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時刻:統戰內幕—前中共官員親述(二)

【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09月19日訊】這位年過80的中國老人叫程干遠,在美國灣區生活了近20年。午夜夢回時,南京漢府街上的一棟小洋房卻屢屢在他記憶中回閃。那是當年中共南京市委統戰部的駐地,程干遠在那裡工作了整整十年。

回想那段日子,自己一面要被迫屈服,違心表現,一面又痛恨人性遭到扼殺。事隔多年,那種人格的扭曲還會讓他夜不能寐。2015年,程干遠在海外出版《中共統戰部揭秘》,內心的自省與掙扎逼他道出親身經歷的內幕、黑幕。

上了賊船的統戰對象

中共1949年建政後,當年被共產黨統策反的國軍舊部官兵多數人很快就厄運臨頭。在1950年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不計其數的中低層官兵被處決,被管制。只有少數被策反的國軍高層將領,如程潛、傅作義、張治中戴上了共產黨的烏紗帽。

中共建政之初,在政府做官的黨外人士不少:中央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所謂的「民主人士」,包括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中央政府委員中差不多有一半是所謂的「黨外人士」;政務院兩個副總理都是非中共人士,即黃炎培和郭沫若。

表面看來,這些人被奉為座上賓,但是在中共內部,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稱謂——統戰對象。

程干遠:當時我們進一步了解了統戰部的工作,有很多叫作「內外有別」,對外是一套,對內又是一套。這就是兩個不同的面孔了。

奪取政權後,中國共產黨決定在中央和地方黨委中繼續設立統戰部。各級統戰部都掌握着一批統戰對象。

程干遠:統戰工作的對象在中共建政以後,主要是國民黨的中上層人物,或是知識分子之間的一些高層人士,一些社會名流。它為什麼在奪取了政權以後還要保留統一戰線?它要鞏固這個政權。它知道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的存在有密切的關係。

在1950年3月21日的統戰部會議上,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做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指出:「統一戰線工作部門的主要職務,是了解情況,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調整關係」。

在統戰部內部,這句話卻有另外一種說法。

程干遠:每個統戰部官員都要確立一個宗旨,統戰部到底幹什麼的。這句話每個統戰部的官員都要印在腦子裏面,叫作「要時刻掌握階級鬥爭動向」。所謂階級鬥爭動向,在武裝鬥爭期間,那就是情報工作,敵方的一些動向,軍事上的部署。中共建政以後,主要就是掌握所謂統戰對象,這些民主人士,包括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他們的思想動態,真實的思想,對黨的態度。共產黨人知道民主人士和共產黨的關係內心實際上是很緊張的。他們不可能是所謂同心同德。

初進統戰部的程干遠被分配到一個叫黨派處的部門。

程干遠:黨派處的任務當時很明確,主要就是兩項,一個就是做民主黨派,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上層人物的一些統戰工作,另外一個就是做知識分子。現在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和黨派處分開了,那個時候因為在基層,統戰部人數還是比較少的。統戰部黨派處當時四個人,三個女將,只有我一個是男的。

國共內戰期間,所謂的 「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曾是羽翼未豐的共產黨的親密盟友。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的發言時說:「中國急需團結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

不過,曾經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回憶說,在「七大」的口頭報告中,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

那時的「民主人士」還不清楚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對於這個聲稱追求「自由」、「民主」,「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頗有好感。

從當年絕密的《代表中共中央給聯共(布)中央斯大林的報告》來看,中共黨人根本不想和「民主黨派」平起平坐。

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他對斯大林說:「所有各民主黨派,在公開的政治場合中,都能接受共產黨提出的一般綱領,它們都公開地宣言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談到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劉少奇說,「現在政協籌備會已組成,共有籌備委員134人,其中黨員43人,肯定跟我們前進的進步人士48人,中間人士43人,其中中間偏右者只有16人,在進步人士中有15個秘密黨員。共產黨對政協籌備會可保障絕對的領導。」

長期共存 謝黨隆恩

1949年之後,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一些「民主人士」對共產黨有了更明確的認識。

程干遠:「反右」對他們的教訓是很殘酷的。過去胡適到台灣以前,毛澤東就做了他的工作,寫信給他,通過地下黨,希望他留下來。當時胡適看了信以後說,國民黨的民主自由是一個多少的問題,但是共產黨是個有無的問題。恰恰是他的兒子沒有聽他的話,留在北京,最後自殺,儘管寫了很多罵他父親的話,但是還是不能過關,被迫自殺了。

胡適的這番「民主多寡有無」的話其實是引述儲安平1947年發表在《觀察》雜誌的文章。

儲安平,時任《觀察》雜誌社長兼主編,因為經常刊發批評國民政府的文章,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儲安平從上海逃到北平,周恩來還親自去探望過他。

隔年9月,儲安平出席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會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時,他還當上了人大代表。

1957年,在胡喬木的推薦下,儲安平出任《光明日報》總編,但短短几個月後,他的一番「黨天下」言論觸怒毛澤東,成為毛澤東欽點的大右派。1966年「文革」爆發後,儲安平再度遭受嚴重迫害。9月的一天,他給友人留下一張字條後,就去向不明,從此人間蒸發。

官方承認的數字說,「反右運動」中正式劃為「右派」的有55萬人,占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11%,但實際上被打成「右派」的遠不止如此。中國學者許良英認為,如果算上被誅連的親屬,「反右運動」的受害者至少有500萬。

程干遠:我到統戰部的時候「反右運動」已經過去了。共產黨的一些做法在「民主人士」當中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這些人都是驚弓之鳥啊,因為有一些人敢於直言的人就被打成「右派」了。私下裡對共產黨都是噤若寒蟬的。

「抗戰戰爭」期間,知識分子幫了共產黨很多忙,特別是民盟這些人。在知識界,當時學生一直在鬧學潮,在所謂的蔣管區,金融風波啊,都是通過「民主人士」來實行的,用他們的手段搞垮了國民黨。結果他們得到的下場都是一個個被關在籠裏面。共產黨這種過河拆橋,完全不講信譽的做法,在「民主人士」中間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很多人對這個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們對共產黨是沒有信任感的,表面上講的都是好話,但是私下裡不會信任共產黨的。

對於很多「民主人士」來說,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猶在耳邊。當時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反右運動」後,一些「民主人士」在了解共產黨的真面目後,將這段話戲說為,「長期共存,謝黨隆恩,互相監督,豈敢豈敢。」

程干遠:「反右」以後他們知道共產黨的厲害了,有的人就總結了一句,我們跟共產黨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呢? 那就是「聽,跟,走」。聽共產黨的話,緊跟黨中央,中央說什麼就是什麼,走,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說我們應該聽毛主席的話,緊跟黨中央,走社會主義道路嘛,這就是我們改造的目標。

解說:80年代初,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獲得平反,中央級「右派」中只有儲安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五人不予改正。

「我們就是專門干小報告的」

對於「民主人士」的一言一行,統戰部都留心記錄。當年,程干遠在統戰部的主要任務就是寫簡報。

程干遠:我們自己有個定期的刊物《統戰工作情況簡報》。這個簡報有時候就提供給省委統戰部,有時候提供給中央統戰部。中央統戰部有時候就會根據這些簡報登在中央統戰部內刊上,作為一些機密文件來傳閱。

美國之音蕭雨:聽起來很像是搞小報告的。

程干遠:我們是專門干小報告的。哈哈。

打小報告的人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民主黨派里的官員。

程干遠:這些官員中間有一部分叫「交叉」黨員,本身就是共產黨員,過去做地下黨的,他們就參加「民主黨派」。中共建政以後,他們在「民主黨派」作為專職的官員。他們的目的就是和這些上層的「民主人士」交往。

各個「民主黨派」當時都有一批「交叉黨員」。這個就是統戰部當時依靠的主力,依靠的對象。通過他們去接觸黨外的這些「民主人士」,經常地彙報他們的動向。

比如吳貽芳這樣的大統戰對象,原來金陵大學校長,後來安排做江蘇省副省長,因為她是女的,那我們就專門派一個女官員,去跟她做工作,去接近她。

有時在觥籌交錯、推杯換盞之間,小報告就到手了。

程干遠:我記得當時有個「民主黨派」的副市長,工商界的,共產黨把他當作左派來看的,這個人有一些活動力量,後來被安排了副市長,他就通過和一些工商界頭目經常在一起私人聚餐的形式,把他們的一些真話套出來,然後向統戰部彙報。他們的行動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共產黨的掌控中。他們在私下裡講的一些話,統戰部都是一清二楚。

解說:一些打小報告的人是「民主黨派」中公開的中共黨員,比如 1953年出任民盟中央秘書長的胡愈之。

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回憶錄 《往事並不如煙》中寫道:「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之。」

直到「反右運動」過去40多年後,章詒和才知道,五、六十年代她家的常客,1946年加入民盟的翻譯家、出版家馮亦代,那個少女時代的她認為對所有人都好的「馮伯伯」,其實是統戰部派到她家負責監視父親的「卧底」。

除章伯鈞外,費孝通、潘光旦、羅隆基、錢鍾書等諸多政界和文化領域的精英都曾是馮亦代的監控對象。但是儘管馮亦代當年極盡所能,積極向上級彙報監控成果,他的入黨申請卻始終沒有獲得批准。

2000年,馮亦代出版《悔余日錄》,對自己當年為摘掉「右派」帽子,充當統戰部告密者的行為懊悔不已。

如果不是馮亦代自己道出真相,這個秘密恐怕還會一直保守下去。可以想像,這類告密者遠不止他一個。

程干遠:其中包括一些宗教界的人士,像丁光訓之流的,趙朴初,實際上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地下黨員。丁光訓還是第一批派到美國來的,在抗日戰爭期間到美國來的,以神學留學的身份,得到神學博士的黨員。他的身份一直沒有公開,一直到政協副主席,一直到死都沒有說他是以共產黨員的身份。

1950年,李維漢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的講話中說,對於有一定合法地位的社會團體,比如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要通過其中的進步份子和愛國民主人士」,「逐步地改變其政治面貌」。

前面提到的趙朴初是前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抗日戰爭初期成為中共地下黨員。平日里,他只和統戰部的一位副部長單線聯繫。直到2000年去世,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也沒有公開。

程干遠:因為他們感覺到這個影響太大了,他們有些國際上的影響。一公開人家覺得你這完全就是搞假的嘛,他怎麼是共產黨員。你怎麼搞一個共產黨員來主持一個很大的佛教活動?那影響太壞了。

「文革」期間,曾有一位潛伏在廟裡的共產黨員露了餡。

程干遠:他是假和尚,他是我們派進去的卧底,在和尚中間,在宗教界的卧底。他是共產黨員。當時有一些紅衛兵,因為他們不知道嘛,不知道這個人的身份,因此就批鬥。他被批鬥得吃不消了,受不了了,他說,我根本不是和尚,我是假的,我是共產黨員。

有時統戰部還通過秘密管道,掌握一些「民主人士」的個人隱私,以此為把柄讓他們俯首帖耳。

程干遠:這也是共產黨對外不能公開的秘密手段。比方說有一個工商界的頭面人物,他好色。他有一個小老婆在上海,還有一個在南京。他每個禮拜都坐飛機到上海。但是他不滿足自己的慾望,他自己住在南京,他在鬧市區中心的樓上保留了一個小的辦公室,他利用這個地方玩弄一些女青年。因為經常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女的到他那兒去,就給公安部門發現了。公安部門就監視他。這個事情就跟統戰部彙報了,因為牽扯到他這個的頭面人物,不敢隨便動啊。

統戰部知道這個事情,當時就要我和另外一個工商處的一個官員去提審,調查一下這個情況。這些女的大部分是一些飯店的服務員,還有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工資都比較低。每次給她們20塊、30塊,相當於她們一個月的工資了。這個情況我們掌握了以後向部長彙報了。

如果公開處理他,就要把他撤換掉,對我們政治上也是一個損失。這樣部長就找他談話,要他寫個檢討。他一聽當然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把柄被抓了。他就寫了一個書面檢討。部長就把檢討交到黨那邊,以後不管共產黨講什麼話,他都表現得很積極,非常聽話。這個不僅沒有影響到他的職位安排,還得到了提拔,本來是政協常委,後來還弄到政協副主席,因為他聽話嘛。

——轉自《美國之音》

(責任編輯: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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