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歷七場瘟疫，前後十五年。明末，京都有近60%左右的人死於鼠疫。蘇州23萬戶僅剩5萬戶，全國人口死亡過半。有學者說：明朝亡於老鼠。
但令人感到驚異和難解的是，攻入北京城的李自成大軍卻少有感染瘟疫的，清軍入關更無一人染疫，隨著順治稱帝，宣告大明朝壽終正寢之際，肆虐多年的鼠疫竟也絕跡，消失得無影無蹤。
明末鼠疫 京城日死萬人
明朝萬曆年間旱災比較多，同時瘟疫大作。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境內十戶有九戶「中招」，死亡率非常高，傳染者接踵而亡。潞安地區患病者脖子腫大，此病傳染性極強，沒有人敢探望患者，患者死了也沒有人敢收屍憑弔。
崇禎六年（1633年），瘟疫又在山西出現。崇禎七、八年，史載山西興縣鬧饑荒，盜賊四起，劫財殺民。天突降瘟疫，得病者朝發夕死。疫情凶悍，百姓恐慌逃離，一夜間，整個城都逃空了。待到崇禎十年，整個山西境內瘟疫瘋行，過半的人口死亡。
崇禎十四年，大名府瘟疫爆發，京師、天津、河南相繼覆沒，「民死不隔戶」，華北地區50%～60%的人口死亡。崇禎十六年二月，鼠疫攻入北京城，街坊間看不見小孩了，從九門抬出去埋葬的屍首，有的有棺材，有的沒棺材，多達20餘萬，拉棺材的馬車造成交通堵塞，昔日的繁華京都儼然成為一座「死城」。劫後餘生者，衣裝狼狽不堪，和乞丐沒什麼兩樣了。
《崇禎實錄》記載，崇禎十六年四月，北京城內每天死亡的人數高達萬人。六月到八月間，通州、東安、霸州、文安、大城、保定一帶患者無數，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一旦染上，全家全家地死，非常恐怖。
死亡率高達百分之百
明末的那幾場肺鼠疫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百。夏秋季的患者先是在腋下或大腿之間長出一個帶硬核的包，數刻之間就死掉。春季時的患者一吐痰血，或者是吐出像西瓜水一樣的血水，之後馬上就死掉，什麼藥都不好使。因為有腫塊，民間也把它叫疙瘩瘟，實際就是淋巴結腫大。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全家死絕，一家挨著一家，無一保全。「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有的患者一兩天即死；有的早上得病，晚間就死了；有的直接當場「暴斃」。
有清人在其筆記材料裡描述明末鼠疫的情形，其中講到，京師兵科曹直良、古遺正二人，在茶館裡與客人茶飲，起身給客人遞茶，作揖寒暄，身子還未站直，人就咽氣閉目了。兵部朱念祖拜訪客人從外面回來，腳才踏進大門就突然死去。宜興人吳彥升，升任通判，坐船上任臨行前，一個隨仆突然死亡，只好叫另一僕人去買棺材安葬，結果這個僕人去了就沒回來，死在棺材鋪裡了。
死亡的人中，也有做壞事現世遭惡報的。有倆賊半夜去偷東西，碰上一戶因鼠疫人丁盡絕的人家。一賊在屋頂望風，一賊進屋行竊，出來將贓物遞給屋頂上的人，兩人正傳遞著呢，突然雙雙倒斃，也就是分分鐘的工夫。
瘟疫大大損耗了明軍的戰鬥力
大陸有學者指，明朝終結於鼠疫，從明末鼠疫給崇禎王朝造成的重創上來說，鼠疫的確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明末京城人口約在80萬到100萬左右，瘟疫高峰時，日死萬人，崇禎十六年年底，京城死了20%的人口，物資緊缺，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亡國之前先亡命了，民心不在抵禦外侮上，而是在逃命上。
放眼全國，到處是餓殍遍野、哀鴻敗象。明末關內各省總人口數約一億人左右，瘟疫災變戰爭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占全國總人口的40%。華北地區約一千萬人口死於瘟疫。
鼠疫也大大摧毀了明軍的戰鬥力。瘟疫肆虐後的明軍「鳩形鵠面，充數而已」，京城守城士兵只有區區5萬，由於軍糧不足，餓得不行，很多士兵站都站不起來，用皮鞭抽打也精神不起來。京城十五、六萬城牆垛口，平均一人守三個垛口。馬匹也染了瘟疫，三萬匹戰馬只剩下一千來匹。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訣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這樣的軍隊怎麼能擋得住李自成的五十萬精兵呢？
瘟疫劍指大明不染清軍
大明的京都是不攻而克的，不可不謂之天意。
比較奇怪的是，李自成率兵轉戰南北，軍隊中卻少有染上瘟疫的。清朝的文獻中沒有關於闖王軍隊死於瘟疫的記載，明朝的地方誌中有些許記載。但沒有任何史料記載李自成的軍隊是如何抵禦瘟疫的，明末的那場鼠疫對李自成軍並沒有造成多大的傷害。
更為奇特和神異的是，清軍從關外一路殺來，入關，和明軍交戰，過程中竟無一人染上瘟疫。鼠疫的傳染性極強，那時的人們也沒有什麼隔離措施，哪怕只有一人染上，都會在短時間內染遍全軍。神奇的是，瘟疫似乎沒有把清軍納入消滅對象，而是劍鋒直指大明王朝。
有人解釋，清軍不染瘟疫是因為來自關外的滿蒙大軍為馬背上的民族，鼠疫通過跳蚤傳播，而跳蚤怕馬的騷味。這個說法比較牽強，跳蚤傳播並不是鼠疫傳播的主要途徑。鼠疫是人類一號病，是可以人傳人的，肺鼠疫則可以通過空氣飛沫傳播，戰場上短兵相接，廝殺、喊叫，飛沫傳播、傷口感染是大概率。中世紀的歐洲黑死病，連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都未能倖免。
明朝末年，敗象盡顯，臣子慵懶，官員腐敗，軍中將領與地方勢力勾結屯田占地，百姓飽受天災人禍侵擾，儘管崇禎本人勤勉，也無法挽救前幾朝的閹黨亂政之後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明朝大勢已去，王朝終結，已成定數。
吳又可順天意救人
崇禎皇帝曾啟用孫傳庭領軍對抗李自成軍，孫傳庭特請明代遊醫吳又可來軍中治疫。吳又可提出「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並稱之為「癘氣」，但依然是一種物質，「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吳又可著《瘟疫論》被認為是古代傳染病學的啟蒙著作。
有人認為，吳又可說的「癘氣」近似於現代醫學上說的病毒，並認為，《瘟疫論》超出了傳統中醫理論學說，這是現代醫學站在現代科學角度上的解釋。其實不然，吳又可的《瘟疫論》並沒有超出中華傳統文化的範疇。
中國古代文化講天地人三才，人立於天地之間，並非是自然進化的結果，更不是大分子碰撞出來的。道家講「道」生萬物，上古典籍記載盤古開天闢地、女媧造人，西方講神創。朝代、君王、臣民都以敬天崇神為本，合德順天者昌，敗德逆天者亡，各行各業都以探究是否符合天道運轉規律為要旨，也就是俗話說的「道」。
吳又可為修道之人，行醫是他在世間的表象，他當然知道天意不可違，在亂世中如何行天道濟世救人是他的本分。王朝更替，並不是說個體的生命不可救，但王朝始興終衰的趨勢，任何修道者是不可改變的，只能順天道行之。
他所說的「癘氣」，往現代科學可以接受的方向上說就是含有病毒成分的微觀物質，往更深一點的層次看，那就是微觀下的邪靈類的生命。要想驅逐這些奪命的低靈生命，沒有神助是辦不到的。網絡上，古金先生所揭示的，吳又可研製的達源引還有一個關鍵的藥引子，即口訣，而平疫的關鍵在「訣」，不在藥，是有深刻道理的。
現代人類更多地注重物質層面的，而忽視精神層面的，殊不知人類精神層面的、道德層面的東西是直接與上天和神佛通達的根本渠道，人類要想免災消難，就得重德、敬神、修己、自省，聽從高層生命的指引。
君王多罪己 民眾多互助
大明王朝277年間，共發生75場流行性疫病，但這些瘟疫，除了明末的，大部分疫情只是局限在州府、縣屬之地。如果以縣為考量範圍，每個縣平均四十多年至一百多年才能發生一次瘟疫，總體上來說，疫情並不頻繁。
古代君王深知君權神授，逢大的災變罪己自省，同時責令下屬官員修省。
永樂九年（1411）七月，陝西大疫。明成祖專派戶部侍郎王彰祭祀西嶽華山及陝西山川等神。祭文為：「比陝西守臣言境內疫癘，民之死亡者眾。朕君臨天下，一物失所，皆朕之憂。故聞之惻然弗寧，惟助國衛民御災扦患神之職也。尚其鑒余誠悃，賜以洪庥，俾疫癘全消、災害不作，豈獨生民之幸，國家蓋有賴焉。」
正統十年（1445）六月，浙江台州等三府發生大疫，皇帝派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王英去祭祀「南鎮」，禳除災患。時浙江久旱，王英一到紹興，天降甘露，連續兩日下起了大雨，人們讚歎此雨為「侍郎雨」。
明朝逢疫年，民眾之間的互助事件非常多，也很感人。
明初，有一叫莫轅的人，鄰居馬華全家染疫而死，獨餘一個幼孩存活。其他人不敢收留，莫轅就毅然撫養小孩成人，傳為佳話。嘉靖時廣東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母和繼母及家人被瘟疫傳染。二母奄奄一息，親人紛紛躲避。唯有徐知府獨自細心照料二人，致使疫者轉危為安。
張彥忱，永樂年間進士張宗璉之父。他宗族舉家染疫，親朋好友均切斷與他家的聯繫。張彥忱不顧眾人勸阻，親自備湯熬粥，每天數次，晝夜照料宗族，並說：「道路旁邊的樹木都能庇護人納陰涼，人與人之間怎可不相互照顧呢？我做好事，鬼神是不會侵害的。」
成化二十二年（1486），某鄉大疫，家人數死，曾家的兩個兒子疫死，只剩下一個孫子名叫曾日旦。祖父曾汝厚慟哭欲絕，兒媳蕭氏年方23歲，說：「公公不用擔心，我若有再嫁的念頭，不能守寡守節，就讓神明懲罰我。養老、撫幼都是我的責任。」日後，蕭氏獨處深閨，勤紡持家，將曾日旦撫養成才。曾日旦成人後修葺新屋給蕭氏居住，並給其屋上匾，名曰「節孝」。
官員仁心 方能治疫安民
官員的德行仁心，也是疫情時期治疫安民的關鍵。
明朝嘉靖國子監博士李贄記載了一位荊州屬官李中溪的事蹟，當地官員不能合理照料工程勞役者，以致縴夫疫死無數。李中溪親自到藥材市場買藥材，熬煮參芪藥水，救活了很多染疫者。後來，李中溪主持築堤障江工程，曾受恩惠的役者紛紛出力。
李贄認為，李中溪所花費的藥費不過四五百金，卻救活了數以萬計的疫病者，這樣是因為李中溪仁心所致，感動了天地。
以古鑒今，當今的人類要想走出瘟疫的肆虐，須重拾傳統道德，敬天畏神，君王躬身自省，廣納諫、施仁政，才能感動上蒼神明，眾志方可成城。然而，不放棄邪惡的共產體制，這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參考資料：
古金：《大明劫中的大疫之劫》
張廷玉：《明史》
羅欽順：《整庵存稿》
黃宗羲：《明文海》
李攀龍：《滄溟集》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
曹樹基：《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