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一般分為易理、易數、易像、易占四個方面。易理從狹義上講專指與「數像」相對的「義理」，廣義上講泛指《易經》經傳中所蘊涵的道理。這個方面大致對應西方的哲學。
易數可理解為根據易理推算預測的方法，傳統上主要指術數。易數最著名的論著是宋代易學家邵雍所著的梅花易數。其名稱的來源也是一個典型的《易經》預測實例。相傳有一天，邵雍進入梅花園賞花時，偶然見兩隻麻雀在枝頭上爭吵，後又見此二雀忽然爭枝墜地，邵先生看到此種現象，即運用其易數推斷曰：明日當會有一鄰女來攀折梅花，園丁不知而逐之，鄰女驚恐自梅樹跌下，傷到大腿。事後果然應驗。這個方面大致對應於西方的數學。
易像研究《易經》的陰陽八卦符號體系和事物之間的關係。《易經》用陰陽爻和卦表示陰陽、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從簡單到複雜的「像」，每個像可看作事物某個抽象的狀態或概念。事物在這些狀態中轉換、變化。如八卦中的「乾」卦乃象徵天，強，高大，寬廣，尊貴，運動不止，明亮，純淨，健全等。這個大致對應於西方各門學科的理論部分。
占，就是筮占。易占是指通過數蓍草、搖銅錢等方法起卦，確定事物的卦象，然後應用易理、易數進行預測、推斷的方法。這個大致對應於西方的各個分析測量學科。這部分雖然從近代科學的角度非常難於理解，但也不是完全無落腳之處。如果世界存在層層嵌套的自相似結構，任一點對於全局來說是全息的，筮占、起卦等就是在局部建立一個全局的相似結構，通過對這個局部的了解來推算全局。
下表匯總了上述討論中《易經》與西方學術的對比。
2.5 小結
《易經》先出現卦、爻符號系統，後世的近五千年間一直是在對這套系統的解讀和應用。這種情況只能用一種設計的觀點來看待。即中國五千年的認知、思維邏輯來自於一種預先設計好的藍圖，或者說是先建立了一套理論模型，後續的發展就是如何應用這個理論模型，而這個模型本身在五千年間沒有任何變化。這一點與《易經》神授的記載有著內在的一致性。與此對應的，是西方哲學、邏輯學從無到有，經歷了一個逐步演變和發展過程。
《易經》與亞氏邏輯學符號系統之間有如下一些相似之處：
在實際問題被符號化之後，後續的推理演算就具有了高度可重複性，同樣的推理演算路徑對任何人都是可重複的；
各自都有一套對符號語義的理解和應用方式；
各自都有一定的推演預測能力，可由已知推演出未知。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易經》與源自於希臘的近代科學體系從人類認知的最基礎——個體識別開始，就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易經》研究的，恰恰是近代數學所排除的「頑固類」，是一些具有循環嵌套結構的分形結構。《易經》同時識別一組其存在相互依賴的個體。與主客體相互獨立的經驗認知不同，《易經》的認知中沒有獨立的主體和客體，沒有作為認知原點的範疇、原子命題、公理，是一種原生的循環嵌套對象的認知體系。
《易經》中，把「生」或劃分加諸於自身的時候，產生了一個循環嵌套系統。亞氏邏輯學則使用BE來判斷相同、相似等背後的BEING，產生了一個線性序列。這就是兩個體系的原始分歧點。從這個分歧點出發，發展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廣義邏輯體系。
《易經》採用了「生」這個基本概念，表示了對象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的質變過程。在不依賴於一個假設的已知起點的情況下，陰陽相生，即在一次次的可重複認知循環中，得到有限信息的認知結果。
《易經》的兩儀對應著一些當代各門學科中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正、負電子，正、負磁極，主體、客體，人、物等。四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對應一些高階複雜的個體。
在《易經》的這種認知基礎上，可以建立與源自於古希臘的邏輯學完全不同的邏輯思維體系。相應於這種自嵌套循環關係，《易經》中的概念獲取也採用了這種自嵌套循環，是自定義的。《易經》也是一種原生的系統論，可以對近代科學中的非線性和複雜性等問題作出透徹的理解和解決。
在對《易經》理解的基礎上，才能理解古漢語與漢字的構造原理，理解中華傳統中醫理論、建築、藝術、社會等各個方面理論和學科的內涵。#（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