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的校園，矗立著中共早期創始人和領導者之一，也是曾為北大教授的李大釗的半身像。「五四」北大校慶之際，亦有遊人、學生到其塑像前瞻仰。然而，受中共教育灌輸和宣傳影響的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當年李大釗不僅在北大通過授課宣揚馬克思主義，誤導學生，而且參與中共祕密活動，並「勾結蘇聯政府，刺探情報」，出賣國家，也因此被奉系軍閥張作霖處死。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革期間，業已死去的李大釗居然被中共打成「大叛徒」，其後人也多受其累，有的被批鬥、關押和迫害。
誤導北大學生 罪業深重
李大釗早年在日本留學期間，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回國後，經章士釗向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擔任了北大圖書館主任，併兼任其它職務。後來被聘為教授，開設了一些課程。不過，以其學術地位而言，完全不可與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同日而語，充其量只是三等教授。
據中共黨史資料，李大釗在北大的工作時間是從1917年底至1927年初。他除了寫了多篇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率先在北大祕密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而且還利用北大寬鬆的學術氛圍，先後開設了《唯物史觀研究》、《社會主義史》、《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還與其他三人開設了《現代政治講座》這門課，李大釗主講「工人的國際運動」、「印度問題」等專題。
按照中共的說法，李大釗對於馬克思主義在北大、在中國的傳播「功不可沒」，他也是把歷史唯物主義引進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第一人，對引入共產邪靈、毒害中國人、毒害傳統學術亦種下了天大的罪業。
2003年，海外明慧網的《明慧週刊》曾刊登這樣一則故事：有一個人，不相信有地獄的存在，但他聽人說，做壞事可以下地獄。於是，他一生中做盡了壞事，死後被打入了第18層地獄，他也認為這是自己應得的報應，一直認為這是最後一層地獄了。有一天，他聽到在他下面傳來一聲嘆氣聲，他很吃驚：還有比他更壞的人嗎？他就問：「你是幹什麼的？」回答：「教書的。」他又問：「你教書的能做多大的壞事？」答：「誤人子弟。」
誤人子弟的罪業想來是非常大的，而李大釗通過近十年的授課，將殘害了全世界上億人的馬列主義引入北大並廣泛傳播，讓無數單純、正在探求未來之路的年輕人為其所吸引，並踏上這條萬劫不復之路，李大釗的罪孽該有多大呢？
很難不令人懷疑，那些在「五四運動」中有令人髮指的暴行的北大學生中，沒有聽過其課並受其鼓動的。史載，「五四」第一次示威行動後的當天晚上，學生領袖們就來到北大李大釗的圖書館辦公室，向他匯報當天所發生的事件。李大釗還要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將「五四運動」擴大到其它城市中去，要與民眾「打成一氣」。在響應這一號召的人當中，就有李大釗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共黨員的鄧中夏。無疑，中共利用「五四運動」，加強了宣傳，使更多的年輕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從此走上了歧途。
對此，中共黨史並不諱言：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李大釗聯繫團聚了一大批進步青年，倡導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幫助許多青年建立共產主義世界觀、人生觀。這一時期，不少青年進步團體「新潮社」、「國民雜誌社」、「哲學研究會」、「新聞研究會」、「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以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都把他奉為導師。受其影響後來加入中共的有毛澤東、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黃日葵、譚平山、譚植棠、許德珩、張申府、范鴻劼等。
而當年在北大的女生，也是聽了李大釗的鼓動，走上了所謂「擺脫封建禮教的束縛，爭取婚姻自由」之路。據說，有一次李大釗在上《女權運動史》時，在課堂上大聲說：「馬列主義給婦女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只有社會性質改變，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婦女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可事實又是什麼呢？ 相信馬克思主義、追隨中共的多少女子，將傳統的三從四德視為束縛，而視隨意性愛為「解放」，視同居為正常，視婚姻為兒戲，進而導致家庭破裂、兒女不知愛為何物。
利用北大保障從事革命活動
在誤人子弟的同時，李大釗還利用北大做掩護，祕密進行革命活動，以求實踐其「良策」。而他之所以在這十年中能一直平安無事，一是北大的保護，拒絕北洋政府通緝的壓力而將其解聘，二是北洋政府對學術、對北大的尊重，不以武力、權勢壓迫。試想，今天的北大能有這樣的勇氣嗎？今天的中共能容許治下的北大聘用一個「反共」人士嗎？
對於李大釗的作用，中共的官方評價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在共產國際籌備和創建時期，在中國，沒有哪一個人像李大釗那樣，為建立同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聯繫如此積極努力。」「李大釗同共產國際使者維經斯基會見，標誌著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的建立。」
具體來說，就是1920年3月，共產國際派人來到中國，與李大釗見面，謀劃建立共產國際中國支部。李大釗將其介紹給了陳獨秀，並共商建黨之舉。中共成立後，李大釗先後任二、三、四屆中央委員。而此時李大釗的公開身分是北大教授。
由於孫中山的錯誤判斷和「容共」政策，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中共黨員得以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但李大釗、周恩來等人在加入國民黨後，卻公然違背孫中山的政策，分化國民黨。
比如，在1924年蘇俄煽動外蒙古獨立時，在國民黨和舉國上下指責蘇俄之際，中共黨員卻持有相反立場。此外，因蘇俄與北京軍閥政府建交並訂立「中俄協定」，已參加國民黨的李大釗等中共黨員，竟在蘇俄指示下立即承認北京政府，公開違背參加國民黨時所發表的關於反對和不承認北京軍閥政府的聲明，並支援蘇俄強行在外蒙駐軍；甚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出賣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
再如，當一些國民黨人，如劉成禹、馮自由、謝英伯、許清和等針對中共黨員蔑視國民黨的綱領和紀律而開會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攫取國民黨黨統時，李大釗等即向孫中山控告劉成禹等四人「不守黨紀，以挑撥國、共惡感」。劉等四人即以中共在其機關刊物上任意詆毀國民黨為證，孫中山乃宣布四人無罪。
正是在中共這種「只顧目的、不擇手段」的黨性下，中共逐漸奪取了國民黨的組織權、黨權、軍權和輿論權，而李大釗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重要的領導和組織作用。
因叛國罪被逮捕 後人被批鬥
1925年，李大釗因「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被北洋政府下令通緝，他遂逃入東交民巷蘇聯兵營。1927年4月，奉系張作霖占領北京後，京師警察廳派出300餘人突襲蘇聯大使館，將李大釗等35人和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逮捕。
在搜查過程中，警察搜走了七卡車檔檔案，裡面有大量的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指令。後經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內容主要是「軍事祕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其中有：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等等。
張作霖從這些材料中得出了如下結論：1.在奉軍與南方軍戰爭期間，李大釗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2.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3.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關係非同一般；4.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北方領導人進行了顛覆政府活動。顛覆中華民國，顯然屬於叛國罪。張作霖據此認定：李大釗該殺。
然而，由於李大釗還有北大教授的身分，北洋政府前高級官員，如章士釗、楊度、梁士詒和北大校長等都出面說情。張作霖對於是否處死李大釗十分猶豫，於是他分別發電給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閻錫山等徵詢意見。除了閻錫山沒有回覆外，其餘人均回復表明態度。張學良反對殺李，張宗昌則主張殺掉李。
不久，李大釗等20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被以「和蘇俄裡通外國」的罪名絞刑處決，時年38歲。而絞刑是李大釗自己提出來的受死方式，張作霖為此還特意從美國買了一個絞刑架，完成其最後的心願。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文革爆發後，已死的李大釗被中共打成了「大叛徒」，其長子、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也成了全國第一個在北京遊街的省委書記。除了李葆華一家受到牽連外，李大釗的其他幾個子女李光華、李欣華、李星華和李炎華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而他們的遭遇甚少見於報端。
結語
為了中共而死的李大釗大概沒想到的是，自己身後和家人會遭到中共如此對待。不過，其誤人子弟、推動共產邪靈在中國大地的蔓延，罪業顯然不小。自己橫死和後人遭難焉知不是咎由自取？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