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1月30日訊】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拍案驚奇》，我是大宇。今天是美東時間2020年1月29日星期三。
習近平稱親自指揮防疫 西藏現疑似病例
1月28日，習近平第一次公開表示，自己「一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此前，外界一致認為，習近平把全國疫情防控小組，交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掌管，但如他所說的話，這次疫情防控，習近平才是實際上的總指揮。
隨後，1月29日，習近平又公開要求中共軍隊，要「聞令而動」，積極支援地方疫情防控。習並同時承認：「目前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複雜」。
隨著疫情的擴散，此前一直沒有新型病毒病例通報的「西藏」，也傳出消息，一名34歲湖北省隨州市男子，1月22至24日從武昌坐火車到拉薩，隨後在1月28日在當地醫院查出問題，成為新型病毒肺炎的疑似病例。至此，中國全境都籠罩在新型病毒的陰影之下。
在國際上，新型病毒已經傳播到至少15個國家。中東國家首次出現確診，阿聯酋有來自武漢的一家四口，全部是新型肺炎的感染者。
新報告指病毒致死率11% 未來疫苗未必對所有人有效
面對洶湧的疫情，最近一直呼籲世人緊急關注新型病毒疫情的美國哈佛大學流行病學專家丁亮，就是我們之前說的費格丁（Eric Feigl-Ding），中文名是丁亮。他近日持續在推特發推文，關注疫情動向。
1月29日，費格丁引用了《柳葉刀》雜誌主編Richard Horton的推特，提到一項最新研究顯示，新型病毒致死率達到11%，費格丁說這遠遠大於預期。
這個結果來自於《柳葉刀》1月29日發表的最新論文。研究樣本還是來自收治全球第一宗新病毒確診病例的武漢金銀潭醫院，樣本包含1月1日至20日間，已經在該醫院確診的99名感染者。
研究發現，這99人平均年齡是55歲半，而且大多是男性，有67人；99人中有50人存在潛在慢性疾病，有74人在入院後發現是雙肺感染，這占了大多數。他們的症狀是什麼呢？99人中有82人發燒、81人咳嗽、31人呼吸短促。
醫院對99人中的75人採取「抗病毒藥治療」，70人使用抗生素治療，75人使用氧氣治療。就是這樣，99人中還是有17人發展成高病死率的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ARDS）。截至1月25日，其中11人終因多個器官衰竭而去世。在這項研究中，這意味著新型病毒致死率幾乎就是11%。
99人中減去離世的11人，還有88人呢？有57人還在住院，好消息是有31人出院，但出院時是不是意味著完全康復，報告並沒有交代。
這份費格丁博士引述的《柳葉刀》最新報告，也不完全是傳遞憂心。報告中的11%致死率只來自一個較小的樣本，而且有另外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出院。費格丁博士並引述醫學專業機構的消息宣布，會儘快在四個月內臨床測試疫苗，這是當前國際上眾多開放新病毒應對疫苗的消息之一。但同時費格丁警告，現在的新型病毒基因變異很快，所以不保證開發出來的疫苗，對所有人都有效！
因此，對於這種可怕擴散的病毒，做好防備還是最要緊的。費格丁博士積極呼籲世衛儘快把它列入「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根據較新的消息，世衛會在1月30日晚些時候，再開會討論相關決定。
WHO應對疫情舉動「反常」 屢屢語出驚人
1月27日，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言人承認，在1月23至25日三天的報告中，對武漢肺炎疫情的風險列為中等，是「用詞錯誤」，27日修改等級為「高」。但對於是否把疫情宣告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該機構還要開會討論。
1月23日，世衛祕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說，武漢疫情在大陸是緊急事件，但還不是「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譚德塞說要再開會決定，那我們現在就看1月30日世衛怎麼說。
此前，世衛一共宣布過5次「公共衛生緊急事件」。2009年的H1N1流感、2014年西非埃博拉、2014年的小兒麻痺、2015到16年的寨卡病毒、還有2019年的剛果埃博拉。這次武漢爆發疫情的烈度，完全不亞於前5次。世衛遲遲不宣布緊急狀態，引發外界詬病。
不僅如此，雖然目前大陸當局高喊完全有信心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但世界各國出於憂慮，陸續開始從中國大陸「撤僑」。
世衛祕書長卻在這個時候，再一次語出驚人。
近日，世衛祕書長譚德塞去訪中國大陸，在面對感染確診病例不斷翻倍，大陸多個省市進行出入限制的情況下，仍然在1月28日會見外交部長王毅之後說：我們注意到有國家提出要撤僑，世衛不主張這樣，當前應該保持鎮定，沒有必要過度反應。顯然，外交部長王毅對譚德塞的表態很滿意。
但大家注意我們剛才提到了，世衛已經在1月27日，對上週將全球疫情風險列為中等而道歉，改成了高風險等級。而早在1月22日，世衛就把中國列成疫情高風險區域。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譚德塞還跟大陸當局一唱一和，勸告世界各國不要撤僑，未免有一點匪夷所思。
然而，世衛與大陸政府的這種微妙關係，早已體現出來。因為主權爭議一直遭受大陸打壓的台灣，已經連續多年沒有被世衛邀請去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就算這次疫情，1月22日世衛開會討論時，台灣雖然出現已確診病例，但也沒有受到邀請。
華盛頓智庫「2049計劃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莊宛樺，對自由亞洲電台說：中共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無所不在，當把政治考量優先的時候，全球的醫療衛生都面臨危機。在網絡上，網民甚至把世衛的英文縮寫WHO，改成了CHO，諷刺世衛唯中共馬首是瞻。
這些負面記錄，讓世衛的信譽也岌岌可危。顯而易見的證據是，世衛不贊成各國從中國大陸撤僑的呼籲，似乎沒人理會。
武漢肺炎疫情的三項「併發症」
當前的武漢肺炎疫情，會連出大陸至少三個面向的問題，一個是經濟，還一個是信任，再一個是政治。我們把這三個比喻為武漢肺炎疫情的三項「併發症」。
併發症之一：封城撤僑關口岸 肺炎疫情拖拽經濟下滑
目前，已有多國已經或計劃從中國撤僑。《法廣》引據法新社的數據統計：
1月29日，美國派專機接回了在武漢的240名公民和外交人員，但仍有約800人滯留武漢；
日本派專機接回約200名日本公民，而在武漢當地有650名日僑希望撤離。
此外，法國會在1月30日派飛機去接最多約1000名法國僑民，同時搭乘法國包機的還有另外一百多名歐盟公民；
歐洲的摩洛哥也準備從武漢撤回約100名摩洛哥人；
德國和西班牙雖然沒有明確撤僑計劃，但是在考慮其它類似選項；
韓國本週也會派專機撤回幾百人，同時，在韓國總統府青瓦台網站上，有關「禁止中國人入境」的請願，簽署人數早已突破47萬人；
還有印度有飛機已經待命，準備接回250多名僑民；
泰國也有飛機待命，準備接回中國境內的64名泰國人；
澳大利亞政府接到四百多名受困中國的僑民登記，要撤回澳洲；
菲律賓有約300僑民在湖北省、斯里蘭卡有約860名學生在大陸，兩國分別計劃撤回這些人；
另外在非洲，也有國家計劃撤僑。
說到這，大家應該明白，為什麼有人懷疑中共在借世衛的嘴，呼籲這些國家不要撤僑。因為這麼多國家的人要走，無論對中共當局的信心、國際上的形象，都是一種影響。
而除此之外，美國、德國、英國並建議國民，為防止疫情不要去中國。1月29日，英國航空公司還宣布暫停了飛往中國大陸的所有航班，印尼獅航也宣布暫停去往中國航班。香港國泰、美國聯合航空、加拿大航空，也宣布減少去往中國大陸的服務。
而在香港，特首林鄭在市民強烈抗議下，終於做出進一步動作。28日下午宣布關閉香港與中國大陸14個過境口岸中的6個，包括西九龍高鐵站、紅磡口岸、沙頭角、文錦渡等，生效時間是1月30日凌晨0點。
此外，大陸往香港的航班會減少大約一半，北京方面也同意暫停簽發內地去香港的自由行批准。但是港大袁國勇教授此前已經指出，現在香港已經過了阻止病毒進入香港的黃金期。
因應疫情，多國或地區與中國切斷口岸往來，而在大陸的一些國際活動，同樣受到影響。例如2月原定在中國舉行的「高山滑雪世界盃賽」取消，中國足協也放棄了東京奧運的女足資格賽B組最終一輪的主辦權，這場賽事目前被轉移到澳大利亞悉尼進行，這兩個只是中國大陸受疫情影響而取消的部分國際活動。
外國陸續撤走僑民、部分對外往來口岸相繼關閉、原有國際活動取消，再加上大陸內部各地為了封堵疫情而進行的交通出入限制，俗稱「封城」。這些舉動，在有助抗擊疫情的同時，對大陸乃至世界經濟，都會帶去影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占全球經濟產出16.3%。
而英國《金融時報》近日報導，疫情危機打擊了中國的旅遊業、製造業還有正常的消費。大陸多個重要城市，不僅學校推遲開學，企業也推遲復工時間，這包括金融重鎮上海、製造業重鎮蘇州，而武漢本身就是科技發展重鎮。以上只是三個例子，好多國內國際的企業在這些地方辦廠。
而且疫情正好趕上中國新年期間，這是至少是中國最熱的旅遊季。但是1月25日大陸當局數據顯示，當天全國整體運輸量相比去年同一天下降29%。
中國銀保監會（CBIRC）近日表示，會「通過適當下調貸款利率、增加信用貸款」等方式，抵銷疫情影響。
但是無論怎樣，大陸至少要對第一季度乃至其後的中國經濟震盪，做好心理準備。
併發症之二：重蹈處理SARS的覆轍 大陸當局公信力如何挽回？
1月28日，大陸的最高法院在官方微博上，發了一篇文章，內容大意是說：今年1月1日，武漢警方依法查處8個散步武漢肺炎謠言的人，當時這8個人在一個醫務工作者微信群，發布華南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的消息，這篇文章筆鋒一轉，說儘管新型病毒不是SARS，但是信息發布者的內容不是完全捏造，如果當時公眾聽了這個「謠言」，及時預防，對今天來講就能更好防控疫情，所以傳播者傳播的信息基本屬實，主觀無惡意，客觀沒造成嚴重危害，政府應保持寬容。
這是大陸最高法院的表態，外界普遍解讀是給這8名謠言傳播者翻案、正名。而且這篇微博文章，也是罕見公開了這8個人當時傳播信息的具體內容。
進一步講，僅僅為這8個人正名還不夠。有人呼籲，要法辦抓人的警察，那麼抓人的警察是受誰的指示呢？那麼指示警察的人，又是出於什麼原因，大動作殺雞儆猴，抓捕了那8個所謂謠言傳播者呢。我們不管這個案子是單一案例也好，還是當局為了下一步出招，抓幾個涉嫌瞞報的官員以謝天下也好，但是類似的戲路出現太多次了。
這一事件，再次讓當局本已脆弱的公信力，大打折扣。那以後，誰因為傳謠言被抓，那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人民是該譴責，還是該相信呢？
這只是這次疫情引發的當局信任危機的一個小事件，在整個疫情的操作上，當局的信息透明度一直為外界所質疑。
還有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月27日下午，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大陸央視的採訪，對疫情信息披露不及時，做了公開的回應。他首先說，依據大陸的《傳染病防治法》，對這種新型病毒肺炎必須「依法披露」，接著他透露了重要信息，為什麼沒有及時依法披露呢？是因為：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可能周市長覺得光這麼說主持人聽不明白，隨後又補了一刀：後來，特別是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那以後，他們的工作才變得主動。
這是政府拖報、瞞報的鐵證。除了周市長透露的重要訊息，他敢把包袱往上甩的「勇氣」，也被很多媒體津津樂道，這是要造反嗎？
最後，周市長還說，「人民群眾要有意見，我們革職以謝天下」。但周先旺就算被革職了，難道未來不會有下一個周先旺嗎？
我們之前也提到過，17年前，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等官員，就因為瞞報SARS疫情被革除黨職。事不過三，這樣的戲碼發生得多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就瀕臨破產。人們會反思，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孔誥烽」，1月28日在自由亞洲電台發表文章。他表示：人類總是要不斷重複錯誤，在共產極權體制內的人類，錯誤更是重複得更頻繁。從最初隱瞞疫情到令危機擴大直到失控，這套路根本就是2003年SARS的翻版。
有的人可能會說，那世衛秘書長譚德塞近日不是還讚賞大陸的所謂「制度優勢」嗎，雖然信息公開遲緩了，但是最終能合起力來辦大事，全國動員搞定疫情。經濟學教授「孔誥烽」可不這麼想。
他說2003年的SARS在當年5月開始消失，一些人把這歸功於當局的威權統治，但其實，有一點科學知識的人，都知道這是胡扯！孔誥烽表示： SARS 迅速消失的最重要原因，其實是5月氣溫回升，SARS病毒失去最理想的存活與傳播環境，疫情自然受控，當局的動員有作用卻不是最重要的。
這樣看來，瞞報疫情屬實，「威權制度」的優越性被誇大，假如今年夏天這場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再次消退之後，就像孔誥烽警告的：這場由中共封閉專權製造出來的人為災難，會引起多大的政治衝擊波，恐怕是中共高層現在想到也會夜半冒汗的問題。
【併發症之三：經濟動盪加信任危機 現有制度還能走多久】
最後，我們來談併發症之三：政治。
《紐約時報》近日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是袁莉所寫的《疫情危機讓中國穩定表象出現裂痕》，文章中有一句承上啟下的話：這場危機促使他們重新思考中共統治下大局上的取捨：為換取穩定和繁榮的許諾，人民放棄了個人權利。
為此，文章舉了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常被小粉紅視為不可信消息來源的微博。一個普通人在微博上寫：「看似虎虎生風的現行體制，一次治理危機就被衝垮成這個樣子。我們交出權利換來的被保護，何種程度的保護，我們積年累月的政治冷漠會把我們推向哪裡？」這條微博在轉發7,000多次後被審查員刪掉。
第二個例子來自現實事件，在誇耀高效的威權體制下，武漢「當地醫院的物資告罄，不得不繞開中國官僚機構，在社群媒體上向社會尋求捐助」，不僅武漢、北京和其它省份的醫院，也在向公眾求助。
第三個例子，來自一名經濟學家，他對紐時記者袁莉說：《人民日報》上沒有人民。因為「隨著疫情演變成一場全國性危機，中共喉舌《人民日報》上週仍在頭版上對領導層歌功頌德，隻字不提武漢」。
第四個例子，來自大陸媒體記者。《財新》雜誌調查記者王和岩，她抱怨找不到在武漢願意受訪的醫護人員，即便保證不用真名，因為醫護怕被報復。還有一名前大陸媒體記者李海鵬，最近在微博上寫道：國家會被解釋，被證明，被信賴為唯一的拯救者，所以我們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樣的，以國家主義的失敗開始，以國家主義的勝利告終。
以上四個《紐約時報》報導的例子，全部是來自現在或曾經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我們不難發現，在疫情之中的中國人在反思。本世紀最初的十幾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使人們不願意深刻反思。但是，還未結束的貿易戰、再加上當前愈發嚴重的瘟疫災情，像我們上面所討論的，勢將對中國經濟造成影響。
沒有好看的經濟帳單，也沒有充分的制度保障和個人權利，那麼接下來的政治危機，將會是無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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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新聞拍案驚奇》製作組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