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8月10日訊】（新唐人記者藍銘浩綜合報導）中共高官在退休後可能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中，有意無意透露出許多此前不為大眾所知的秘密。他們作為當年的「實際操盤人」，知道大量重要的、秘而未宣的數據。這些數字的公布，常常可以改變輿論的走向。
近日，有博客文章總結了近年來部分退休高官吐露的真言：
原國稅總局副局長許善達
7月30日，北京舉行的「網易經濟學家年會夏季論壇」上，許善達透露，到2014年上半年為止，中國的「政府收入」占同期GDP比例上升到了44%，處於非福利國家的較高水平。所謂「政府收入」是指：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國有經營性資產收入。
中國的個人和企業承擔的「社保費率」高達28%：個人工資交的占工資總額的8%，企業交的相當於工資總額的20%，在全世界排在第五位。這裏說的「社保費率」應該是養老保險的費率，如果加上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項目（不含住房公積金），單位和個人的總負擔相當於工資的40%。
但是在繳納了28%費率的養老保險，承受了世界第五的費率後，中國人的企業員工養老金替代率（退休金購買力，相當於退休前收入的比例），已經從1999年的70%左右下降到了2011年的43%左右，遠低於55%的國際警戒線。而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員工退休金的替代率，卻一直維持在90%以上。
原中組部長張全景
2006年11月，已經退下來的張全景在接受採訪時，批評了「官多為患」的現象。
他說：「一個省有四五十個省級幹部，幾百個乃至上千個地廳級幹部，一個縣幾十個縣級幹部，可以說古今中外沒有過。更何況一個省、市除省長、市長外，還有八九個副職，每個人再配上秘書，個別的還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個縣委書記，一個縣長，或加一個副職，甚至沒有副職，現在講克服官僚主義，減少事務，減少應酬，就這麼一種體制，怎麼克服，怎麼減少？現在這麼多人既增加了開支成本，又滋長了官僚主義。」
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
在2012年「兩會」上，原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說，因為沒有「編制法」，給「買官」、「賣官」留下了無限的空間。
「要是只有一個崗位，那還買什麼呢？有的地方秘書長就有十幾個，這怎麼可以啊，官滿為患啊！」他說，「過去一個縣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縣委。現在我到鄉鎮去看，一個鄉鎮有三四百名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
原證監會副主席李劍閣
曾擔任過證監會副主席，現任申銀萬國董事長的李劍閣，2014年4月在博鰲論壇上，向與會的代表和記者揭穿了中國股市的一個秘密：廁所與股價異常波動的關係。
他說，不少上市公司在召開董事會，討論重大事項的時候，常常會有監管部門和當地政府部門的官員不請而至，要求旁聽會議。旁聽的人，常常比公司董事還多。由於這些人掌握實權，可以決定上市公司命運，所以企業無法拒絕。在會上得知重要內幕信息後，不等會議結束，就有人爭著上廁所，然後上市公司的股價就開始波動。
原證監會副主席高西慶
2013年12月，原證監會副主席，中投公司副董事長高西慶在三亞財經論壇上說：「我到證監會不久，證監會剛成立沒幾天，我們在開會時，我覺得證監會的發行審批這個權力不應該有，應該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訴我，不能這樣說，不然把證監會的飯碗砸了，我才知道證監會還有飯碗的問題。」
高西慶的話，透露一個大秘密：所謂行政審批，很多時候壓根就不是為了管理好市場，而是為了官員尋租。
原銀監會主席劉明康
2014年4月1日，深圳舉行第二次前海合作區諮詢委員會會議，銀監會前主席劉明康在會上表示，領導層長期壓制深圳金融市場，深交所就是案例。
他的原話是：「更不要說上面長期對深圳的金融市場還是有一種壓制，這是明擺著的。我實事求是地講。不然的話，深圳交易所也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
這一講話，將深圳自1997年以來面臨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指了出來。也就是說在發展問題上，深圳要「克己復禮」，讓著香港、上海，甚至還要讓著北京。
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
他2006年在一次演講中，披露了大量讓人吃驚的數據：2000年，WHO進行成員國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的倒數第四(188位)；2003年，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患病群眾48.9%應就診而未就診，29.6%應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城鎮職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約1.3億人，享受公費醫療人數為5000萬人。
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官員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官員長期佔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開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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