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26日訊】從前線醫護到參政，劉凱文的政治覺醒始於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7.1」大遊行，接下來香港的民主運動幾乎無役不與。目前準備參與9月立法會議員選舉的劉凱文接受《珍言真語》專訪，道出自己參政的心路歷程。
「我的政治覺醒來得很早！」2003年考完高考，劉凱文參與了「7.1」反23條立法遊行；2012年積極參與反國教運動；2014年參與雨傘革命。2016年特首選委員戰中，他與集結30人的團隊，「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該次的參選，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反對梁振英連任，也希望通過參選特首選委來改善施政。」而2019年以來的反送中運動，他更積極參與其中。
公立醫院前線註冊護士的劉凱文，也是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今年2月3日至7日香港進行的醫護罷工行動，他是發起罷工的醫護人員之一，「如果我們不在這一個危急的情況下，採取更加進取的措施的話，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營醫療體系都會被這個不知名的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拖垮。」
疫情爆發前他在急診室工作，疫情爆發後他自動請纓至抗疫戰的最前線：位於亞洲博覽館的檢測中心。朋友勸他，「你在急診室做已經是高危了，你還刻意去亞洲博覽館幹什麼呢？」
但劉凱文認為，「高危區、哪裡都需要人。既然我願意去接受這個新的挑戰，我覺得我就應該去做。」
提及當前參選的政治訴求，「當然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個或以上的議員在立法會。」劉凱文說，目前建制派占多數的立法會，因「制度暴力」不斷升級，「使在任議員的議事空間、和他們的權利不斷地收窄。建制派很粗暴，這樣漠視，甚至簡直使議事規則完全被摧毀。」
他表示，反送中抗爭以來，香港年輕人紛紛挺身而出，是因為他們對未來已失去希望，再加上「他們對香港的感情很深厚，他們很喜歡這個地方，他們才會奮不顧身。」
目前香港的巷弄街道以及遊行到處可見「天滅中共」標語，他認為這反應了民眾對港府不信任，「一國兩制」已蕩然無存，「中共甚至在國際輿論之間說，一國兩制，甚至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變成一個歷史的文件。這件事情令我們香港人覺醒。那麼我們還會把『信任』投放給這樣的政權嗎？我們絕對會覺醒了。」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新工會成立是強心針 集中力量爭取權益
記者：先紹一下這些新工會的情況。
劉凱文：醫療工會都有一定的數目，但有部分不是很活躍的，在反送中浪潮之後，有很多新工會成立，醫療背景的工會也不少，我們都很樂見這個情況出現。因為如果只有一個公會去爭取，當然比較勢孤力弱。反送中浪潮之後，有這麼多新工會的成立，無疑加了一個強心針，可以齊集結力量，去一起爭取我們的業界權益，不同的專職醫療。
記者：為什麼做護士呢？
劉凱文：當時都有一個想法，（我的）成績和前景，也和自己的性格合不合適，因為我自己性格是喜歡對人的，對人的工作是很好的，我自己也很喜歡，也是一個專業，同時也想在這個事業上發展，這都是我選擇護理專業的原因。
記者：今年的醫護罷工，有七千多個醫護人員參加？
劉凱文：是的，我是其中一位的。
前線醫護危險高 仍請纓加入Dirty Team
記者：打抗疫戰非常之辛苦，對醫護人員很多支持聲音，當然也有很多說你們是「黑護（士）」，說我們我們記者是「黑記」，很多「黑」的。你發起這個罷工的醫護人員之一，在這場抗疫之戰有什麼難忘的經歷？或者當時的心路歷程。
劉凱文：我自己是一個前線註冊護士，在急症室工作，根據醫管局的定義，當然我們在抗疫的最前線，我們在高危區工作。我們一直在這個抗疫戰的最前線把關。當然同一時間也都有很多事情反映，例如，有很多不知名的病人，隱瞞他的外遊史，或者外遊紀錄，或者接觸史，令我們醫管局的急症室，或者普通科門診都中門大開，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從他如實透露的外遊史、接觸史，可以做些更加高階級的防禦措施。這個事情我們工會都有發聲，因為根據現在的法例，如果那些來看病的人士，只是向醫生謊報他的病歷，或者外遊接觸史，這樣他們才是犯法的，這樣其實對於我們醫療體系其它的崗位，例如，院前的救護員，分流站的護士，或者是在門口幫他們探熱（量體溫）的職工，基本上很不安全的。
如果那位來港人士，或者來求診的人士，謊報說他沒回過大陸，沒有接觸什麼家禽，沒有外遊紀錄，沒有接觸紀錄，原來這樣他們是不犯法的。這樣對於我們員工的保障，是非常之危險和脆弱。所以我們的工會也就這件事情發聲。
記者：你也加入了dirty team（抗疫隊伍）？
劉凱文：是啊。我自己在急症室的地方工作，政府同醫管局成立了一個檢測中心，在亞洲博覽館，而我自己主動請纓去那裡工作，之前都有個mission（任務）就是去駿洋邨，但因為很快已經滿額，我唯有等下一輪（的任務），而到了這一輪的mission（任務），因為我在那個pool（人選）裡面，（醫管局）就叫了我去。
這個檢測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幫助來港人士、旅客，幫他們做一些檢測的工作，和採集樣本。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在亞洲博覽館裡做，我們登記，看醫生，幫他們留樣本，等候這個化驗結果，都是在亞洲博覽館那邊進行。但是因為亞洲博覽館沒有實驗室，所以我們要將那個樣本送出去。如果病人沒有事，當然就要遵守他的隔離令，如果有事的話我們就會安排他入醫院接受治療。
記者：當時在亞洲博覽館檢測的時候，也爆出在機場都有醫生中招（感染）的。
劉凱文：是啊，那個是衛生署的醫生。
記者：前線會不會覺得有一個危險性？
劉凱文：其實危險性是無處不在。那位中招（受感染）的醫生，他（的工作）不是直接接觸病人的，他只是負責簽署隔離令的衛生署醫生而已。很可能他在工作的期間，有些人過來查詢，然後這些飛沫就落到了桌子上，或者他碰到了桌子附近的物品。
而衛生署的一些個人防衛裝備又不是最高規格的，所以可能有一個感染的途徑存在，所以那位醫生很不幸的被感染了，而且那張桌子的距離也沒有1.5米，這是很肯定的。藉這件事情的發生，檢測中心也馬上做了一些補救的措施，加強感染的控制。我們和病人溝通的時候可以滿足1.5米的距離，起碼有兩張桌子的距離，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提醒我們的同事要時刻做好感染的控制，要做到零感染。
記者：在整個過程中，連你的家人都說，最好你別去？
劉凱文：當然，有的朋友或者家裡人，或者身邊的人都說：「其實劉凱文你不用去的，你在急診室做已經是高危了，你還刻意去亞洲博覽館幹什麼呢？」其實我覺得高危區、哪裡都需要人。既然我願意去接受這個新的挑戰，我覺得我就應該去做。同時亞洲博覽館也是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如果有些同事不情不願的被偏配到那些地方，那麼遙遠的地方，又是新的工作環境，還要全身穿著最高規格的個人防護裝備（PPE），那麼可能工作過程也未必十分順利，所以我覺得如果我自動請纓去，可以免除這些同事們的擔心，所以也是一個很好的決定。
記者：說說罷工那一仗，我們看到很多的打壓都是針對醫護人員，甚至說要秋後算帳。你們在前線參與罷工的同事，包括你自己，有沒有受到一些壓力？
劉凱文：其實是有的，當然。我們參與了公會號召的罷工，其實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和《職工會條例》的保障。但是那些壓力當然來自於同事、輿論，甚至可能是病人，病人家屬或者其他與病人相關的組織。
其實我們罷工的初心，是希望政府能夠封關堵截源頭，令病毒不可以由海外進入本港，有一個圍堵的效果，減少未來的病人，當然現在的病人也很重要。如果我們不在這一個危急的情景下，去採取一些更加進取的措施的話，我們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營醫療體系都會被這個不知名的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拖垮。所以我們做出這個決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記者：你自己罷工到現在準備有意去參選，為什麼會做出這個決定呢？
劉凱文：其實我在衛生服務界嶄露頭角是在特首選委員戰，即2016年的時候。當時反對梁振英連任的聲音非常的強烈，我們有一幫30人的團隊，也是以這個目標為號召，希望可以反對梁振英連任，和要一個維護香港人利益優先的特首或特首候選人，所以我們就集結了這樣一個團隊，也有這樣的旗號。
同時我們在醫療體系中不同的崗位，不同的職系，我們還發現了醫療政策，甚至社會福利政策，或者院社政策，其實有很多漏洞，或者可以改善、改善得更加好的地方。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該次的參選，表達我們的政治訴求，反對梁振英連任，也希望通過參選特首選委來改善施政。
制度暴力收窄議員權利 爭取民主派35+
記者：現在的政治訴求是什麼？
劉凱文：現在的政治訴求當然就是「35+」，我想這是民主派的共同願望，因為我們看到近期，或者一直以來，議會的暴力不斷升級，議會的暴力指的是「制度的暴力」，制度的暴力使在任議員的議事空間、和他們的權利不斷地收窄，我們見到這個環境感到很痛心，也見到建制派很粗暴這樣漠視，甚至簡直使議事規則完全被摧毀。所以我們的宏願和共同願望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個或以上的議員在立法會。
記者：最近議會發生了很多衝突事件，包括內會主席的爭議，有很多泛民主派（議員）也有受傷的情況。如果你參選做了議員，面對議會裡這些制度暴力，你覺得那個角色應該是怎樣的？
劉凱文：我們見到民主派無論如何都要守護好議會的尊嚴，因為議會的議事項是議政，但最沒規矩、最不按程序做事的偏偏是主席，或者他欽點的內會主席負責執行選舉，我們見到是沒辦法去處理一些事，現在是這樣。擺明是霸王硬上弓，不按照議事規則來安排那個主席。民主派無極力去對抗這種不公義、不公平，所以可能要身體力行，不只是大聲疾呼就行了，可能無可避免地會有身體的碰撞，我們縱觀近幾個星期，議會有很多肢體碰撞，而這個肢體碰撞的根源就是那個制度暴力。
記者：據我所知有幾個泛民主派的新生力量都想加入這次的選舉，到時候怎麼協調？是否擔心票源會攤薄？
劉凱文：當然，無論如何我們都要以大局為重，因為「35+」是高於任何一個有意參加候選人的優先次序。所以我們會做些協調磋商等等，應該會初選，但是初選的安排，戴教授（戴耀廷）會在稍後的記者會再說，我把細節留給戴教授在記者會上分享。
記者：做醫務界到今天走到準備參選、積極參選，政治覺醒是什麼時候？
劉凱文：政治覺醒很早就覺醒了，我第一次自己主動參與政治是在03年，那時候剛考完高考，參與了「7.1」遊行，34度的高溫我都走完全程，沒有暈倒也算是厲害了，之後保持留意政治，或者一些事態的發展是怎麼樣的，比較近的是2012反國教，我都是很積極參與，雖然當時我已經脫離了中學年代，但是我都積極留意這些事。2014年就是雨傘革命，雨傘革命占領中環79日。
接著到了2016年，那個風雨飄搖的狀態，我的感受是比較深刻的，因為我很清楚記得2016年2月有個補選，新界東的補選，之後緊接著9月就有一個立法會的換屆選舉，7月是一個提名期，在這一次提名期的期間，是有不止一位的候選人因為他的政治理念而拒諸於外，不被參選的，這非常令人痛心。我覺得香港一個這樣文明的社會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因為他的政治主張而排除在參選之外，應該由選民用選票去做一個決定，哪一個做民意的代表。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深刻的。
記者：所以都經過03年反對23條？
劉凱文：我是其中一位反對23條（的人），想不到我年紀這麼小也有幸參與。
中共永遠只指責別人 政治不可凌駕於專業
記者：現時關於教育都引起好多爭議，中共說這個教育教壞了很多香港年輕的一代，你自己怎樣看呢？這一班新香港人，為什麼他們和其它國家的青少年不同呢？在這次反送中運動中，年輕的一代都令全世界很重視。
劉凱文：其實中共的「主旋律」一向都是指責其他人的，永遠不會說自己是錯的，這當然我們都很耳熟能詳了。但是將這個矛頭指向教育，（中共認定）一定是教育制度出錯，一定是老師教錯了，一定是這些學生學壞腦的，我想這樣的指責並不是根據事實的。
香港是一個資訊相對自由的地方，也沒有互聯網的限制。這對於學術成就的孕育、對知識的探求是很重要的。而且教育還應該由教育的專業人士去把關，中共只是一個政權。為什麼它能夠做這些無理指控呢？我基本上是非常質疑的，不能讓政治凌駕於專業的，否則整個行業都有一個不能承受不可逆轉的惡果。
認真對待資料來源 影響到事物真確性
記者：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怎樣去辨別是非？因為你成長過程中中共已經將香港收回，它們的國民教育、紅色的利誘，一點一點的滲透到了社會裡，你自己怎樣去分清楚哪些事情是對的？哪些事情是錯的呢？
劉凱文：當然首先要很認真的看看資料的來源，因為資料的來源會影響到事物發表（出來後）的真確性有多少。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我曾經也有分享過一些fake news（假新聞），我也覺得自己很愚蠢，（所以）以後自己要警醒一些，其他人也提醒了我。我也曾經做過這麼愚蠢事。跌跌碰碰之下，自己覺醒了，要很認真對待每一個資料來源。
一國兩制蕩然無存 港人不再信任現政權
記者：香港年輕人是很不同的，對手足的感情還勝於家長。好多家長都不想他們衝到前線，也有很大的反對。但為什麼這種同輩之間的感情能令他們站得那麼前？
劉凱文：我覺得這樣的感情從兩方面產生的。第一，可能（年輕人）對香港已經沒有希望，我不敢說絕望，而是沒有什麼希望了。因為我們看到向上流動的情景，是基本上不會再出現了。還有林鄭月娥的政府，對年輕人是非常敵視的。搞青年事務委員會的人，全部都不是年輕人，他們都是四十歲以上的。我們對青年的定義是18至40歲，這樣如何聆聽年輕人的聲音呢？
除了對向上流動，或者對這個社會沒有什麼希望了，我覺得他們對香港的感情亦都是很深厚的。他們是很喜歡這個地方，他們才會奮不顧身，或者不理太多的勸阻，都要挺身而出。這個都可以在不同的反送中運動片段中可以看到的。
記者：很明顯他們都在喊「天滅中共」的口號，香港市民就將（天滅中共）寫在很多地方，這令很多看到人都感到震撼。
劉凱文：是的，我們看到這個口號，竟然很多不同年紀的人都掛在口邊。已經不是只局限在某個年齡層了，年輕人也有。
記者：你覺得這反映了什麼現象？
劉凱文：這反映了對現任的政府，很明顯是不信任的。我們說《基本法》承諾了，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是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國兩制已經蕩然無存很久了。中共甚至在國際輿論之間說，一國兩制，甚至中英聯合聲明，已經變成一個歷史的文件。這件事情令我們香港人覺醒。嘩，歷史文件不是50年不變，50年都還沒過就和我們說這些話。那麼我們還會把「信任」投放給這樣的政權嗎？我們絕對會覺醒了。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