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01月03日訊】近期，中共在網際網路時代再次推廣文革期間的「楓橋經驗」，並提供手機程式，唆使民眾相互檢舉。不過，這種貌似文革復辟的行徑，中國的老百姓並不買賬，反應冷淡。
1960年代，浙江楓橋鎮在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後，總結出一套「發動群眾，就地監督改造四類分子」的經驗，被稱為「楓橋經驗」。毛澤東曾對此公開讚揚，並在全國大力推廣。
今天進入網際網路時代，中共這一套挑動群眾斗群眾、互相監督、互相揭發的手法，又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推出。中共使用21世紀的網路商業、大數據和電子監察科技，來鞏固中共的專制。
據華爾街日報1月1日報導，浙江2017年推出名叫「平安浙江」的手機程式，民眾通過它可以向中共匯報所看到的任何事情，從交通違規到非法書籍，不管用文字還是照片，只需檢舉者提供身份和地點。
中共並為檢舉他人的民眾提供獎勵，包括時髦咖啡廳的打折優惠、計程車和串流音樂的現金券，還有就是支付寶提供的優惠。
報導引述參與和管理這類程式的人員指出，這些獎勵都似乎未能吸引民眾參與，反而是政府官員的反應更為熱烈。很多民眾對這個檢舉他人的app反應冷淡，甚至表示厭惡和抗拒，民眾並不願意為中共充當義務檢舉人。
報導稱，類似「平安浙江」的手機程式，在中國各地都已推出，江蘇推出的檢舉平台，以換取電子商品的積分制度獎勵民眾參與；福建廈門以手機數據分數來獎勵檢舉者，北京朝陽區更加用現金犒賞檢舉人。
據悉，根據參與這個程式的某些人披露，中共計劃將檢舉平台與其他資料庫的資料融合，其中包監視系統的視頻等信息。
有分析認為，若民眾配合中共做法，互相檢舉揭發，那整個社會恐將再次陷入文革時期人人自危的狀態。
中國傳統的道德價值觀，注重維護倫常，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仁愛、信義、孝悌，以此維繫家庭與社會的穩定和安寧。
而中共以無神論治國，以「黨性」壓制「人性」，強調黨的利益至上，要求黨員和民眾放棄親情、友情、背叛良知。在中共的恐怖高壓下，人們為求自保，幹出了違背倫常、傷天害理之事。在文革期間，骨肉相殘，親友反目，師生互鬥的悲劇比比皆是。
據中共資料顯示，文革開始後，安徽省固鎮縣的少年張鐵夫，響應號召把自己的名字改為「張紅兵」。張紅兵給「走資派」的父親貼過大字報，把母親送上斷頭台。張紅兵「大義滅親」的事跡被陳列在縣革命教育展覽館。
著名國學大師胡適的次子胡思杜，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以示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
文革期間，薄一波是「61人叛徒集團案」之首，其子薄熙來曾對父親一陣拳打腳踢，並踹斷了薄一波三根肋骨。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也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
劉濤是劉少奇和前妻王前所生之女。文革爆發時，劉濤在清華大學和中南海職工食堂等地同時貼出一式三份的大字報《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揭發批判親生父親劉少奇。
告密是中共的一個統治工具，中共把告密作為生存及消除異己的手段。自延安整風起，搞人人過關，互相揭發。之後，中共將「告密」運用得得心應手，一方面製造恐怖，一方面鼓勵告密，導致許多人為了「站隊正確」，出賣親友同事，背信棄義。
浙江民運人士黃河清在《告密與特務統治》一文裡講述了鄰居向領導告發他的事件，他痛斥告密行徑的可鄙。「鄰居賣了我，領導人又賣了鄰居。這種雞毛蒜皮的事因告密制度變得格外醜惡下作。這種告密制度已經演變成一種黨文化，瀰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個牆旮旯，充斥著6億、7億、8億、10億、12億人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種種切切、點點滴滴。一斑可窺全豹，中國大陸的人心被中共糟踐到何種程度！」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中，中共鼓勵民眾舉報煉法輪功的鄰居、同事，或是在街道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甚至可得到獎金。因此，許多法輪功修煉者因為在街頭或小區內傳遞真相資料而遭舉報後被抓捕、判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有評論人士認為，如今政治運動的塵囂，似已遠去。然而，「黨性」的淫威，依然肆虐，在侵蝕著心靈的自由。中國，亟待恢復傳統的道德觀念、倫理綱常；中國人，需要回歸真誠與善良。只有拋棄中共，復甦人性，人們才能獲得溫馨的親情，享受家庭的和睦，構建美好的社會。反思中共之惡，挽救個體與民族的靈魂，乃今日之重大課題。
（記者唐風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