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趙紫陽去世，在網上引起一片哀悼。我認為這是一個應該積極動員民運力量復興的難得機會。至少必須嘗試一下。
因為八九民運，反對派的情緒就是被胡耀邦猝然去世而點燃，怒而走上街頭抗議。我希望再來一次，再造輝煌，爭取這次能夠一舉結束中共暴政。
那些天我全力以赴，寫文章、通過微博發言悼念趙紫陽，推波助瀾。國外民運人士還成立了趙紫陽悼念委員會，並且請我擔任副主任。
山東民運人士車宏年電約我赴京共同推動事態發展，我立即答應了，並且還約了一個朋友同去。我離開家時，我的兩歲女兒突然在門口發出悽厲的叫聲：爸爸！爸爸！
車宏年被攔截在家裡，我到了北京，去了金輪酒店當局臨時設立的趙紫陽治喪辦，被拒絕參加追悼會。我在北京走了幾圈，沒看到北京市民有任何動靜。人們似乎不知道，或者毫不在乎趙紫陽去世。
這讓我很寒心，感到無法下手。沒想到回到蚌埠，剛下火車，我就被國保帶走了。我還記得那一天是2005年1月29日。他們認為我想要組織動亂。
後來在獄中，我腦海里反覆迴蕩的，就是我女兒安妮那童稚而悽厲的叫聲。仿佛她已預感到我正在走向人間地獄。安妮是個神奇的孩子，直覺異常敏銳。
我是民運人士裡，坐牢次數最多的人。而且我大部分牢獄生活，都是在狀況最惡劣的看守所或勞教隊度過。
這是我第七次失去自由。從北京到安徽，到廣東福建，我幾乎經歷過各種形式的共產黨牢獄，甚至包括民政局收容所、民政局勞動隊、公安局收審站。
每次入獄，我都痛苦不堪，總是處在精神崩潰的邊緣。不管一個人蹲過多少次監獄，也不管被關押多久，任何時候再失去自由，都會感覺難忍的痛苦。對於生命，沒有什麼比自由更珍貴。
我一生都在為中國人的自由而奮鬥，恰恰我失去自由的次數還最多。
每次入獄，我都是懷著悲壯的情懷，反覆告訴自己，我在殉道，就像人類歷史上的英雄那樣在抵抗暴政，像德國的紹爾兄妹那樣在奉獻青春，在從事人類最美好的事業-爭取自由，所以只能承受苦難！必須承受苦難！
那時六四過去已15年，中共依然維持對民運的政治高壓。98年民運小陽春，國內積極組建民主黨的秦永敏、陳西、劉賢斌等人先後入獄。
在中共當局的嚴厲壓制下，有組織的民運活動根本無法進行，一片肅殺之氣。
2001年底，第六次出獄後，我修整了一年，感到有些恢復，就開始再鼓餘勇，在網上發表文章，抨擊中共的極權體制，呼籲啟蒙和維權。
當時中國最勇猛的民運人士，江蘇楊天水和湖南謝長發。多次千里迢迢來找我共商大計。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