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1月18日訊】為了不繼續拖累家人，浙江一名老婦一心求死。為了讓親人擺脫病痛的折磨，老婦的丈夫、女兒、女婿親眼看着親人吞下了毒藥，跪在床前痛哭着等着她毒發身亡。承辦這起特殊殺人案件的法官，日前首次向媒體披露了該案的案情細節。
據台州市路橋區法院一名夏姓法官向陸媒披露，這起被當地人稱為「安樂死」的殺人案中，死者是浙江一名姓冷的中年婦女。她生前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等多種疾病，由於大劑量激素治療等原因，導致其體重暴增，骨質疏鬆。一次意外讓又她摔斷了腿，只能長期臥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由其大女兒和大女婿照料。
在接受治療和臥床養病的過程中，冷姓婦人厭世求死的情緒越來越重，她多次請求女婿張某幫自己購買老鼠藥來自殺「解脫」。
2017年8月27日，張某幫死者買來了老鼠藥，並在次日將冷姓婦人的丈夫樊某也接來。在冷姓婦人的要求下，樊某當着女兒、女婿的面將老鼠藥遞給了妻子。冷姓婦人當即將老鼠藥服下。當時，三名家屬跪在婦人的床前慟哭，卻沒有採取阻攔或救助的措施。
服藥後的婦人在頭腦還清醒的狀態下，要求丈夫載她到外邊轉轉。於是樊某載着服了毒藥的妻子在馬路上漫無目的地行駛了數個小時，待其將車停靠，想要了解妻子的狀況時，發現妻子早已停止了呼吸。
案發後，死者的丈夫、大女兒、女婿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拘捕。其後，死者女兒因屬於自首，加上她家中尚有一個未成年的兒子需要撫養等因素，她個人獲准取保候審。
這是台州市第一宗因「安樂死」引發的故意殺人案件。2018年5月，該案在台州路橋法院進行了庭審。
在庭審過程中，死者的小女兒和其他親戚鄰居等證人出庭作證，證實3名被告人在死者患病期間給予了充分的照顧，他們將大部分收入都用於給死者治病，甚至家中實在沒錢了，還向親戚借了錢來給她治病。
在法庭上，死者的大女兒在自我辯護開始後控制不住情緒，當庭痛哭流涕。她回憶了母親在發病治療階段遭受的痛苦，懺悔自己面對母親自殺卻未採取任何救助措施，並哭訴了自己家庭遭受的痛苦及目前正處於叛逆期的兒子面臨的困境。整個法庭頓時籠罩在悲傷、惋惜、無奈交織的複雜情緒之中。
最終，這3名涉案人於2018年6月以觸犯故意殺人罪被判刑，死者丈夫和女婿均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女兒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3年。
中國普通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
這各特殊殺人案案情被媒體公開後，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人們在爭論所謂「安樂死」與有意殺人的區別時，也對中國普通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大為感嘆。
的確，在中國大陸不但看病難，而且看病貴，治療水平稍高一點的醫院常常是人滿為患。在一個三甲醫院想要掛上一個專家號，可能需要排一夜的隊，然後再候診幾小時，得到專家幾分鐘的問診後，便是拿着一疊厚厚的檢查單去接受各種檢測，最後大筆的花費中還有許多項目是醫保無法報銷的。
因為看病難、看病貴，往往有病患者在求醫的過程中備受挫折，而醫患之間的矛盾也尖銳到了幾乎一點就着的程度：醫生的一次誤診、漏診，甚至於醫護人員的一句話、一個眼神，都有可能激發起病人和家屬強烈的不滿和憤怒，甚至引來殺身之禍。
中國人為什麼看病這麼難，癥結何在？
《紐約時報》早年間在一篇有關在中國看病難的報導中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投入不足，導致公立醫院名存實亡。
以2011年為例。據財政部發佈的《2011年公共財政收支情況》，當年中國GDP總額為47.16萬億，財政收入103740億元，其中醫療衛生支出6367億元，僅佔GDP總額的1.35%，比許多國家的醫療投入比重都低。
即使這6367億元也並不能都實實在在地用在每個老百姓頭上。中共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則在2006年的第二屆中國健康產業高峰論壇上曾坦承，中共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有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官員為主的群體服務的。
中國醫院協會會長曹榮桂2011年在第14屆中國醫院院長論壇上指出，90%的縣級醫院在負債經營。於是，一方面醫院為擴大市場佔有率，絞盡腦汁地籌錢貸款搞擴建，購買昂貴的醫療儀器；另一方面，由於資金不足，又拚命減少聘用醫務人員。最後形成的現實狀況是，在醫院基建和設備購買費用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行政人員繁冗，一線醫務人員嚴重不足，工作負擔異常沉重。
據中共衛生部2011年統計公報，截至當年末，全國執業(助理)醫師246.6萬人，每千人口執業(含助理)醫師1.82人。在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的193個國家中，中國的每千人口執業醫生數排名第80位。
在醫生數量不斷減少的同時，中國的患病人數歷年來卻在大幅增加。由於壓力、不良生活習慣、環境污染等原因，中國的患病人口近年來激增。
根據中共官方發佈的預測報告，從2000年到2025年，中國患者人數將增加近70%，住院量增加超過43%，年門診量超過37%。而醫療費用增加將超過50%。而同期，人口增長率只有15%。
（記者竺穎綜合報導/責任編輯：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