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08日訊】《有冇搞錯》。5月7日。
今年「五一」，香港人過了一個「屬於香港人的五一黃金週」。有香港市民解釋說，「五一」，代表「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黃」則代表親民主派、支持抗爭的「黃店」，合起來，叫作五一黃金週。
這個黃金週，有超過2300個香港小店黃店。有的商舖，主要是餐館，顧客如果喊反送中口號，或舉起五一手勢，就可以享受折扣。到5月4日，估計有超過40萬香港市民響應，創造了超過1億港元營業額。
很多「黃店」門前大排長龍，而且不是只集中在幾間有名的「黃店」。
一名家住元朗的28歲女子說，她在黃店消費更開心，「感覺大家在同一條船，身邊的人理念一致，吃飯聊天談到政治也不用顧慮。」但她也說，消費時不會只問政治立場，也會考慮品質、服務態度和店內環境等。
中聯辦5月2日以發言人名義發表文章，聲稱炒作「黃色經濟圈」，是「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社會撕裂」、是一種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同歸於盡）。
中聯辦的文章說，2020年全球大學影響力排行榜中，香港多家大學均有較大幅度下跌，香港大學從去年的第10位暴跌至41位。
香港大學排名下降，首先是學術自由受到壓制，大學由政府控制，而且和過去這二十年，香港大學和中國大陸的大學進行全面合作有關。這些，和反送中運動有多少關係？
中聯辦的文章還說啦，香港交通運輸、餐飲零售、旅遊服務等行業，更是慘澹蕭條，尖沙咀、旺角、銅鑼灣和中環四大核心商業區的空置商鋪成行連片，冷清場景為數十年所未見。所以它說，這是「黑暴攬炒」給普通市民帶來清灰冷灶之困苦，是愈演愈烈的「關閉潮」「失業潮」的罪魁禍首。
這個可以再搞笑一些嗎？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黑暴，今天穿了黑衫，但如果我是，我會很自豪，因為今年交通運輸、餐飲零售、旅遊服務慘澹蕭條，商業區空空蕩盪、冷冷清清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無一例外，中國所有城市都是這樣，還不止這樣，全球都是，紐約、東京、巴黎、倫敦、羅馬，我有這麼厲害？難道不該自我得意一下嗎？
是不是很搞笑？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在美國，有些店主要是白人買，有些店主要是黑人買，當然有些店主要是亞裔人去光顧。中國、香港也都是這樣的。
誰去什麼地方消費，是他的自由。
這個和言論自由一樣，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不是逼你非要說別人的話。新聞自由也是如此，媒體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是非要表達別人的觀點。
這裡說的自由，主要約束公權力，不是個人。
黃色經濟也是，沒人逼著大家非去黃店，個人消費個人選擇。只有政府，或者那些有權有錢有勢的，才會破壞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者是市場自由。
所以，說黃色經濟破壞自由市場原則，這是典型的指鹿為馬，胡說八道，廣東話說屙不出屎賴地硬。香港經濟進入大蕭條，和全世界原因一樣，是因為武漢中共肺炎，不是別的什麼原因。
中聯辦這種顛倒黑白，胡說八道，我們一點不奇怪，因為過去七十多年，中共正常說人話的時間不多，大部分都是這麼講話的，所以大家習慣了。
再看一下，中聯辦說，一些反對派政客為在立法會選舉中多撈席位，罔顧自由市場規則，極力炒作所謂的「黃色經濟圈」，人為製造社會撕裂，不擇手段滋擾、破壞無辜商戶，是一種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這個說到重點了。
我住的附近有一家日本餐，是著名的藍店。前些年生意一直不錯的，還要排隊。現在很慘，差不多可以說是門可羅雀。每次經過我都會看一下裡面，大部分時間只有兩三個客。店員要開始在門外派傳單，給折扣，但沒什麼用。
其它的，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的金鋪，滿街都是他們家的，老闆不提名字了，反正是著名親共的商人。這些天每次經過，看進去都沒有客人。還有名牌店、奢侈品店、化妝品、藥店什麼的，生意確實很差。不過這些店，都是做遊客生意為主，疫情之下，遊客基本上都沒有了，當然生意受損，和反送中沒有什麼關係，和黃色經濟圈更是絲毫沒有關係了。
比如澳門，上個月整個月賭場只有7億多生意，比去年一天的生意還少，難道是黃絲不去賭博造成的嗎？中聯辦是不是牛頭不對馬嘴呀？
我們說黃色經濟圈的興起，是中聯辦關注的重點。因為中聯辦，或者咱們乾脆叫他們香港市委吧，名正言順好不好，他們所有的既得利益，和藍絲藍店密不可分。那些大富豪，李嘉誠這種級別的，香港市委拿他們其實沒什麼辦法，也惹不起，因為這些人在北京、在中央都有自己的門路，後台有時候可以很硬的。但那些小富豪，餐館、出租車公司、中小型的房地產企業、中小商家，這些才是中聯辦，也就是香港市委的主要財源。
有點像是中國大陸城市，大的中央級企業，根本可以無視本地政府，所以本地政府通常會大力支持本地中小企業，當然中小企業也要投桃報李，大家一起悶聲發大財。
中聯辦也好，港澳辦也好，本地中小藍色企業是他們的重點。所以香港的黃色經濟圈，就踩到中聯辦他們的尾巴上了，他們大聲喊叫起來是不是就正常合理了。
其實，要說把經商、企業和經濟染上政治顏色加以區別對待，中共是擅長，也最經常使用。過去十年，中共煽動的制裁和杯葛外國貨，起碼有好幾次吧。日本、韓國、美國、法國、印度、台灣都被制裁杯葛過，連什麼都製造不出來的菲律賓，也被杯葛他們的香蕉。
前兩年，每次都有外企網站因為把台灣、香港列在其它國家中，遭到中共嚴厲批判，包括航空公司在內，很多企業都會道歉，改網站。
而且，大部分時候，不是顧客杯葛，而是中國政府直截了當切斷他們的生意。說「罔顧自由市場規則、人為製造社會撕裂」，這個世界上還有人比中共更嚴重的嗎？
中資企業媒體的廣告，有一次上過《蘋果》、大紀元這些媒體嗎？
去年，賣瓶裝水的寶礦力，從TVB撤了廣告。梁振英在社群平台臉書上發文：「呼籲全國消費者，全面抵制寶礦力。」他說的全國，當然是大陸了。
梁振英一直和《蘋果日報》打仗。他每天在臉書上公布《蘋果日報》的全版廣告商的名稱，向廣告商施壓。如果《蘋果》當天沒有全版廣告，他會發文消遣。
還有人組織團隊，專門打電話去《蘋果》的廣告客戶那裡，當然這種待遇，大紀元已經「享受」了十多年了。
這是不是撕裂社會？是不是肆意破壞自由市場原則？
梁振英是政協副主席，屬於國家領導人，他是代表他自己呢？還是代表中共在香港撕裂社會？
當時這個TVB的廣告風波，中共直接控制的《文匯報》，引述那些親中商家，說了很多好笑的話。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聰說，在面對政治事件上，企業受壓或偏幫「對社會已造成很壞的影響」。香港鑽石總會胡劍江說：利用抽廣告手段去針對本地傳媒機構，行為等同攻擊，實屬不義。
梁副主席，一直都在撕裂社會，是不是影響很壞？等同攻擊？實屬不義？
別說媒體了。
我有一個朋友，是香港居民。他捐錢給和法輪功有關的神韻藝術團，這位朋友不是法輪功，起碼捐錢的時候不是，只是覺得神韻演出非常漂亮，推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他很喜歡。
結果他回大陸的時候被抓起來了。因為他有和大陸做生意，所以共產黨拚命找他的紕漏，最後硬是做假證，砌他生豬肉，說他偷稅漏稅、罰款，然後判刑五年，在大陸坐了五年監獄。
香港大紀元有工作人員，除了（在）大紀元（工作）還做些生意。前年，一個大陸生意人，因為和她做生意被調查，後來跑去國外了。這是不是製造社會撕裂？
2016年到2018年，我還在自由亞洲電台工作，派駐香港。我們在灣仔的辦公大樓到期，到處去找新辦公室。記得我們看中一個地方，價錢、地點都很合適，租約簽下來，最後被那個大業主否決了。那個大業主是中共的政協委員，一看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嚇得趕快找個理由反水。這個壓力是哪裡來的，我們給足租金，而且因為不受市場波動影響，租金非常有保障，風險比一般商業機構小多了，他為什麼不敢租給我們？怕什麼？是誰罔顧自由市場規則？
香港各個社區，各個屋村裡面，政治人物、議員，包括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辦公室，建制派的就容易租到，泛民的就難租到，是誰在分顏色？誰肆意撕裂社會？
去年，有一間網媒《寒冬》（Bitter Winter）報導說，廣東省內，對於和香港客戶來往的中小型企業，展開了嚴格的政治立場審查，以防港獨分子和這些企業勾結。但不少大陸公司卻認為，中共這樣嚴格的維穩審查措施，才會帶來更大的經濟損失。
報導引述大陸沿海地區一間廠商的員工指，今年10月該廠曾被公安查問有關香港客戶的姓名、年齡、地址、政治立場、貨物狀況等資料，「我問為什麼小廠也要查？警察說大企業都有黨支部，一舉一動都被政府盯著，小廠反而很難監管，因此才要這樣查。」他還表示，公安還拿走了該廠從6月開始接到的所有訂單記錄，而6月正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的時候。
該名員工又透露，他和香港人接觸過後，總感覺香港民主運動和政府對外宣傳的內容並不一樣，而且香港人在討論到這件事時總是很小心，雖然聽得出來是支持抗爭活動的，但不敢說得太白以免被中共報復。
另一名在廣東做生意的張女士表示，中共針對香港的穩控措施令一些有涉港業務的商戶蒙受損失。從6月開始，她數次透過香港一間銀行給客戶轉帳，卻因手機收不到來自該行的驗證碼，無法轉帳。銀行方面表示，很多客戶都遇到了同樣的情況，該行正常發出驗證碼，但被大陸電信公司封鎖。
張女士說：「由於錢款沒有及時轉出，客戶對我們不太信任了，要求我們先轉帳過去，才願意跟我們交易，這給公司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真搞不懂驗證碼又不是敏感訊息，為什麼要屏蔽？」
另外，由於海關針對出口香港地區的貨物強加查驗，導致發貨速度明顯變慢，各個環節下來，客戶要延遲一週才能收到貨，這也讓他們這類小商店生意越來越難做。
曾在東莞設廠、現已將生意遷往柬埔寨的香港廠商兼網台時事評論員傑斯，接受香港《蘋果》電話訪問時指出，有關大陸公安向廠家查問香港客戶資料的傳聞相當可信，因為大陸公安一向都是這樣做事，並指此舉不外是要恐嚇大陸的廠商不要隨意接單，以及透過不同管道「收集資料」。就像過去每逢香港爆發社會運動、紀念六四或5年前的雨傘運動，一些被懷疑用作抗爭或宣傳的物品訂單，大陸有關部門都會特別感興趣，想追查訂貨的背後團體或組織底細。
中共過去二十年發明了新的鎮壓和所謂維穩新模式。簡單說，就是政治問題經濟解決，經濟問題政治解決。
什麼意思呢？就是如果這個人政治上有問題，因為太敏感，不好說，就找一個經濟問題或者治安問題，比如偷稅漏稅，或者比如說什麼嫖妓，抓起來判刑。
但一個人是經濟問題，比如拆遷不接受賠款，認為太少，或者是做生意發生糾紛，和官方鬧起來了，那就安上一個政治罪名，比如接受境外媒體採訪了，那就是洩露國家機密，如果拿了別人的救濟，那就是被境外勢力收買，勾結了境外勢力，抓起來判刑。
在中國大陸，沒有什麼純粹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因為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是一個東西，一個是上層建築，一個是經濟基礎，分不開。所以共產黨在此處理問題的時候，一定是合起來一起處理的。
中共鎮壓法輪功，提出三個目標：名譽上搞臭（這是宣傳），經濟上搞垮（這是經濟），肉體上消滅（這就是直接暴力）。從來不分的，從來沒有分開過。
所以中共對政治和經濟的聯繫極為敏感，因為他們自己就是這樣做的，知道經濟上的影響力，對政治可以產生多大的作用。
中共這種破壞自由市場原則、撕裂社會的政策，中共在大陸已經執行了70多年了，在香港同樣做了70年了，97前這麼幹，97後同樣這麼幹的，以後中共也好，港共也好，會一直這麼做下去。
但它不希望香港市民這麼做，因為一旦有了黃色經濟圈，就有了所謂經濟基礎，抗爭和抗議就會有源源不斷的經濟支援，就不會這麼容易被壓制下去。
這才是中共最擔心的。套用毛主席的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看來，黃色經濟圈，香港人是選對辦法了。
本視頻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曉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