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私有制與公有制最大的區別是有無人權的區別
中國左派與西方左派並不相同。雖然左派多以代表底層民眾利益自居，但西方左派幫助窮人，中國左派則打擊富人；西方左派也主張富人多繳稅以救濟窮人，卻不反對富人致富，中國左派則反對富人致富，認為這是窮人窮的原因；西方左派也要藉助政府政策幫助窮人（如福利政策），中國左派則鼓吹國家對富人實行專政；西方左派與右派之爭只是政策之爭，中國左派與右派之爭則是體制之爭。
所以，當中國「右派」主張實行私有制與保護人權包括財產權時，「左派」理性一點的，說「右派」是在為富人說話，不那麼理性的，則開口大罵，「資本家的走狗」。我就因為寫了幾篇主張私有制的文章，被人稱為「資本家的走狗」，還有人質疑，我拿了資本家的錢，真令我哭笑不得。其實，主張私有制，並不是為富人說話，而是為人權說話。因為私有制，正是在人的權利，特別是人的經濟權利不被剝奪的條件下，自然而然形成的。
社會個體存在差異。勤勞的，懶惰的；精打細算的，揮霍浪費的；聰明的，不那麼聰明的，恐怕一萬年之後還會存在。社會個體的差異必定帶來個體創造財富的不同，表現為個體收入的不同，如果用暴力的強制的方法實行平均，對那些創造財富多的人是否公平？劫富難道不是對富人權利的侵害？我們說要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而剝削與壓迫最本質的體現是侵害人權，包括財產權。劫富難道不是對富人的掠奪與壓迫？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容侵犯，不是保護富人，而是保護人權。
有人說，我們不是反對勞動致富，而是反對依憑資本致富，因為資本利潤是剝削工人獲得的。資本介入現代工業生產，是源於機器生產和規模經營，機器生產和規模經營可以使生產效率呈幾何級數提高，或者說，可以使企業創造的財富呈幾何級數增加。所以，資本利潤，是因其參與生產，並因其參與而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帶來的。有資本介入的機器化集約化生產，比之沒有資本介入的手工生產小生產，多創造的財富，就有資本的功勞在其中。所以，資本獲得利潤是合理的。不允許資本獲得利潤，是對資本投入者收益權的侵犯。
私有制與公有制最大的區別不是生產資料佔有方式的區別，而是有人權與無人權的區別。公有制剝奪人權。人有自已去討生活求富裕的權利，這是天然的，你可以說在政府領導下可以更快富裕（能不能更快富裕另論），但你能用不允許做這個做那個，強制人民接受政府領導，來剝奪個人自主發展的權利嗎？機器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工具，可帶來高效率，個人用自已合法的收入購買機器，以提高生產效率，創造更多財富，使自已更富裕，也是人的經濟發展權利，所以允許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而不被剝奪，正是這一權利得以實現的保證。你能用這會帶來剝削（是否剝削以及怎樣消除這種剝削另論）的借口，去侵害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權利嗎？經濟發展在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之間，常會產生差異，人的流動和資本流動，可以使人包括資本所有者能夠趨利避害，減少利益損失或追求更大利益，你可以用計劃或審批或戶籍或編製來阻礙這種流動，侵害人的遷徙權擇業權投資權等經濟行為自由權利嗎？等等。
所以，私有制是在人的權利特別是經濟權利沒有剝奪的條件下，自然而然形成的。要消滅私有制，必侵害人權。消滅了私有制之後，要防止私有制的重新出現，必限制人權。主張私有制是主張人權，鼓吹公有制則是反對人權。曾經的社會主義，農民家多養一頭豬，想生活更好一點，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人還能有權利？一旦個人的求富權，收益權，經濟行為自主權等不被剝奪，私有制必然出現，公有制必然瓦解。
公有制最根本的是剝奪了個人通過自己的勞動技術，包括運用資本去追求更加富裕的權利。剝奪富人，表面上看，是剝奪富人的財產，包括生產資料財產，實際上是剝奪每一個人追求更加富裕的權利。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他的錢說話，而是為他應有的天生的追求富裕的權利說話。正如為拆遷戶說話，不是為他的補償金額說話，而是為他應有的天生的討價還價的權利說話一樣。
二，私有制不是一種生產資料佔有方式而是自然分配方式
私有制不是那個人或某種理論製造出來的，而是天然的。比如一個人以種田或打獵為生計，獲得的糧食或獵物歸自已所有，此即為私有制。這裡有兩種私有，勞動的私有（失去人身自由權比如奴隸或囚徒的勞動便不為私有）和勞動成果的私有。
為求更高生產效率，獲得更多生產成果，人使用生產工具，比如農具、獵槍、以至複雜的機器。這既是個人發展的需要，也是社會生產進步的體現，這些生產工具（資料）是個人把本可用於消費的財富用於生產，自然也歸個人所有。生產工具即為資本，現代資本可以形成機器化集約化生產，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因而也是財富生成的原因之一。所以私有制有兩層含意，A，生產成果私有。B，勞動（包括技術）和資本私有。生產成果是由勞動和資本創造出來的，成果私有是建立在勞動資本私有的前提下，勞動資本私有則決定生產成果私有。兩者是因果關係。
生產活動有個體活動和組織活動兩種，個體活動自已進行生產自已獲得生產成果當然是私有制，天然合理。但有些產品和服務，需要集體進行生產，集體進行投入，所得成果為這個集體所有同樣是私有制，因為集體所有就是集體私有。生產成果要在集體當中進行分配。這種內部分配可能不公，卻只是組織內部的問題，如果組織生產的成果不為這個組織所有，即為這個組織私有，而歸「公共」或「社會」所有（此即公有制），顯然不合理。所以，即便因集約化生產可以提高生產效率，現代工業生產多為組織化的企業生產，生產成果歸這個企業私有，並在投入這一企業中的勞動資本技術之間進行分配，同樣具有合理性。
私有制是這樣一種體制，它首先承認勞動資本技術的天然私有，其次是這世界上只要是生產創造出來的財富（非自然生成的財富）都是有主的，是由投入勞動資本技術的具體個人（或具體組織）所有的。是不可以任意剝奪和搶劫的。也不可動用權力使其歸於「公有」的。所以，私有制不是一種生產資料佔有方式，而是一種分配方式。
這一分配方式有兩個基本特點：一，分配的依據是，你獲得的生產成果是你的投入創造出來的。不管這種投入是勞動、或資本、或技術、或簡單勞動、或複雜勞動，分配的結果是你佔有這些生產成果。所以不存在什麼按資按勞，簡單勞動複雜勞動的說法。你（或你們）生產了一萬斤糧食。也得到一萬斤糧食，他（或他們）只生產一千斤，便只能得一千斤。二，分配是自然的，並不由權力決定。你栽了一株桃樹，樹上結的桃子就是你的，沒有那個人說這個桃子不是你的。這是合乎道義、約定俗成的自然規則，所以私有的分配方式是一種自然分配方式。
什麼叫剝削與掠奪？正是對私有的侵犯。如果自已已經付出，成果卻不能得到或不能完全得到，此即為自已受到剝削與掠奪，由此引起人們的反抗。反對剝削與掠奪，正是出於對私有的捍衛。社會不公平，正是私有的自然分配規則受到破壞。人民之所以去革命，工人之所以去罷工，是因為他們受到剝削與掠奪。如果這種革命或反抗，不是為了捍衛自已的私有，而是去消滅私有制，或者說為了自已的私有去消滅他人的私有，革命和反抗就不但會演變為對他人的掠奪和犯罪。還會消滅你自已私有的權利。消滅他人的私有，同時也是在消滅你的私有，那革命或反抗有何意義？說消滅私有制能消滅剝削，在邏輯上說不通。所以，社會進步的體現是私有制的完善，而不是消滅私有制。
因為自已的投入（勞動資本技術）而獲得生產成果，構成一種自然的社會分配秩序。私有財產不容侵犯，所依據的是這一財產是由你的勞動資本技術創造出來的。我們常說不取無義之財，無義之財就是別人投入創造出來的成果而被你佔有。財富由誰的投入創造出來的，正是確定財富歸誰所有的依據。沒有私有，便沒有什麼正義不正義，也就沒有了社會的基本秩序。私有是一種自然法則和自然秩序。
「私有神聖不可侵犯」，已成為了人類的一個自然而然的共識。毀滅這一共識，即毀滅了社會的基本秩序。任何對社會的改造，只能是對社會秩序的修補和完善，而不能顛覆基本的社會秩序。私有制正是這樣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社會主義消滅私有制，破壞了這一基本秩序，已經給社會帶來混亂和深重災難。
三，剝削不是以收入而是以自由來衡量
私有制社會存在不存在剝削？比如地主對佃農的剝削，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很大可能存在。但這種剝削不是表現為存在地租和資本收益。因為任何土地都需前期開發費用，地租是對土地前期開發費用的補償。同樣，只要是需要投入資本的生產，就應在生產所獲得的成果中拿出一部分當作資本報酬。消滅地租或資本收入，不是消滅剝削，而是對土地開發者（購買者）或資本所有者收益權的侵犯。所謂的剝削，只是表現為地租或資本利潤大高，由此帶來勞動報酬大少，是資本收益與勞動收益之間的分配不合理。而這種不合理，正是農民工人或曰勞動者政治經濟權利不足帶來的。
勞資之間分配的合理性在什麼地方？它不是計算出來的，也不是固定和一成不變的，它取決於勞資雙方互相選擇的自由程度。如果工人認為工資大低，可以選擇另外的僱主，而社會又提供了廣闊的選擇空間，保證了選擇的充分自由，則社會不存在剝削。你受沒受到剝削，不在於你的收入是多是少，而在於你有沒有充分的選擇自由。剝削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產物，當這種關係是自由形成的，則不存在剝削。有自由無剝削，非自由即剝削。
一個農民能夠自由的進入工廠打工，只要他的收入高於原先的農業生產收入（也只有更高收入才會自願進入工廠打工），不管他打工的收入是多是少，他都沒有受到剝削。比如中國農民進入中國工廠打工，雖然他的收入比在美國做同樣事的人收入低很多，並不意味剝削。剝削不是以收入多少來衡量。而是以自由來衡量。當他發現有更高收入的單位、職業、地域，而又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動到這些單位、職業、地域時，他便擺脫了剝削。
勞動者的選擇自由取決於那些因素？A，個人的人身權利。奴隸由於失去人身權，因而失去自由選擇權利，只能依附於奴隸主，天然受到剝削。B，勞力市場中存不存在暴力、強制和欺騙，暴力強制和欺騙是一方對另一方自由的侵害，當然也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壓迫和剝削。C，壟斷，包括農業社會的土地壟斷和工業社會中企業壟斷。因為壟斷會減少工人或農民的選擇空間。壟斷程度越高，社會存在剝削的可能性越大。D，政治制度如戶籍、國籍、編製等對自由流動自由遷徙的管製程度。所有對自由流動的管制，都會帶來剝削。
顯然，私有制社會比之公有制社會，是自由程度更高的社會。因為公有制是一種政府控制的絕對壟斷經濟，人民基本上失去了所有的選擇自由，所以公有制存在最大的剝削（包括壓迫）。所不同的這種剝削是一種國家剝削（實質上是官員剝削）。反對公有制，是反對國家壟斷對人民自由的壓制，實質是反對因人民自由丟失帶來的對人民的剝削。所以，我們要消滅私有制中的剝削，不是去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是去保障和增進勞動者的自由。
自由主義反對公有制，是反對國家壟斷對人民自由的侵害。自由主義主張市場經濟，因為市場是自由的載體，擴展市場，便是擴張自由。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制，卻也反對私有經濟中的自然壟斷。自由主義反對任何妨礙人自由流動的制度管制，正是為人民爭取對抗剝削與壓迫的手段。所以自由主義是通過為每一個人爭權利、爭自由，來反對剝削與壓迫。
中國「左派」，表面上反剝削與壓迫，卻很少有人去爭勞動者的自由。資本家可能確實對工人進行了壓迫和剝削，但消滅資本家，不僅是對資本家追求更加富裕權利的侵害，而且如果不能伴隨勞動者權利與自由的增進，則勞動者永遠不能擺脫剝削。消滅私有制，並不能消滅剝削，因為工人沒有受到資本家剝削，卻可能受到官員剝削。勞動者權利和自由的增進，才是勞動者擺脫剝削與壓迫的根本保證。正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推翻了一個壓迫掠奪人民的政權，由於沒有伴隨人民權利的崛起，人民迎來的，只是一個新的對人民壓迫掠奪的政權一樣。一個社會個體權利與自由不能獲得保障和發展的社會，能是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的社會？
四，政治權利對勞動者經濟權利不足的彌補
從理論上說，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如果能打擊市場中的暴力、強制、欺騙、壟斷，取消自由擇業自由遷徙的制度限制等等影響人民選擇自由的顯性因素後，這個社會並不存在剝削。
但上述列舉的只是影響人民選擇自由的顯性因素。實際上人民的選擇自由還受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比如，當農業社會的土地集中不是由強制暴力壟斷等顯性因素引起，而是由集約化高效率的農業生產進步所帶來，則不但佃農（或僱農）選擇空間減少，自由程度下降，而且農民的很大一部分將成為失業者。失業者增加，使社會總體上的勞力供過於求，農民選擇自由下降，討價還價能力下降，由此帶來剝削。同樣，在工業社會中，當機器先進性不斷發展，並大量代替勞力時，一方面會使資本利潤提高，另一方面也會產生大量失業，由此帶來勞力供過於求，工人選擇自由下降，討價還價能力下降，工人將被迫受到剝削。這種影響勞動者選擇自由的因素與社會經濟發展有關，是影響選擇自由的隱性因素。
由生產效率提高帶來的影響勞動者選擇自由的隱性因素，同時又可通過社會生產多樣性的發展來消解。比如，當農業生產效率不斷提高時，社會出現了工業生產，農民的職業選擇空間因工業生產的發展而大大擴張，農民的選擇自由增加，與地主的討價還價能力上升，農民受到地主剝削的可能性大大下降。所以，在工業社會，雖然仍有地租，也有佃農或僱農，我們卻很少聽到地主對農民剝削。同樣，在工業社會中，機器先進性發展帶來失業者增加，而第三產業即服務產業的發展也為這些失業者帶來新的就業機會。當第三產業的發展能夠完全吸納由機器先進性發展帶來的失業人員時，工人的選擇自由增加，與資本家的討價還價能力上升，工人受到剝削的可能性下降。現在西方國家工人的高工資，與西方國家第三產業的高度發達有密切聯繫。第三產業的發展正在逐步消解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因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大大增加了工人的選擇自由。
問題是，社會生產多樣性的發展往往滯後於生產先進性的發展，中間有一個時間差。即生產效率提高，帶來失業人員，但新的產業卻沒有出現，或新的產業發展很緩慢。由此帶來社會勞力供過於求。從較長的歷史跨度來看，社會在大多數的時段，都處於勞力供過於求狀況。因為社會生產多樣性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社會原有生產先進性發展之後。沒有農業生產先進性的發展，便沒有工業生產的發展。因為社會的大部分人必須從事農業生產，才能保證人的生存。當農業生產先進性獲得發展之後，失業人員增加，通過工業生產的發展來吸納，是一個較長甚至是漫長的過程。所以，社會生產的先進性不斷發展，雖然會帶來社會生產多樣性發展，卻由於多樣性總是滯後於先進性，則社會在大多數時段，都處於勞力供過於求。勞動者選擇自由受到壓制，社會存在剝削。
由生產多樣性的發展滯後於生產先進性的發展，產生的社會矛盾，是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由發展所引起的最深刻的矛盾。它不根源於政治體制文化因素，卻會帶來勞動者經濟權利不足，即在與資本的博弈過程中，處於一種弱勢地位。為了解決這一矛盾，西方國家除了建立國家福利制度，實行社會保障之外，還通過賦予勞動者政治權利來彌補。西方國家允許和鼓勵勞動者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如工會、農會，賦於勞動者抗議罷工的政治權利。便是在勞力供過於求，勞動者經濟權利不足，與地主資本家的博弈（討價還價）中，處於弱勢地位，而對勞動者的支持。
勞動者政治權利的增進，提高了勞動者的地位。使勞資利益分配中的博弈更為平等，可以在勞力供過於求的社會環境下，保護工人農民利益，減少甚至消滅資本對勞動的剝削。西方國家勞動者現在的高工資，除了與第三產業的發展有關外，顯然也與存在工會、農會組織，勞動者享有抗議罷工的政治權利有關。西方國家並不通過國家權力介入社會的一次分配，而是致力於建立一個各利益群體能進行平等博弈的社會均衡機制。
中國「左派」說資本主義的民主是資本家的民主，如果是資本家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怎麼會允許工人組建自己的工會組織，並擁有抗議罷工的權利？這不是對資本家不利嗎？西方國家保護私有財產，當然保護了資本家，卻也保護勞工權利，包括結社抗議的政治權利。所以西方國家的政府並不代表那一派的利益，也不介入社會中的利益紛爭。而只是通過保護人權，包括政治權利，清除各種強制暴力和壟斷，來建立社會各利益群體進行平等博弈的均衡機制。
五，政府不能成為微觀經濟活動中的積極利益主體
公有制的錯誤，是把國家權力引進了微觀經濟活動中的利益爭奪。因為所謂的公有，是一個虛幻的概念，實際上不可能存在什麼「公有」，「公有」一定是政府所有（或官有）。當政府進入微觀經濟活動時，政府成了一個微觀上的利益主體。但政府又是一種國家暴力機器，具有超級強制力，並表現為國家權力。當權力進入微觀經濟活動，且成為利益主體時，權力或強制力與利益相結合，由此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利益的取得藉助於國家強制力，或國家強制力去謀求利益，不但給社會帶來混亂，而且一定是剝削與掠奪。
社會是一個什麼概念？是社會個體既相互聯繫，相互依存，又相互對抗的體系。比如生產者和消費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相互利益對抗。再如工廠主與工人，也表現為既相互依存，又在利益上相互對抗。任一社會個體，他的利益獲得，或利益受損，都與與之相聯繫的社會個體相關聯。生產者通過高價獲得高收入，一定以侵害消費者利益為前提。同樣，資本家獲得過高利潤，也需要工人降低收入為代價。
顯然，當社會中的某一利益主體特彆強大時（比如取得壟斷地位），必定對另外的利益主體構成傷害。我們為什麼需要國家？是因為只有國家，才能對任何一個特彆強大的社會個體進行制約（而不是消滅），或對弱勢的社會個體進行幫助（也不是使其變得特彆強大），從而使社會個體之間的利益對抗，能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博弈。如果國家成了微觀經濟活動中的利益主體，必定會利用國家強制力去謀求利益，社會的平等博弈機制即被破壞。因為沒有任何社會個體，能與強大的國家權力相對抗。
我們常說，政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其實，政府壓根就不能是運動員，成為經濟活動主體。政府有沒有利益？比如它代表的公共利益，當然有。但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一定不能通過生產經營活動來取得。利益有兩種，一是消極性利益，即利益主體合理的利益不容侵犯；二是積極性利益，即利益主體具有追求最大利益的權利。顯然，政府代表的公共利益，只能是消極性利益。它當然不能被侵犯，卻不能成為一種積極性利益。因為政府擁有最大的強制力。強制力只能制止對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進行侵犯的行為，而不能成為謀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所以，政府的收入只能來自稅收，即通過對民眾的徵收，又向民眾提供服務。政府不能去掙錢，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即便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務的數量與質量，也只能通過加稅來解決。如果政府去掙錢，比如壟斷土地買賣，必然會運用權力壓低價格買進，抬高價格賣出，這樣的買賣，是公正、平等的買賣嗎？與政府做買賣的農民，或房地產開發商（延伸到購房者）的利益，不是受到政府的侵害嗎？
政府常常說這樣做是為了國家利益。但公共利益並不是國家利益，只是國家利益中的一部分。國家利益還包括任何一個社會個體的利益。如果國家利益不包括每一個社會個體的利益，國家能夠代表全體人民嗎？個體利益侵犯公共利益固然是侵犯國家利益，但公共利益侵犯個體利益難道就不是侵犯國家利益？更不用說那些官員以公共利益的名義，侵害他人利益謀求自己利益的惡劣行徑了。
我一直主張國企私有化。因為國企是政府作為市場主體、利益主體的具體體現。國企有兩個最顯著的特徵：一，它是國家的企業，而國家是權力或強制力的載體。二，它是企業，是積極利益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國企既代表國家，又追求利益最大化，與國家不能成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積極利益主體相悖。
我們過去批評國企，主要在效率低下，官員腐敗等方面。但國企的最大弊端是使一個國家公平的市場經濟體系始終難以建立。當市場中出現一批藉助政府權力，掌握主要經濟資源，強橫霸道的國企時，這是一個公平，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嗎？有人說，我們可以通過國企改革來使國企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但國企一旦脫離國家控制，還叫國企嗎？而國家要控制國企，沒有對國企的支持和庇護，包括資源支持和政策庇護，能控制得住嗎？
當然，社會的有些生產服務活動，是個體不宜承擔的，一旦由個體承擔，會使個體變得十分強大。比如通過修築道路供人通行掙錢，從一地到另一地不可能修築多條路，這會造成浪費。而只有一條路則會使修築道路的個體因為壟斷變得十分強大。個體是積極利益主體。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壟斷，將使「買路錢」變得昂貴，成為剝削掠奪過路人的手段。所以路必須由政府來修。之所以政府可以修，正是建立在政府不是積極利益主體的前提之下。遺憾的是，中國政府現在修的路，似乎不是「公」路，而是政府的提錢機，正驗證中國政府還是積極利益主體，並通過政府權力在剝削掠奪人民。
社會個體不宜承擔的生產服務活動，政府可以建立生產組織承擔。但這種生產組織不能成為積極利益主體。它是「國家」的，卻不能是「企業」。
六，人道主義是國家福利政策的出發點
私有制在道德倫理上確實存在弊端。比如，那些老弱病殘，那些生存求富能力較低的人，在私有制條件下，因為無收入或收入很低難以取得做人的尊嚴。再比如，機器先進性的發展，可以使其越來越多的代替人的勞動，它在使資本利潤增加的同時，也會帶來失業的增多。如果社會不能出現新的產業，以吸納失業人員，或新產業的出現滯後於機器先進性的發展，這些失業人員因失去收入來源，同樣無法獲得做人的尊嚴。而西方國家的福利政策正是為了解決這一弊端建立起來的。
這種國家福利是不是一種分配？學界大體認為是一種分配，為二次分配，以消彌一次分配的某些弊端。其實，國家福利雖然具有分配功能，可以調整一次分配。但西方國家並不把其主要的當作是一種分配手段，而是人道主義的體現。北歐的福利政策或有縮小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的目的，比如他們的全民醫療保障，就具有一定的均貧富功能。而美國醫療福利只復蓋無錢治病的人，那些富人和中產，治病是要自己出錢的。所以美國的醫療福利完全出於人道主義。所謂福利國家與自由主義的爭議，或者說西方國家左與右的爭議，其實是對福利政策是一種分配手段還是一種人道主義的爭議。但左右都認可人道主義。人道主義是福利政策的出發點，這點卻無分歧。美國的自由主義反對全民醫療保障，並不反對國家對無錢治病的人進行救助。所以，北歐與美國的福利政策雖有所不同，但都體現了人道主義的要求。而實行人道主義就是保護人權。
中國的福利政策則完全是一種分配手段，而且與北歐的福利，可以縮小一次分配的貧富差距不同，而是擴大一次分配的貧富差距。比如中國的官員，收入本來就比一般百姓更高，卻享受免費醫療住房等福利，百姓收入低反而沒有醫療住房福利，中國的福利政策擴大了一次分配的貧富差距。因為中國的福利政策，並不是從人道主義出發，而是把其當作一種分配手段，是掌握分配權的官員為自己的特權利益建立起來的。
中國「左派」如果確實是左派，就應反官員福利，爭窮人福利，起碼應去爭窮人與富人，百姓與官員一樣的福利，才可以說得上是左派。但中國左派整天叫喊著消滅資本主義，卻沒有人站出來批評中國的福利政策。相反，中國一著名左派，據說住在法國的宋魯鄭，屢屢發文，說福利國家是資本主義的弊端，官員為了買好選民，不惜增加社會福利，以至於增加了人民的惰性，使資本主義失去發展活力（姑且不論有社會福利是否就一定會失去發展活力），他能是站在底層民眾一邊？而且他用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即西方最主張資本主義的右派觀點來反對資本主義，卻失去了西方自由主義中所包含的人道主義和人權底線，他能是左派？說是「官派」名副其實。而在中國，批評中國目前福利政策的往往是「右派」，比如秦暉。
西方福利政策是不是「劫富濟貧」？「劫富濟貧」明顯包含有平均的內涵，即把富人的錢拿給窮人，有侵害富人權利的嫌疑。但當福利政策是出於人道主義時，「濟貧」是「濟權」。人有不被餓死的權利，有不露宿街頭的權利，有不因無錢治病病死的權利，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當社會對這種人權的合理性獲得共識時，保障這種權利的救濟是整個社會的責任。如何救濟？當然是從社會創造的總體財富中拿出一部分來實現人道主義，以保障人權。所以並不是單獨針對富人的「劫富」。只是由於富人創造的社會財富更多（表現為收入高），理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包括用累進稅讓其承擔更多責任），繳納更多的稅金，所以談不上是「劫富」。
有人說，當免費的國家福利不但在醫療，住房，教育方面實行，而且擴大到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時，共產主義便來到了。如果北歐從搖籃到墳墓的國家保障進一步擴大，比如發展為免費旅遊，免費提供各種商品，免費使用奢侈品時，國家福利政策便逐漸脫離人道主義出發點，而完全變成一種「均貧富」的分配手段，是把較富的人的錢拿給較窮的人，明顯侵害了富人的權利，是對富人的剝削與掠奪。且不說這種社會是一種「烏托邦」，不可能實現（參看《胥志義：論消滅貧富差距之不可能與不可以》、《胥志義：為什麼說共產主義是烏托邦》），而且這樣的社會是一個存在剝削與壓迫（對能力較強人的剝削與壓迫）的社會。
我們可以根據社會文明和經濟的發展程度，確立更高的人道主義救濟標準，卻不可把國家福利政策當作一種純粹的分配手段。這是因為，把國家福利當成是一種分配，必定由權力操作。權力具有天然自肥的傾向，當福利失去人道主義出發點時，便很可能變成權力自肥一種方式。中國的福利政策便是證明。它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劫富濟官，甚至劫貧濟官。
七，結語
中國實際上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左派與右派，只有「人權派」與「官派」。社會確實存在剝削、壓迫和各種弊端。只能依靠人民權利的崛起和自由的增進來解決。因為每一社會個體享有充分的權利和自由，可以建立一個權利與權利之間相互制約的均衡機制。國家的責任只是保障人民權利和自由，防止個別社會個體變得特彆強大而破壞這種均衡機制。而不能深度捲入社會中的利益矛盾。所以自由主義反對威權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