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3月25日訊】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及龍振邦3月18日發表文章《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並於同日傍晚撤回該文，稱不希望捲入政治。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主持人專訪時說，「對於知識分子的打壓，我覺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學術自由對於老師而言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龍振邦及袁國勇撰文指，網傳中共毒源（俗稱武漢病毒）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外界認為，袁國勇與龍振邦雖以學術專業發表文章，卻觸動中共敏感神經，被迫撤回該文。
「我這兩天聽到這些消息，老實講是很悲哀。這兩晚睡不好的原因，就在想為什麼會這樣呢？」同為知識分子、一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張燦輝十分感慨。
去年6月反送中抗爭以來，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狀況日漸惡劣，中共與港府的專制殘暴與武力鎮壓，觸發港人大規模遊行與抗爭，「大家都看到一個很簡單的事情：憤怒和良知的問題。」張燦輝說。
「我們每個人都面對不同方向的打壓。問題就在最後，知識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後就是良知的問題。」他說，港人面對強權挺身抗爭，會面臨不同的困境與打壓，也許失去生意、影片被「黃標」喪失廣告費……有人仍舊挺身而出，有人不出聲自稱中立，但最終人人都得面對良心問題做出抉擇，「這就真真正正的看到每個人的人格，和每個人對於自由怎樣去理解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個人需面對的事情。」
張燦輝還提起一段親身經歷。2018年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舉行，張燦輝受邀與會，不過他回絕了，「當一個地方沒有真正學術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自由，一個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麼資格去舉辦一個世界哲學大會？」
張燦輝說，他若出席就贊同中共是所謂哲學的一個領頭、領導的單位，「我不參與是一種『態度』，一個讀書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是有態度的。」
記者：袁國勇師徒寫了一篇文章，後來撤回。作為知識分子，一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想聽你的高見。
張燦輝：我這兩天聽到這些消息，看到的文章，老實講是很悲哀。這兩晚都睡得不好的原因，就是在想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在我這一代人中，有一份天真，比如我總是以為打壓、不自由、勞役、強權等這些，是過去了的東西。我們很幸運的是，從1949年到最近的年份，我都在一個很自由的地方生活，（香港）除了沒有民主之外，自由、法治都是我們擁有的東西。
從小到大，我看什麼書，寫什麼東西，到我讀完書回來在大學教書，這麼多年裡，沒任何人告訴我，什麼東西，不允許教；什麼東西，可以教；什麼東西，是一定要教的。我覺得只有一個立場，我們教書不能隨便亂說，要有根據，有學術根據。因為在人類的歷史、在學術歷史裡，過去的科學家，他們思想不斷的聚積在一起，讓我們分享。我作為老師，看過很多文章、很多書，消化之後教給同學。所以我們覺得學術自由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看見不公 沉默或中立也有問題
記者：這次袁國勇的事件，大家覺得講真話是被打壓的，過去香港9個多月反送中運動，很多人從沉默到現在夠膽出來講，在這一過程的改變中，你覺得有什麼意義？
張燦輝：在過去一年裡，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夠膽講出事實。從去年6月，慢慢開始出現的問題和現在不同。到有問題的時候，很明顯我們整個（政府）會用強權，所謂反送中條例等等。上次我們說為什麼香港演變到會有91%的市民反對我們特首呢？反對特首的不只是一眾「勇武者」，是有很多的所謂「和理非」，知識分子也好、普通的市民也好，都看到一些很簡單的事情：憤怒和良知的問題。
除此之外，很多人是因為看不過眼而出聲，甚至出聲的時候，都會有後果的，你出聲的時候，你可能生意有問題。比如近來YouTube有「黃標事件」，或者不給你生意做，或者不給你廣告（費）。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問題上都面對不同方向的打壓。問題就在最後，知識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後就是良知的問題。如果你肯去出聲，可以說是很正面的事情；但是不肯出聲，說自己是很中立的，或者根本沒有意見，這樣一樣是有問題的。
中共辦國際哲學會議 不參與是種態度
記者：上一次講到如果面對共產黨的極權，不出聲就等於做了幫凶。
張燦輝：是啊，是啊。我講一個幫凶的故事。
2018年在北京有個很重要的國際會議，就是每五年一屆的世界哲學大會。世界哲學大會每五年在雅典和很多地方舉行過，上次是在雅典，每次都有六七千人去，很大型的。當北京在2013年拿到哲學大會主辦權的時候，很多人都很雀躍，「啊，等於我們中國人拿了奧運（主辦權）一樣，會是一個盛事。」我做過中文大學的系主任，和他們有很多交往。2018年早期的時候，我當然也有被人邀請出席當年夏天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哲學大會。當有人邀請我的時候，我就很酷的回答他，我問他一句話，「你會不會1936年去柏林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什麼1936年？
記者：納粹黨的時候。
張燦輝：納粹在1936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想在那個地方以壯他們的聲威，以及向全世界宣示他們納粹的威力。如果2018年我去的話，當然不是幫凶的問題，就會是endorse（贊同）中共是所謂哲學的一個領頭、領導的單位。我和他說，當一個地方沒有真正學術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自由，而哲學和我們中國也好、西方也好，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自由，一個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麼資格去舉辦一個世界哲學大會？
回過頭來說，正是我們人類歷史裡所講：一個讀書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是有態度的。當然你受邀前去的時候，飛機票、酒店都有人招待的，但是這種事情是否值得我們去肯定、參與的呢？我不參與其實是一種態度，當然這個事件不會因為我不參與而不出現，但是，是一個態度問題。
白色恐怖滲入大學 為前途要考量言論
記者：中共非常重視香港的學術界。香港大學的法律系，或者中文大學的公共行政系，都是中共重點監察的對象。你在中大有沒有遇到這些情況？受到他們的監視？
張燦輝：我在中文大學很多年了，做過中文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及負責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領導，做了主任14年。至少在那段時間裡，我一輩子在中文大學，基本上沒有受到監視，就算有的話也是很間接的，或者是很隱晦的。但是至少直到我離開，退休的時候，我還大膽的說，我們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尊重言論自由的地方，沒有任何我們的老師，他們想的事，他們教的東西需要審查、需要禁止的，沒有的。但是我知道，慢慢的怎麼將我們大學教授的意見慢慢的收縮，很簡單的制度就可以了，他們的升職、他們的實任，很多方法使很多的老師們不敢講這麼多大陸的事情，他們做事的時候，想著如何去升職等等問題，可能就會有危險，不敢講出想講的，這個是自動的self-censorship（自我審查）。
記者：在中國大陸的大學有「舉報文化」，學生舉報老師講了些什麼，很多老師就變得不敢講，這種舉報文化來到香港的話，你們會怎樣去……
張燦輝：我想這種舉報文化暫時沒有，有的話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剛剛讀完博士之後，有一年去台灣教書，那時仍然是蔣經國未取消戒嚴令的時候，我教書的時候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什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戒嚴令取消之後，台灣有民主的發展。但是以香港來說，我不知道有沒有。我不相信沒有，但問題是，如果這種懼怕，每個老師、教授都怕的話，我們就會很淒涼了。
現在最主要的自由，學術自由之外，比如所謂公民自由裡，最重要的是我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白色恐怖使我們覺得，這些自由慢慢在收縮，慢慢被人壓著的。如果這樣說的話，會有什麼後果呢；如果那樣說的話，會有什麼問題呢，這些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但是我相信無所不入的維穩組織裡，用這麼多的錢來維穩，怎樣不會知道我們說過什麼？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一言一語，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不過就會視乎它是否夠影響力，是否有危險性。
當然我現在覺得，我們仍然還擁有言論、思想自由，我就夠膽講一些話。有一天發覺，共產黨對於所謂的自由怎麼做法，可能不需要對付你，有很多事情的，這麼說的話有什麼ABCD後果的，這些可能已經發生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現在我的同事在中大裡有沒有遇到什麼事情，但肯定的如果你夠大膽敢說話的話，你的學術前途，可能會有麻煩。我暫時未聽過真的有人這樣出現問題。
面對良心問題說「不」 體現真正人格
記者：作為一個老師，為人師表是非常之重要的，要怎樣面對這些挑戰？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
張燦輝：我想這個當然是很難說的。每個人如何去面對強權，怎麼去抗爭，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困境。比如，如果我不需要養妻活兒，我一個人，又沒有家庭負擔的，不用供房子的，當然可以說（做）很多不同的事。但我們不要說風涼話，就是有個人在你面前（不出聲）你就馬上和那人割席，（出聲）這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現在發生的事件裡，我理解到每個人的背後有很多因素，但是到最後，每個人、知識分子就真的會面對良心的問題，當你「say no」（說不）的時候，你承受的後果是多大，但問題是你不「say no」的時候，你不「說不」的時候，這就會真真正正地看到每個人的人格，和每個人對於自由怎樣去理解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個人面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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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