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40年的高增長，不但讓中國的經濟總量迅速躍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使中國有了一座座現代化都市和成千上萬的高樓大廈，一條條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以及舉世無雙的北京奧運和驚豔奢華的上海世博——然而，揭開這些光鮮華麗的外衣，當下的中國其實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其中最突出的矛盾莫過於官民矛盾，最突出的危機莫過於統治危機。
縱觀近半個多世紀的中國歷史，中共當政後，動輒自稱代表人民，實則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但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民的基本權利，而且千方百計地榨取他們的勞動血汗，官民矛盾日積月累，不斷加深，直至十年文革，終於釀成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統治危機。
文革後，中共為了挽救這場危機，搞起了改革開放。客觀地說，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政策，官民矛盾得以緩和，統治危機也有所緩解。但好景不長，中共的邪惡本性註定了它容不得黨內任何有良知的力量做大，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很快便因為遭到整肅而失勢。此後，以鎮壓六四愛國民主運動為標誌，中共的改革開放迅速走上了一條完全背離民眾利益的歧路。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毛式社會主義是一黨專政加計劃經濟，那麼改革開放後建立的鄧式社會主義（中共自稱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則是一黨專政加權力市場經濟。相比較而言，鄧式社會主義不僅沿襲了毛式社會主義的一黨專政，還把這種一黨專政與市場經濟嫁接到了一塊，也就是把權力與資本嫁接到了一塊，權力因此變得加倍的蠻橫貪婪，共產黨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巧取豪奪的本性非但沒有任何改變，甚至變本加厲。
表現在政治上，改革開放後，中共各級政權尤其是地方政權和基層政權不但更加官僚化了，而且呈現出向流氓化甚至黑社會化方向演變的明顯趨勢，越來越依賴於使用黑社會慣用的手段特別是暴力手段治理社會，以至於它們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衙門」和「合法化的黑社會」。
政府本應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但因為變成了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的「衙門」，共產黨的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對百姓的困苦和呼聲經常不聞不問。這且不說，更嚴重的是，政府本應是人民的保護者，但由於變成了「合法化的黑社會」，共產黨的政府不但不竭盡所能地保護民眾，而且經常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徇私枉法，野蠻執法，暴力執法，甚至採用黑社會慣用的各種手段——從威逼利誘到赤裸裸的暴力，明目張膽地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肆無忌憚地打壓他們的合理要求。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和基層政權乾脆直接雇用當地惡霸和黑社會成員幫其執行公務，或者公然與黑社會組織合作，共同經營經濟領域的業務。
正如學者何清漣女士所指出的那樣：「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一的區別在於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種‘合法的黑社會’比之於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對此，有線民描畫得更加惟妙惟肖：「你和他（指官府）講情理，他和你耍流氓；你跟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制；你和他講法制，他和你講政治；你和他講政治，他和你講國情；你和他講國情，他和你講接軌；你和他講接軌，他和你講文化；你和他講文明，他和你講孔子；你和他講孔子，他和你講老子；你和他講老子，他給你裝孫子。他要是聽煩了，就搞逝世你。」
表現在經濟上，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民眾，主要是受中共政權的掠奪壓榨，那麼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民眾，不但要受中共政權的掠奪壓榨，還要受到形形色色的官僚集團和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的掠奪壓榨。形象地講，如今共產黨插在中國民眾身上的吸血管比以前不知增加了多少。別的不說，僅僅「新三座大山」就已經壓得黎民百姓喘不過氣來了。
從財富分配的角度看，改革開放固然讓中國的財富蛋糕成倍擴大了，但大頭都被不創造財富只消耗財富的共產黨和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去了，而作為財富創造者的老百姓，拿到手的卻微乎其微。橫徵暴斂之下，國富民窮、官富民窮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其結果，儘管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和生活水準在改革開放中都有所提高，但民眾的相對剝奪感卻越來越嚴重，甚至出現了舉世罕見的「階層認同偏下」的現象。來自中國社科院的調查顯示，認為自己屬於中層的中國人還不到40%，認為自己屬於中下層、下層的卻占了將近55%。一些中國水準意義上的中產階層人士，卻將自己看成了社會的中下層乃至下層，對自己的階層定位明顯低於實際情況。這樣的調查結果全世界都沒有。
比之於政治上的欺壓淩辱和經濟上的掠奪榨取，讓中國民眾更難忍受的是經濟高增長所付出的沉重的環境生態代價，因為它們對民眾的健康和生命構成了更直接的威脅，嚴重侵犯了他們的生存權，這也正是中國的GDP之所以被稱為「帶血的GDP」的原因所在。
總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民眾無論是政治上受到的欺壓淩辱，還是經濟上受到的掠奪榨取，以及由於生態環境的污染破壞對他們的健康和生命造成的危害，都比改革開放前明顯加重。在這種大背景下，改革開放初期一度趨於緩和的官民矛盾怎能不重新變得尖銳起來，一度開始緩解的統治危機又怎能不重新死灰復燃呢？時至今日，無論是這種矛盾的尖銳程度還是這種危機的嚴重程度，可以說均已明顯超過了文革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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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