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9年06月05日訊】邵德廉(Dan Southerland)在1989年學運期間是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站站長。他不但親眼見到了六四期間北京普通市民被軍人擊斃，也趕赴成都了解到軍人對普通市民的集體槍斃事件。
記者：邵德廉先生，在1989年學運期間，您一直都在北京嗎？
邵德廉：我是駐在北京，但六四屠殺之後，我也去了外地，包括成都、上海等地。要知道，當時不止是在北京，實際在全國都有抗議，這很讓人振奮。我想像不出當年有任何一個省會城市，沒有這樣的抗議活動。
記者：您在北京的時候，您採訪過的最高級別中共官員是誰？
邵德廉：我實際沒有採訪到像總理一級的高級官員，但我有非常接近他們的信息渠道。所以，我提前就知道趙紫陽會被清算。
記者：您是提前就知道了嗎？
邵德廉：是的，我提前就知道了。而且我能讀懂中國的官媒。
記者：6月3日晚至6月4日臨晨，您在天安門廣場嗎？
邵德廉：我沒有在場，但我有幾位中文能力很好的助手。我當時派了其中一個去了天安門廣場，另外一個在廣場附近的北京飯店的一個房間裏，那裏可以看見廣場的情況。
記者：你們怎麼保持聯繫呢？
邵德廉：他們有兩個電話。但當時發生了意外。我派到廣場上那個會說中文的美國記者，很久都不打電話給我。後來我才知道，國安警察在廣場邊緣上把他打倒在地，扔進一輛車裏，然後開到一家理髮店，給他戴上蒙眼布，威脅說要槍決他。我想這是要恐嚇他。然後，警察又把車開到10英里之外的一個村莊，把他扔在那裏，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記者：當您把有關大屠殺的報道發回美國的時候，您聽到美國人的反應是什麼？
邵德廉：人們對發生的這件事情很憤怒。在很多年中，美國人有一種感覺，認為中國越來越走向資本主義；人們也有一種假設，中國會逐漸走向民主。但現在這件事情證明這種假設是錯誤的。
記者：您前面提到，在大屠殺發生後，您去了中國的其他地方，調查當地發生的情況，是嗎？
邵德廉：我必須說，大屠殺發生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醫院調查到底有多少人被殺死了。我還記得，當時我去了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所醫院，有位醫生走了出來。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因為當時周圍都是一些政府的人在阻止、吼叫，但他就對我說，快進來。他為了讓我進去，不得不使勁把門推開，我跟著他進去。這件事後來成了我刊登在頭條的報道。我報道的內容是我去醫院調查死人。
記者：您在醫院看到的屍體，您能辨別出身份嗎？是學生，還是其他人？
邵德廉：我看到的是，屍體一個堆一個，我看他們的臉，基本是三十歲左右，不像學生那麼年輕。他們看起來是那些去支持學生的人。我必須要說，在整個事件中，死去的工人可能要比學生多，雖然我不知道確切的數字。
記者：您還記得那天您看到了多少具屍體嗎？
邵德廉：大約20-25具吧。我當時還和其他記者溝通過，我估計整個事件死亡人數有800人，但也有可能超過一千人。
記者：在這天之後，您去了外地？
邵德廉：我以最快的速度去了成都，因為我聽說那裏有很多抗爭和殺戮。我在那裏發現確實如此。
記者：您在成都看到了什麼？
邵德廉：當地人告訴了我很多情況，包括警察和軍隊向民眾開槍。
記者：您去了成都的天府廣場嗎？
邵德廉：是的。
記者：您在那裏看到了什麼？
邵德廉：我去晚了，並沒有看到任何死屍。但那裏有人告訴我當地發生的槍擊，還有人跟我說，他的朋友在那裏被槍殺了。而且還有人在美國領事館附近被槍殺了。有人看到了。當時是有集體槍斃！
記者：什麼樣的槍斃？
邵德廉：就是把人排在一起，然後用槍擊斃。
記者：是嗎？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事情。
邵德廉：政府後來指控學生是被外國操控。但這顯然不是事實，我沒有看到任何證據。中國政府對那些被指控的人最後都判決說是有美國、台灣的操控。
我認為，真正讓中國政府感到恐懼的是，工人也出來參加抗議活動。他們發現工人不像學生那樣容易嚇唬和攻擊。
記者：學運期間，您住在什麼地方？
邵德廉：建國門外公寓。所以，當時我們可以從我一個鄰居的陽台上看到停在外邊的軍用卡車和軍人。有一次我向外望。我看見下面有一個中國軍人，他正好看到我，就對我吼說：快離開陽台，不然我就開槍了！所以，我就退後了。
這些軍人看起來長相差異比較大。我聽到他們談話有很多口音，我意識到，鄧小平從全國調集了軍隊過來。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士兵並不想開槍。
記者：您怎麼知道這一點的？
邵德廉：後來的一些採訪證明了這一點。我從自己的信息渠道了解到，當時的38軍軍長就抗議這種鎮壓舉動。
記者：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責任編輯：谷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