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4日訊】【導讀】1997年，一本後來被稱爲是「改變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評價」的書稿，在歷經一年多，輾轉中國九家出版社後，以《中國的陷阱》爲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刪去了數萬被認為是敏感的文字後，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大陸出版。此書一經出版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反響，上至官員下至工人爭相閱讀，使它成爲學術著作中罕見的暢銷書，並很快在中國大陸被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在這部著作中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改革後的社會狀況做了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說這是一部中國的改革史，但與官方的歌頌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現代化的陷阱》的修訂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由美國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結合她到海外後所獲得的最新資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書近三分之一的內容。2005年何清漣女士為德國版再次對《中國現代化的陷阱》進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國《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發表長篇評論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這本書。隨之美國《遠東經濟評論》、《新聞周刊》、《時代周刊》等二十余家報刊雜誌也予以報道。英國、法國、挪威、紐西蘭、瑞典、荷蘭等國的報刊雜誌電視台等也都採訪過本人，並對此書做過報道。該書當年被全國眾多報刊列為中國暢銷書榜首，亦被席殊書屋舉辦的一次由全國五十位著名學者擔任評委的民間學術評獎活動評為1998年度中國十大好書之一。該書在2000年中國的「長江《讀書》獎」讀者評選中被評選為最佳書而獲「讀者著作獎」。 2002年11月，《現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書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即《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於2004年1月以《中國的陷阱》為名出版修訂版。2006年10月，《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德文版由德國漢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這裡連載的是何清漣2005年為德國版出版而重新修訂的版本。
（接上期） 結語： 中國改革的得與失
三、關於「保守派」與「改革派」的政治神話
遭受了種種「改革」痛苦的中國目前陷入了兩難處境：在現有的軟政權化狀態下開出更多的改革處方，有如在難以愈合的傷口上繼續撒鹽，90年代以來出台的每項「改革」都反覆證明一點，這些措施最終都成為貪污腐敗的官員們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難重重，因為整個社會等級秩序還未從法律上完全到位，如果不繼續「改革」，只是用「三個代表」與「七一講話」之類的說詞從意識形態上為現存的社會利益格局「正名」並營造合法性，那麼社會將繼續為這種「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價。因為不公正的改革製造了大批邊緣化階層，而這些邊緣化階層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種種鋌而走險的形式為這個社會的上中層製造種種不安。所以有識之士早就看清了一點：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筆者近年來所到之處，尤其是在海外，總遇到不同的人問同一個問題：黨內高層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時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撓？彷彿「保守派」是裝「改革」錯失的「垃圾桶」。筆者以為，從近年情況看，黨內的「保守派」與「改革派」其實只是大家幻想出來的一種對立。可能在某一具體政策上，總書記與總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總理與副總理的看法也有差別；但在面對下層騷亂時採取專制手段維護社會安定，在面對少數有識之士對社會的深刻批評時採用鉗制輿論與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層其實無所謂「保守」與「改革」之分。
90年代以來的改革史證明：所謂「保守派」代表左的勢力，「改革派」代表前進的方向，其實只是個政治幻覺而已。就維護極權政治這一點而言，所謂的「保守勢力」與「改革勢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總是以防止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為借口，要求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以便由他們來堅持「正確的」方向。他們懷念毛時代的專制與思想禁錮，並宣稱這種「懷念」代表著廣大人民的獨立思考。而「改革派」則總是以發展經濟為由，拒不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熱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瓜分社會資源，而這種瓜分永遠是有利於改革派歸屬於其中的利益集團。大量附屬於他們的學者尤其是部份經濟學家，則總是在論證這種「市場經濟加威權政治」（他們一向避免用「極權政治」這個詞）的合理性，渲染「中國人的素質低、與民主政治無緣」之類說法。
當局固然可以向本國民眾和世界撒謊，宣稱中國的經濟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獨秀，但事實是自1989年以來，中國經濟除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由「開發區熱」造成的經濟「虛熱」之外，經濟增長與社會狀況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這十余年中都處於「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不管政府控制下的傳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國政府怎樣將「申奧」與「入世」炒作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偉大像征，無可否認的是：失業者越來越多，邊緣化階層越來越龐大；無法進入現代化生活的廣大農民與處於破產半破產狀態的農村經濟已經成為中國一個無法擺脫的夢魘；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陰影也日益迫近；無法克服的制度性腐敗與使社會越來越不安的黑社會化現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後來，為政者越感到自己虛弱不堪。
2001年下半年雲南省省長李嘉廷案發後，當局對貪污腐敗已無法直接面對，只好在內部規定，以後公布貪污腐敗數額不得超過2,000萬元，以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像。與此同時，近幾年又整肅了好些媒體，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報與《書屋》雜誌，（註26）還整肅了一些知識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說真話的記者，中國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記者監獄」，（註27）加強了對互聯網的管理。但這種「鴕鳥政策」只是當局的「面子工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出，這個政府的本質與「人民共和國」這一國體的距離越來越遙遠：「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體現在宣傳當中；在現實生活中，一旦「人民」要為自己受到的壓迫與不公而抗議時，他們就立刻成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敵人」。無論「改革派」還是「保守派」，都毫不猶豫地利用國家機器對人民實行鎮壓。現實表明，與其說所謂的「保守派」與「改革派」之間存在政治理念的差別，還不如說僅僅存在政治口號的差別。「保守」也罷，「改革」也罷，只不過是政治利益集團內部爭奪利益的旗號而已。在利益的佔有方式上，二者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尤其是高層人物，無論是被視為「保守派」還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從來都不拒斥讓自己的子女及親屬用佔有經濟資源的方式來實行變相的權力繼承。而為社會改革付出代價的，始終只是廣大下層人民。
筆者認為，由於言論空間的狹窄，由於爭論的真正主題被有意掩蓋，20世紀末中國最引人注意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是一場看起來非常熱鬧，其實混亂不堪的所謂「思想爭論」。許多問題不是越爭論越清楚，而是越爭論越糊塗。其原因有以下幾點：首先，「新左派」刻意迴避對專制政體的必要批判，相反卻對現存專制政體的「母體」──毛體制與「文革」、大躍進讚不絕口。雖然當局不再奉行毛體制及「文革」路線，但目前的專制制度與毛體制在政治上有非常親密的血緣關係，因此儘管「新左派」對毛體制與「文革」的稱頌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卻為當局所寬容，「新左派」實際上是通過這種變相的「幫閑」而贏得了他們的話語空間。其次，與自由主義涉及各領域、主張過於寬泛有關。自由主義政治學主張的民主與憲政真正指向的批判對象其實就是中共現在的專制政體，因之也是「六四」以後中共意識形態戰略加以禁止並長期加以醜化的對象，根本不可能公開討論。而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們提出經濟學家應該與利益集團相結合，主張「腐敗有理」等言論，在中國其實正是適應權勢集團需要、為目前利益格局張目的「理論」，不但政治上沒有遭受打壓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淺薄的傳媒追捧，加之持這些主張的學者們不少還以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傳人自命，互相唱和，在90年代蔚為壯觀，儼然成了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學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會公眾尤其是大學生們認為自由主義學說就是為腐敗張目、為權勢集團服務的學說。新左派們並非不明白在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與其他學科的自由主義之間這種差別，但他們聰明地利用了雙方話語權不對等這一情況，將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最容易在中國引起非議的「腐敗有理論」作為自由主義學說的「精髓」加以批評，因此似乎搶佔了「道義制高點」。所以這場爭論的結果不免流於滑稽，因為在「新左派」的批判聲中，中國產生腐敗的根源似乎在於自由主義學者鼓吹「腐敗有理」，而專制政體這一制度性因素反而逃過了他們聲色俱厲的批判。而自由主義陣營的團結精神也遠不如新左陣營，常常是被視為代表人物的人在孤軍奮戰，缺乏後援。在一個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的國度里，爭論雙方迴避了當下中國需要解決的緊要問題與真正應該批判的批判對像進行爭論，除了模糊人們的視線之外，充其量表示了在社會急劇商品化過程中，中國人文知識分子不甘於被迅速邊緣化的一種缺乏力度的抗爭。
四、20世紀的中國革命到底解決了什麼問題？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給人們的啟示是：僅有經濟改革是遠遠不夠的。人類歷史的發展經驗證明：任何大規模的社會變遷都需要從三個層面展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與文化制度(意識形態)。以此標準考察中國就會發現，中國在政治曠野里漂泊了整整一個半世紀以後，只不過還在歷史輪迴中苦苦掙扎：一個半世紀的革命與現代化歷程，除了一片混亂的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中國總共經歷了3個形式完全不一樣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國民黨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形式雖然有變，但專制本質卻一脈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經濟＋專制政治」，國民黨政府是半資本主義半自然經濟＋專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計劃經濟＋極權政治」，改革后是「市場經濟＋極權政治」。
至於經濟制度的變遷，中國只不過在半個世紀里完成了一個從「化私為公」到「化公為私」的輪迴。整個世界從1917年以後的歷史，包括中國20世紀後半葉的歷史只證明了一點：私有財產制度是人類經過千百年自然選擇而形成的經濟制度；凡想改變這一制度的國家與民族，在21世紀還得繼續為當初這一選擇付出代價。中國在1949年以後用暴力消滅了有產階級，而在1978年以後的「改革」進程當中，掌權者們卻利用權力將自己及其家族變成了一個暴富階級。「革命」的全部意義就是用無數的人頭將一部份社會的邊緣者送到了權力中心位置，用「紅色新權貴」代替了舊權貴而已。
而意識形態的控制，從思想自由方面來說，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暫的放鬆之外，很難說現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輿論環境寬鬆。一些經歷過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的文化人的命運就說明這一點：敢於議論風生批評國民政府的新聞記者如浦熙修、彭子岡等，在共產黨領導下卻成了只會寫歌功頌德文章、寫悔過書與認罪書的文史館資料員而苟活著。（註28）而巴金、老舍等優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國后再也寫不出任何像話的作品了，他們一生的文學建樹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中國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遠樂此不疲，雖然21世紀有了互聯網等先進技術，但當局同樣有辦法應付，在全國大量招聘電腦專業人員充當「網路警察」，對技術上不易控制的網路媒體繼續施以故智。2002年8月，中國政府實施《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註29）將網路輿論控制公然納入國家法律控制範疇。一個旨在全面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正在建立過程當中，用每個人都能明白的語言來類別這個方案，那麼這個「金盾」監視網路的目的就是能夠「看見」、「聽到」、和「思想」。所謂「聽到」，就是通過自動監聽電話對話，搜尋關鍵詞和字句，進行言語訊息處理。同樣地，視像訊號處理能夠令監視攝影機有能力「看見」；即是在一群人中認出某個人的面貌。這兩種「偵測」，其實是一種數字信號處理（DSP）的應用，被稱為「監視運演算法則」，是通過複雜的運演算法則來分析數據，從而模擬人類神經系統。「金盾工程」一個重要的目標是在公眾場所建立一個全國性閉路電視或 CCTV 攝影機網路，對中國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與自由的人士實施越來越微妙和複雜的鎮壓。（註30）
喬治•奧威爾的名作《1984》是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蘇聯的寫照，那裡的人們生活在一個受到全面監視、失去尊嚴的環境里，但那種監控還主要是依靠人工與處於起步階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國人將生活在一個用全新科學技術裝備起來的最大的警察國家裡。《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里所宣布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或攻擊」，中國人為這一權利奮鬥了很長時間，但似乎離這一目標越來越遙遠。
20世紀的歷史輪迴表明：這種由新專制政體取代舊專制政體的「革命」，無非是讓人閉著眼睛往黑暗裡一跳，前途何如，只能聽天由命。在這段歷史中，中國人民有如枯枝敗葉在狂風中翻滾的苦難命運，只再次證明了元代詩人張養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嘆的：「望西都，意踟躕，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化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將中國當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經延續了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來看，也許對中國今後面臨的問題容易理解一些。
筆者曾研究過清代中葉以來的歷史，自從人口超過4億以後，中國就形成了人口與資源關係緊張這一特殊的資源秉賦，以後兩個半世紀以內，中國所有危機的核心問題其實都是一個如何養活龐大人口的問題；而所有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來養活新增人口。（註31）對這一問題的歷史思考雖然不少，卻始終未成為一種全民族的共識。而另一種認識卻通過教科書深深地沉澱於民族意識當中，並時不時地成為一種社會動員的口號，那就是我們所有的不幸都是外來侵略造成的。所有的歷史教科書當中，凡涉及到鴉片戰爭前夕的狀態，都先列舉一連串資本主義萌芽的表現，然後再用一句這樣的「經典名言」加以總結：「如果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入侵，中斷了中國社會的自然發展進程，中國社會也會緩慢地、逐漸地進入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種通過教育強行灌輸了幾十年的虛假知識最後化成一種民族潛意識，在20世紀末2次中美衝突(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中，輕而易舉地成為中共政府反對美國的精神動員資源。到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后，中國大學生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幸災樂禍情緒，更說明這種潛意識「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歷史不止一次地告訴人類，只有正確地認識問題才能找到問題的解決之道，中國的這種流行歷史觀將社會的不發展、人民所遭受的種種災難輕而易舉地算到所有的外國侵略者頭上，但這種歷史觀只有為統治者開脫責任的功能，于解決中國本身的問題卻並無裨益。在人口問題的認識上就是如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遭受的命運就是一個最好的註腳。
筆者曾於1998年戊戌變法100周年紀念時寫過一篇文章，（註32）其中談到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的中國除了面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外，還有幾個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社會問題，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經濟）、農業內卷化、人口過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極端腐敗；只是當時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們沒有適當的解釋工具，只能將這些問題均概括為「積貧積弱」。比較一下100年來解決前述五大問題的辦法（即反貧困的總體戰略）就會發現，這些問題作為世紀性的難題，歷經100多年的努力，卻並未獲得解決，反而以更複雜、更嚴峻的形式向中國人提出了挑戰。
若清醒地觀察中國問題，就會發現中國社會已出現「拉美病」的五大癥狀：
第一，政府的高度軟政權化。腐敗已經成了當局無法克服的政治之癌，從每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所作報告中公布的數據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貪污受賄的官員人數越來越多，級別越來越高，數額越來越大。1999年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辦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幹部2,200人，其中廳局級幹部136人，省部級幹部3人。（註33）200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瀆職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職務犯罪被立案偵查的縣處級幹部2,680人，廳局級幹部184人，省部級以上幹部7人。（註34）據中國學者胡鞍鋼在接受中國新聞社採訪時表示，目前每5個涉及腐敗的公務員中，只有1人受到懲處。（註35）
面對這種局面，當局為自己開出的「藥方」就是拒不承認腐敗的泛濫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筆者在湖南的《書屋》雜誌上發表了「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一文，（註36）尖銳批評了中國現在陷入的制度性腐敗的困境；認為在現行政治體制下進行「事後懲治型反腐敗」已起不到遏制腐敗的作用；並指出整個統治精英集團已集體墮落，貪污腐敗成了政治運轉的「潤滑劑」等。政府對這種批評的回應是，下令從此不讓中國的任何報刊雜誌登載筆者的文章，強迫筆者工作單位找各種理由整肅筆者，並動用國家安全局的特工實行24小時監控。更為荒謬的是，中紀委在2000年12月28日發布的第五次全會公報中竟針對筆者的批評作如此表示：「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反腐敗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以及取得的明顯成效；理直氣壯地闡明我國現階段出現的腐敗絕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敗；理直氣壯地肯定我們黨和幹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我們黨完全有能力解決腐敗問題。」（註37）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動用從宣傳機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專政手段，嚴厲打擊不受當局控制的批評腐敗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點正義感的記者視為大敵，採用各種手段防堵他們對腐敗現象的揭露，以致於一些地方官員提出了這樣的口號，「防火防盜防記者」；在這樣的嚴厲管制下，新聞工作者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當「黨的喉舌」，結果時下在新聞業界內外出現了一首流傳甚廣的順口溜：「輿論監督是條狗，天天蹲在『長』門口，『長』叫咬誰就咬誰，叫咬幾口咬幾口」（這裏的「長」是指長官）。（註38）
第二，農業經濟陷入破產半破產境地，（註39）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附著在城市邊緣，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中國每年有9,000多萬民工流向城市，（註40）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結果成為犯罪群體的後備軍。比如2000年夏轟動中國的張君兇殺集團一案，其參与者基本上出身於多子女貧困農民家庭，沒受過教育，也未受過任何技能訓練，在城市裡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後只好鋌而走險，以搶劫殺人為業。（註41）《南方周末》就是因為發表了「張君案件反思」與「張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產生張君的社會土壤還存在，就會源源不斷地製造新的「張君」，成為社會毒瘤，因而被當局指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來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貢獻」遭到整肅。
第三，地下經濟勃興，黑社會組織泛濫成災，並與政府官員合流。從各種調查材料與已破大案來看，這些黑社會組織之所以能在短短時間內迅速崛起，並在社會上呼風喚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早已與當地的政要們──首先是公安部門的官員們沆瀣一氣，形成了一種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與西方的黑社會組織相比，中國大陸的「黑白合流」還有個特點：西方黑社會組織結納的權力部門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門，而中國的黑社會組織的觸角更深，不少幹部都成了黑社會組織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會組織頭目還具有各種官方身份，戴上了「紅帽子」。例如，浙江溫嶺市張畏領導的「紅色黑幫」。（註42）2000年處決的吉林最大的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梁旭東、（註43）遼寧黑白兩道聲名顯赫的黑幫頭子劉涌、（註44）廣西百色黑幫頭子周壽南，（註45）所有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無誤地顯示，正是在這些官員的關係網強有力的保護下，這些黑幫才得以在各地發展成為一種呼風喚雨的社會另類權力。
四、貧富差距繼續拉大，極少數人佔有社會總財富的絕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的情況在中國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國城鄉居民儲蓄為58,000多億，有人根據城鎮居民收入抽樣調查的資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屬於3％的富裕人口所有。（註46）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已從改革開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註47）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歷來有「摻水」問題，所以人們普遍懷疑，真實的基尼係數可能遠大於這一數據。
五、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與一些外商相結合，聯合對廣大中下層人民進行統治。
此外，中國的生存基礎已被嚴重破壞，生態環境高度劣化。據有關資料介紹，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荒漠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荒漠化面積約為360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8％，在有的地方民眾已無生存之地。中國林科院研究員蔣有緒尖銳地指出，中國國土的生態環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時加以治理，人民則有禍於旦夕之虞。（註48）中國農民人均佔有土地資源的狀況也非常嚴峻。20世紀中國的人口與資源問題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資源平均化得到了暫時緩解；而這個世紀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則是如何為數億沒受過多少教育與技能訓練的農村人口找到「飯碗」，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將是「天字第一號」的難題。
今後的中國社會必將經歷又一次深刻的社會危機。一個社會如果縱容5％的權勢者利用權力搶錢，最終很可能是95%的受剝奪者運用暴力將被搶去的錢再搶回來，這是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不斷重複上演的「戲劇」。從中共當局目前為肯定現有社會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來看，腐敗還將繼續蔓延。在中國加入WTO以後，以權力支撐的國內壟斷資本將會繼續發展，並與國際資本內外融合，共同支撐著中國的政治利益集團，形成一種政治利益集團─經濟利益集團─外國資本三者聯合統治的格局。而隨著社會危機的逐漸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務似乎又回到歷史老路上來：運用武裝力量與政治專制手段防止中國一個半世紀以來不斷重複出現的傳統危機：下層動亂。
中國歷史轉了一個圈后，又進入了一次歷史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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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參見任不寐發表於美國《民主中國》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
註27：《三秦都市報》2002年1月30日，「親朋推斷是黑社會報復殺人:陝西一記者神秘死亡」； www.jwb.com.cn2002，《今晚報》（天津）網路版；《中國社會導刊》2001年第1期：「一名記者的功罪是非」；《南方周末》200 年1月11日：「耗費億元製造抗旱神話樣板工程原來漏洞百出」。
《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頭版：「一本奇書的奇遇」；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03年年度報告http://www.cpj.org/.
註28：朱正，「從新聞記者到『舊聞記者』」，《書屋》，2001年第6期。
註29：新聞出版總署、信息產業部令(第17號) ，《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該規定經2001年12月24日新聞出版總署第20次署務會和2002年6月27日資訊產業部第10次部務會審議通過，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註30：Greg Walton，「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揭秘」（「 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原文見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 ShieldEng.html。
註31：何清漣，《人口：中國的懸劍》，《走向未來叢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註32：何清漣，「一個世紀的飄泊──戊戌變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
註33：《人民日報》，2000年3月20日第3版。
註34：《人民日報》，2001年3月11日第2版。
註35：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貼于「陳岩鋒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當前論壇」。
註36：出處同注11。
註37：「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2000年12月28日。
註38：《南方周末》編輯鄢烈山，「輿論監督不是狗」，貼于《世紀中國》網站的「世紀沙龍」討論區，貼出日期為2001年11月28日。該文說：「『防』的手段有多種。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聞傳媒，嚴令傳媒老總這個不準報導那個不準披露，違者即摘掉烏紗帽或砸他的飯碗；對於上級和中央傳媒的記者，則授意本地有關人員不得接受採訪，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專門制了記者證，只認他們這個證，不信國家新聞出版署制發的證。文明的設防手段是封鎖現場和消息來源，不文明的就乾脆採用暴力驅趕毆打記者，搶奪記者拍攝的音像資料。當然，威脅受訪的群眾也是其中一招。記者的人身安全越來越沒有保障：揭發山西運城地區領導製造虛假的節水滲灌工程的記者高勤榮身陷囹圄；為主持正義曝光海南一起賣淫嫖娼案的記者劉洪以被逼瘋；重慶女記者羅俠在採訪現場被人打成重傷……一起接一起傷害記者案令人髮指，也令從事輿論監督的人心寒。如果說『新聞記者是條狗』，則毫不誇張地講，從事輿論監督的記者在某些官員眼中是威脅他們官運的惡狗、野狗，無人保護的記者則很像一條條喪家狗。CCTV的記者在《偷拍實錄》一書的後記中寫道：『很牛的中央電視台記者，帶著偷竊般的心態，忍著內心的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擊著欺騙、凌辱、威脅、謾罵、違法、亂紀等一系列精彩表演』，這是中國新聞史上很特殊的一種現象。」
註39：何清漣、程曉農，「已走到盡頭的小農經濟──關於中國農村、農民與農業的對話」，《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1年第3期。
註40：新華社消息，2003年7月31日。
註41：「一個極端暴力集團的成長」，《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註42：「浙江溫嶺『黑幫老大』張畏的最後自白」，中新網寧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註43：「披著警服的黑社會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國1998第1號黑社會案大揭秘」，《深圳商報》，2000年8月18日。
註44：「瀋陽：豪賭市長與黑幫人大代表的發跡沒落」，《三聯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註45：新華社特稿，「瘋狂作惡終有報──廣西『打黑第一案』紀實」，新華社記者程義峰，南陽新聞網，2001年5月17日。
註46：楊宜勇，「收入差距為何拉大」，《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5月15日。
註47：見《經濟日報》2001年10月29日。
註48：「國土生態：一個沉重的話題」，《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3月14日第3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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