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8月01日訊】大家好，這裡是《薇羽看世間》，我是陳薇羽。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對大陸人來說，要麼可能毫不知曉，要麼可能頭腦中被灌了很多漫罵之詞，但他在台灣和西方國家，受到普遍尊重。美國主流媒體稱他為「民主先生」，而台灣媒體暱稱他為「阿輝伯」。7月30日，「阿輝伯」在台北辭世，享年98歲。
台灣先後當選的三位總統都對李登輝先生辭世發表了感言，一致表達李登輝對台灣民主歷程的貢獻無可取代。但李登輝一生也引起很多爭議。
深刻認識共產黨 早年退黨
1923年，李登輝出生在台北州，是客家人後裔。那時候台灣還在日本統治之下，正在推行皇民化運動，李登輝更名為「岩里政男」。他曾說，在22歲之前，也就是1945年台灣日治時期結束之前，他屬日本籍。他在1961年開始信仰基督教。他和妻子曾文惠，育有一子兩女。
李登輝也說：「我從不否認自己也是中國人，但是中國人長期以來非常可憐，不是被人管，就是被人欺負，不然就是被上面壓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原本應該照顧最基層的人民大眾，但卻同樣玩著少數權力的統治。」
在東京讀大學時，李登輝受到中國史老師的影響，研讀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歷史，大學選科，李登輝選學了農業經濟，他想要為辛苦的佃農打抱不平，並且想把農業和馬克思經濟學相結合，嚮往將來到中國東北（當時稱為滿洲），去協助解決中國問題，就是如何能讓所有中國人都吃得飽。
1946年9月，李登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不到一年時間，李登輝就申請退黨。據他的入黨引薦人吳克泰說，李登輝退黨有兩個理由，黨內不純、有人有野心。由於兩人關於退黨有保密協議，外界無從知悉更多的細節。
李登輝指共產黨的動機不純，有野心，應該是他看到中共的虛偽和野心，嘴上說的、宣傳的，都很好聽的，要為國、為民。但實際上是為了權力，想要伺機發動內戰奪權。從他大學選修農業經濟，也能看出，李登輝是比較認真、實在的人。
也恰恰是李登輝這樣早早對馬克思和共產黨就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同時務實為民的追求和誠實可信的品質，得到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的賞識。他們二人在對馬克思和共產黨的認識上，有著相同的經歷，兩人都學習推崇過馬克思主義，然後都明明白白地拋棄了社會主義。兩人都是基督徒。
從農業經濟專家到台灣總統
正是在蔣經國的力推下，李登輝從一名對政治毫無興趣的農業經濟專家，逐步踏入政治。從他加入國民黨後，在蔣經國的提攜下，先是做台北市長、再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再被提名並當選為副總統，只經過短短十三年，就登上中華民國總統寶座。
1988年，蔣經國突然病逝，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繼任總統，這是中華民國史上第一次由台灣本省人擔任總統。1990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期滿。按憲法規定，由六百多名國大代表投票選舉新的總統。李登輝當選。當時法定任期是六年，他可以一直做到1996年。
在蔣經國擔任總統時，他就做了很多事情推動民主改革，特別是解除黨禁和報禁，使台灣的民主走上了一個最基本的、向民主化發展的軌道。台灣民主的發展和蔣經國是分不開的。李登輝繼續了蔣經國走的路。
1979年12月，台灣仍在蔣經國統治下的戒嚴時期，發生過「美麗島事件」，就是一些非國民黨籍的人士，在高雄舉辦集會遊行，要求解除黨禁報禁，呼籲言論自由和政治上民主。這場集會遊行後來引發激烈鎮壓，當局全台大逮捕。在國際輿論和各界的壓力下，國民黨逐步解除黨禁。有評論說，正是「美麗島事件」，開啟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
李登輝當選總統後，立即開始快速推行台灣民主化，他沒有辜負蔣經國的厚望。
1990年發生了「野百合學生運動」，共提出四大政治訴求，包括「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政經改革時間表」。李登輝在總統府與50名學生代表見面，答應了其中兩條訴求。
1991年，李登輝簽署總統令廢除1947年國共內戰時的《動員戰亂時期臨時條款》。1992年廢除了因言論可被判刑的法律條款。
從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輝的全力推動下，三次修憲，國民大會和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總統由全國人民直選」的議案，總統任期改為四年，可連任一次，從1996年開始實行。
總體來說，在李登輝任總統的前八年中，通過修憲、確定人民直選總統，一步步從體制上完全脫離了專制獨裁的軌道，把黨政分開，軍隊屬於國家，完成了把台灣轉變成民主國家的「質變」。
1996年，台灣實行首次全民直選總統，在中共以導彈演習的威嚇下，李登輝高票當選。在就職典禮上，李登輝說，「這不是慶祝某個候選人獲勝，而是人類基本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灣的勝利。」
2000年時，李登輝的第一屆民選總統任職期滿，中央選舉委員會認為他以前做的是國民黨內選的總統，而民選總統他只做了一屆，所以還可以再合法地參選一屆。但李登輝早已決定不再連選，要儘快完成權力移交。
在後些年的一次採訪中，李登輝說，「權力不是我的，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12年任期 推動台灣民主化進程
李登輝在12年總統任期中，在沒有發生流血衝突或者革命顛覆的情況下推動改革，使台灣和平演變成為民主國家。他終其一生堅定地抵抗共產黨赤化台灣，因此被譽為「民主先生」。
台灣走向民主，除了作為總統的李登輝順應民意起到了很大作用之外，台灣人民的抗爭更是真正促使台灣實現民主的最大動力。這讓我想到1989年的六·四，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面見學生，也是懷有推動中國和平民主的願望，卻因為中共的邪惡本性容不得任何人性的東西而成歷史悲劇。
李登輝在他的著作《新·台灣的主張》中透露，1990年自己執政期間發生的「野百合運動」，學生抗議「萬年國大」，聚集在中正紀念堂靜坐，當時的中正紀念堂其實是禁止遊行和集會的，但並沒有強制驅離。李登輝說他只是乘車在周圍觀察學生狀況，「我嚴令治安單位的負責人，絕對不可以傷害學生」。
關於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李登輝在書中表示，「我看到毫無防備的學生受到暴力對待，幾乎快流下眼淚來了」。當時三百多人占據立法院，馬政府以暴力的方式驅離在行政院抗議的學生。李登輝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野百合運動」是台灣民主化的契機。
李登輝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對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有深刻的認識，他終其一生不怕共產黨。他無懼政治壓力，發表「兩國論」、「中國七塊論」等主張。他不但確立台灣的政治主體性，作為經濟學家，他也確立了台灣的經濟主體性。
阻止台企「西進」力推《九評共產黨》
當中國經濟崛起，台灣企業紛紛「西進」，李登輝警覺到台灣的經濟不可過度依賴中國，力排眾議，主張高科技、五千萬美金以上、基礎建設三大投資應該對中國「戒急用忍」。他不惜得罪王永慶，擋了台塑集團拔根西進的「海滄計劃」。如果沒有李登輝在經濟上的戒急用忍，可能就沒有今天台積電的根留台灣。
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李登輝在6月4日當晚發表聲明：「中共所採取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2005年，李登輝在群策會的論壇上表示，要看清中共真面目，就要看《九評共產黨》。
2014年李登輝接受了BBC中文採訪，對習近平進行了罕見的評價。他不認為習近平能帶領中國走向民主。理由是「習近平沒有這個基礎」。
2014年5月李登輝在東吳大學，以「第二次民主改革」為題跟學生進行會談，他直言「習近平野心可能比毛澤東大」。
最後借用網友的一句話獻給李登輝先生：反共護台，從不搖擺，功在台灣，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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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曉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