說,他們要向美國奴隸制中的罪魁們追責。
我們要不要呼籲國會民主黨人,把加納、象牙海岸、尼日利亞和那些穆斯林國家的代表們,送到國會,譴責他們在美國奴隸制中的罪行,並且要求他們賠償呢?
還有一些詞彙,比如種族「不平等」、「差距」或「比例失衡」,都是最災難性的鬧劇。這些詞彙,被認定為社會不公的象徵,非要糾正不可。女性的中等收入低於男性。相比白人學生,黑人和西班牙裔學生的停學、退學機率更高。其它領域也有這樣或那樣的種族失衡和差距。比如,黑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是13%,可這一比例,在職業籃球選手中卻高達80%,在職業橄欖球隊裡有66%。不僅如此,他們中不乏最高薪的職業選手。
如果左派的說法成立,那麼似乎籃球和橄欖球行業,系統性地歧視亞裔、白人和西班牙裔了。我們也許覺得,橄欖球隊裡黑人選手多,挺好。可是又有幾次,黑人選手能在比賽中多得一分呢?
我們要如何糾正這些差距呢?如何才能讓籃球隊、橄欖球隊、馬術、冰球、古典音樂會聽眾,甚至監獄犯人的比例,都和美國人口比例一致呢?概括的回答是,我們就應該徹底忘掉比例失衡這件事。因為這一指控,在全世界都毫無根據。沒有證據支持,人們在一項社會活動中的比例,要和總人口比例一致。
所以歸根結底,我們真正要做的,是把我們的語言清理乾淨。這能讓我們思路更清晰,別總被左派的無稽之談和無端指控,牽著鼻子走。
原文Language and Though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華特‧E‧威廉博士(Walter E. Williams),是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系的傑出教授。他著有多部書籍,曾獲多個獎項和榮譽。目前,他還同時擔任多個協會的理事與諮詢委員會成員,包括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格羅夫城學院(Grove City College)、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以及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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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