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4月15日訊】因應疫情衝激，港府宣布支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共達2875億元，預料將導致今年財政赤字達2766億，影響財政儲備結餘，引發議論。前香港立法局議員薛浩然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對港府的處置態度與對策失望不已，「每當香港有事發生時，除了花錢就是花錢，派錢都不懂怎麼派，是不是令人很可悲啊。」
薛浩然表示，香港疫情嚴峻，港府動用財政儲備也無可厚非，但問題就在於，「第一用得其所；第二是不是把錢用到節骨眼上；第三就是怎麼把這個錢發放出去。」
薛浩然說，先前港府宣布派發18歲以上永久性居民一萬港幣，至今仍未兌現，「現在要派發防疫基金都一塌糊塗，工會也不滿意，老闆也不滿意，只能將矛盾擴大。」
他不僅對當前港府感到失望，也認為歷屆港府「既無用賢人之識，也無用賢人之誠」，沒有一個官員足以令港人懷念，「我們的腦海裡這二十多年有的都是什麼啊？有的都是怨恨，都是鄙視，都是不滿。」
而近來前特首董建華和梁振英兩位計劃籌建「社會復和大聯盟」，目的為建制派打好9月選戰。對此薛浩然表示，董建華倉促提出辭職，淒然下野，已是歷史過客；梁振英治港五年，民怨四起，惡意挑起港獨問題，不能再任由他了。
他形容兩人是過期的「練馬師」，而建制派的「馬房」也無可跑之馬了。兩人的復出，正顯示「中央政府沒有人才了，袋子裡真的沒人，管治香港沒有籌碼、沒有人。」
「選賢與能，然後（政治人物）講信修睦，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群眾的信心與愛戴。」薛浩然說，如此才能建立有效運作的政府。
此外，在受專訪中，薛浩然還談及一段與香港「財政儲備」有關的過往。
1989年薛浩然擔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期間，為揭露港英政府修建赤臘角新機場財政不足的問題，承受極大壓力，甚至遭遇被捕的風險，最終促使後來特區政府成立「土地儲備基金」。
「一個人偶然間做一、兩件好事不難，但最重要是做了好事不一定讓別人知道，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他說，就如同有人批評他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是一種不愛國，是反中、反港的一種表態，「我也想藉今天這個獨白告訴這些人，什麼叫做愛國，愛國不是用口講的。」
港英時期力保97儲備 痛心林鄭耗財庫
記者：香港政府開始派第二批抗疫基金，財政赤字可能因此到達2600億。據我所知，您在1997年之前有幫香港留下很多的財政儲備。現在看到財政赤字這麼大，有什麼感受？
薛浩然：香港現在疫情這麼嚴重，政府在這方面動用財政儲備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就在於，第一用得其所；第二是不是把錢用到節骨眼上；第三就是怎麼把這個錢發放出去。
上次講派發一萬港幣到現在也沒有兌現。積壓下來，這怎麼解決呢？再就是如果這樣無節制地花錢，真的會把錢用完。
財政儲備是經過好幾代香港人才存下來的。香港回歸之後之所以有這麼豐厚的財政儲備，我可以狂妄地講一句：薛浩然應記一功。我這樣講並不是想拿什麼好處，或者是接受英女王的授勛。我只不過是做了一個香港人應該做的事。此話從何說起呢？港英政府在走之前，宣布一個玫瑰園計劃，在赤臘角修建一個新機場。從基礎建設這方面來看我們是歡迎的。問題在於這個錢從何來，怎麼使用。我在機緣之下，大概是在1988和1989年。當年的總督是衛奕信宣布了一千億的玫瑰園計劃，興建這個新的機場。當時很多人都贊成。我當時就拿到了一份機密文件，就是這個新機場的財政可行性方案，這是屬於絕密的文件。我看了以後是大為震驚。因為政府到1997年7月1日剩下的財政盈餘只有50億還是70億。
記者：哇，這麼少啊！
薛浩然：是，就這麼少啊！當時政府並沒有向大家公布，如果我們有了一個機場，都沒飯吃了，尤其是在過渡時期。於是我就這個問題向政府提出諮詢，當時掀起軒然大波。也有人質疑我這個可行性研究報告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的回應就是如果你覺得是假的，那你把那個假的地方指出來了。我搞了一個記者招待會，這件事就宣揚出去了。這是很大一件事，當時港英政府就收拾不了這個局面了。
當時英國在香港的政治顧問打電話給我：「薛先生，關於這個財政報告的事情我想和你談一談。你方不方便到我這裡來喝杯咖啡？」我說，上你那邊去就免了，門高狗大。還是你到我的寫字樓來我請你喝咖啡。他就親自到我這邊，「請問你這個報告是從哪得來的？能不能告訴我呢？我們不會追究任何人。」
我說，「我不會告訴你的，我要保護我的信息來源。要是告訴你，他就很危險了。對不起。你要真想知道，我可以開記者招待會講。」他不是太滿意地離開了，後來這個人也被調職了。
立法局開會險被捕 堅守正義得道多助
薛浩然：接下來我在立法會就提一個動議進行新機場辯論，要求香港政府就這個財政可行性報告向香港人交代，為什麼花這麼多錢。當時財政司司長Bremridge（彭勵治爵士），他就講過我們不應該在赤臘角再花一分錢，不值得，事情閙得很大。當時正是中英前途談判的時候，也就是六四左右吧。當時辯論之前，我的壓力也很大。
當時在立法局的會議上，港督做立法會的主席。在開會中間港督就塞給我一張紙條，要我在開完會後不要著急走先留下來。我說好，我也寫了一個回條給他。開完會之後他叫我到立法會裡面的一個房間，他告訴我說：「你先不要離開。」我說為什麼？他說他收到消息你要離開這裡（立法局大樓）就會被捕。因為當時立法會的議員有一個特權法案，就是開會的時候是不可以抓的。「因為機場這個事件中，你爆出來的這些信息是屬於絕密的，所以你違反了這個保密條款，所以要拘捕你。」我說好啊，那等一下我先找人去鏞記買一個燒鵝瀨粉吃。他和David Ford（霍德）就關上了房門商討，立法會休息10分鐘之後又開會。他又給了我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你應該感謝我。
記者：放你一馬？
薛浩然：沒事了，警察已經走了。所以我也受到很大的壓力。當時我的大舅劉皇發，也是立法局的議員。他當時也跟我說不要得罪政府啊，是很危險的。我說，「主席你放心，我相信一樣東西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你支持我就行了。」發哥說我當然支持你，接著是動議辯論。
提議成立土地儲備基金 防土地賤賣
記者：當時有多少人支持你？
薛浩然：沒幾個，劉皇發當然支持我，是親戚，所以我這麼尊重他就是因為這樣。這件事發生後我就吵，所以這件事就搞大了，北京好像突然驚覺了，玫瑰園計劃因為工程較長包括還錢要跨越97，導致一些國際銀團猶疑，今天與你簽約97後港英政府已經不是一個主權國家，要接班的同意才行，否則到時不還錢怎麼辦。當時因為六四，世界各國與北京政權脫鉤，使北京政府較被動，但因為建機場需要花上千億的，所以當時馬卓安上任沒做多久就遇到這事，怎麼辦呢？
經濟對英國來說是很重要的，迫使馬卓安飛北京就香港新機場問題進行談判，希望得到北京政府的肯首（點頭），這樣這個工程才可以進行，於是北京就赤臘角新機場簽訂了一個新機場諒解備忘錄，北京向英國開了綠燈，在這個前提下，當時我曾經通過一些渠道告訴北京這樣做是不行的，花光了錢你到時接手怎麼搞，當時港澳辦主任魯平。當時我有一個提議，你考慮一下，由90年代開始到97年，7年之內，香港政府拍賣地所有的收益抽成，留一部分成為特區成立之後的基金，基金的名目叫「土地儲備基金」，建議防止英國人在退出香港之前土地被賤賣，保留一些珍貴地皮，所以後來成立了土地儲備基金，成立這些我都沒有參與。
愛國不是用口講 秉持良心做真事
記者：所以當時97留了一些錢？
薛浩然：是，留了一些錢，當然今天我說這番話，不是要邀功，也不是想做什麼，只是一段歷史、事實，我純粹是香港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我是香港人但是中國心。
所以一個人偶然間做一、兩件好事不難，但問題最重要是做了好事不一定讓別人知道，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像今天有人批評我接受大紀元訪問是一種不愛國，是反中、反港的一種表態，我也想藉今天這個獨白告訴這些人，什麼叫做突然愛國，愛國不是用口講的。
所以有些人說害怕，怕什麼呢？當時英國人這麼厲害，我都不怕被抓，我今天說錯什麼話了？我說過傷害香港人的事嗎？是不是啊？
特區政府無能 遇事無智 百姓積怨
薛浩然：只是政府無能而已，很簡單，為什麼香港回歸後這個特區政府有兩件事令人很失望，我對歷史有一些研究，看看明代歷史記敘的一件事很重要，說主上就是政府無用賢人之識，沒有找到賢良的人去執政，也沒有用賢人之誠，缺乏去找好人去做事的這種誠意。（主權移交）23年了我們看特區政府，大家記得有哪一些人、哪些政府官員是令你很清晰有懷念記得的呢？在我們的腦海裡這二十多年有的都是什麼啊？有的都是怨恨，有的都是鄙視，有的都是不滿。
由幾任特首證明什麼啊？第一，如果按照《基本法》來說是我們選出來的，當然選舉是不是普選或者一人一票都是我們選得來的是不是？但是是中央政府委任的，結果得到什麼呢？證明一個政府有效的運作，正如我們說選賢舉能，然後要講信修睦，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得到群眾的信心與愛戴。現在我們看到每當香港有事發生的時候，除了花錢花錢，派錢都不懂怎麼派，是不是令人很可悲啊。
記者：市民最質疑的地方是，不封關，後來要花這麼多錢去結帳？
薛浩然：這我都感覺很無奈。這樣的政府，這樣辦事有什麼辦法呢？所以為什麼會令有些人對香港特首選舉等等這麼多意見，如果特區政府能夠高效率、辦事大家都不用這麼煩惱，現在要派發防疫基金都一塌糊塗，工會也不滿意，老闆也不滿意，只能將矛盾擴大，令人覺得政府的施政，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同意親疏有別的，但是作為一個政府不能夠這樣，應該是一視同仁。
當時特區政府成立《基本法》的時候，為什麼我們說不能夠有政黨政治，為什麼特區特首不能夠有政黨背景呢？就是預防你有政黨政治，偏幫執政的政黨，而打壓其他政黨的人，打壓異己嘛，人們會想政府做的事會不會偏幫民記呀？打壓其他人啊？包括現在選舉，算了算數（得票率）想想自己沒有實力就說延後吧，這樣都行得通的，所以親疏有別不對的。
中共朝野無人 失將失兵沒籌碼
記者：他們藉限聚令針對公民黨的議員陳淑莊去打壓，包括林鄭及前特首梁振英都在Facebook罵人是嗎？
薛浩然：有消息說現在重新啟用董建華及梁振英出來主持大局樣，我們看到的是：中央政府沒有人才了，中央政府的袋子裡真的沒人，管治香港沒有籌碼、沒有人。董伯（董建華），腳疼，倉促提出辭職，淒然下野。這說明什麼？說明這個人已經成為歷史過客了。梁振英的能力有多大，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到書局買我寫的一本書《為梁振英政府把脈》。
梁振英管治香港五年，民怨四起，做過什麼？讓人記得的是，把香港說的港獨很嚴峻，是他一手挑起這個問題，本來只是被蚊子叮一下，有一個包。這個梁振英特首就是要把這個包抓破，抓破了還要抓，抓到出膿，就是這樣搞出來的。你做了什麼，你再由他去，這樣不行的。
現在政府為什麼提出說要把選舉壓後等等，它計算過的，就像跑馬一樣，跑不過別人。在二十幾年的發展裡，本來是三班馬，走到現在只有一班，怎麼辦？於是，就像馬會一樣宣布，取消今天的賽事，等到第三班馬養肥養精再跑。為什麼呢？第一，建制派的馬房沒有可跑之馬，沒有可以練馬之人。
現在用兩個過期的人去做練馬師，這叫什麼？作為一個中央政府，如果這麼看，我也替中聯辦、港澳辦可憐，回歸23年，這麼多資源投入在馬仔裡，結果越跑越跑掉車軲轆，別人就越跑越快，現在越跑越慢，這種環境之下政府應該考慮一下：為政者讓香港回歸本來的面貌就行。
這個原因是不是中央政府對香港沒信心呢？不是對香港或者是不是對自己沒信心呢？如果有信心，當年鄧小平說的話，香港人不用擔心，回歸很簡單，馬照跑和舞照跳，換個一個五星級就搞定了。一切如舊，該賺錢的賺錢，該發達的發達，該跳舞的跳舞，生活自由心境舒暢，不需要搞這麼多，不可以做這不可以做那，搞個新十戒來做什麼？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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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