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59)

【新唐人2011年12月14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二章:落實政策的馬拉松

如果因為母親賜給了我生命,要感恩於她的生養之恩;那麼我求學的學校賜給了我生命的內涵,不但鑄造了我的靈魂,還教會我知識和適應社會的本領,所以理應稱為母校。

學子與母校的感情譬如孩子對母親的感情,在離開這塊我曾居住過、生活過的地方整整二十二年後,重返這裏,也有一種懷舊之情。

可惜,這種感情卻因這場人禍蒙上恥辱,蒙上了綿綿的恨!

雖然理性上我知道,羞辱來源於中共統治階級的一小撮,來源於毛澤東,但同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應該有起碼做人的良心,有起碼的判斷能力和是非標淮吧,然而偏偏坐在北京城頭的毛澤東,竟用他想出來的「六條標準」支配著他們,把當年這場荒唐運動搞成一場令人膽寒的練獄!使數萬旡辜學子傷身於荒野邊陲!

令人驚嘆的是,毛澤東怎麼想得出把學校變成人咬人的場所?讓品性卑劣者變成狗,向毫無防備的學子恣意殘害,報復,取樂?

現在,當年整人的打手們藏到那裡去了?是心虧理虛躲了起來,還是像狗一樣藏在暗處,等待再爬起來反咬一口的時機?

回校的一路上,頭腦里不斷發生奇怪的問題……

笫一節:回校

從北碚坐車到沙坪壩,下車後步行向重慶大學走去,二十三年前的街道依然如舊。記得剛剛入學時,我在這條街道上買過文具、參考書、理過發、吃過飯。

還記得離大校門不遠,有一家餐館,做的麻婆豆腐辣得令我叫絕。我那時覺得這是我吃過的做得最棒、價格也最便宜的菜了!經過那裡,我有意覓尋,卻不見了當年那餐館,沿街的理髮店文具店也改作其它店鋪了。

當我走到那兩塊刻著「重慶大學」四個紅字的石柱碑前,二十三年前我離開它的那一幕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二十三年前我們從這個地方,被押上大卡車送到南桐礦區去「強制勞動改造」,那一天在風雨和太陽交叉作用下,風雨操場鑼鼓喧天「歡送上山下鄉幹部」。

全校遊行隊伍,使我們這幾十個被「開除」的異類,徒添了歧視。

今天,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剛從地獄里走出來,滿臉帶著過早刻下的皺紋走進校門,循著回憶的引導先去沿江馬路,當年那兒曾是我被斗得昏頭轉向後常去的地方,我在那裡呼天喊地,在絕望中希望有人救救我…….

商學院的石頭房子還是老樣子,它能抗住日本鬼子的炸彈,同樣也抗住了「文革」的槍炮!再往前走,化學實驗大樓還是那廟宇式構造,只在那遼闊的中間地帶,添了幾座樓房。

在當年饒家院古老的建筑前面,我看見門口懸挂著:「重慶大學落實政策辦公室」的牌子。不過,此時,我不想馬上就進去,因為我還沒有弄明白,在經歷了這『脫胎換骨』后,來這裏幹什麼?

是向他們去訴說自己想都沒想到的災難,給我安撫么?是拾掇那些被破壞的幻夢,向人們呈訴滿腹的憂傷?還是去見一個連一無所有的窮犯人都想再榨點油水的鄭樹勛?是去認錯、求饒,以可憐來換取下半生的安穩?

為弄清楚今天來這裡是幹什麼的,我還需要思考,更需要走遍當年在這裏曾留下記憶的每一個角落。弄清楚「反右」是一場我個人的災難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是母校的過失,還是當年被整的同學、教師的過錯?是我們的過錯還是專制主義不可饒恕的罪惡?

我在饒家院旁徘徊后,便向著松林坡大禮堂方向走去。二十三年過去,原先就已破舊的禮堂還在那裡,只是當年掛在那些松樹榦上滿貼的大字報,交心書和血書卻無影無蹤了。

追溯這兒的狂熱,便能了解學生是一個可塑性多麼巨大的群體。

由於他們的幼稚無知,他們具有何等可愛而又何等可怕的雙重性。

他們可以呼喊民主的聲音;又可被獨裁野心家所利用。

創造美好未來,同毀滅正義和科學,同時都可以為之!就看誰在操縱他們。所以這是好事壞事都可做出來的群體,當年共產黨對學生的操縱使校園裡陷阱滿布,現在想來還使我不寒而悚!

再往前走便是學生食堂了,我們當年在這裏聽「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傳達時,卻不知道「陽謀」的含意!那些當年張貼大鳴大放的專欄早已不知何處?而今只留得一片荒涼,隱約可聽見當年在這裏的爭論和嘆息。

轉過彎道便是我們當年的宿舍。我在當年住過的地方獃獃站了好了一會兒,仰頭上望,還清楚的記得曹英們是在那一間屋子裡組織的輪番批鬥會,將被劃成右派的人斗得昏頭轉向、精神失常。

當年曹英威逼我的聲音猶存耳際,我就是在這裏掉進了「陽謀」的陷阱。掉進了『偉大』中國共產黨所布下的階級鬥爭的天羅地網,我就在這裏把自己痴迷的個人幻想,變成一場二十三年地獄里的練獄。

轉過身去,便是圖書館後背山底一角,我們當年這群心靈惶恐的孩子們,曾拖著犁耙掙扎在剛剛被新鮮糞水泡灌的水田裡,干牛的活,脫人的皮,從此,地獄的烈火就在我身邊燃燒起來。

就這樣的一路尋來,!當年在我求學的這個搖籃里,除了歧視虐待什麼也沒有!同學間的那種天倫的感情,全被當年亂舞的群魔扼殺了。

現在,我要從新認識這個曾生活過的地方,從新了解那個時代校園裡的主人,再認識這個始作俑者的中共集團,除整人和對社會的破壞,它有光明的一面嗎?

如果說我在這故地重遊,拾到了當年沒有發生,現今已改變了的東西,又產生一個最大的疑問:當年整我們的人現今有幾分省悟?他們怎麼就全消失了,像鬼一樣?毛澤東還沒倒,圍著他的猢孫們就散了?

重大保衛處仍在原來的老地方。不知為什麼,一進入那保衛處的小院我就感到壓抑。說實話,若不是為了將來的工作和「平反」,我是絕不會主動去跨這個門檻的。

走進大門,在過道上,我向一個穿中山服的中年人詢問鄭樹勛是哪個辦公室?他指了指走廊盡頭倒數過來的第二間屋子。我整理了一下思路,準備好了幾種不同情況的應對,便走了上去敲了一下門。

門打開了,開門的正是四個月前在鹽源「提訊」我的人。不過此時白胖的臉上堆滿了笑容,一改一年前「審案」的凶像。

一見是我,他很客氣地請我進去入座,還謙禮地倒了一杯茶,一面寒喧一路辛苦之類的客套話,他的這種態度反而使我警覺起來,一面小心地回答他提出的問題,心裏卻在惴度對方要耍什麼花招?

此刻我忽然對空手而來感到難堪。倘若今天我提的是一個沉甸甸的大手提包,一進門就打開提包,按照三個月前他開出的那張貨單,將「賄物」一點點地數給他,恐怕對方會關上房門,在喜形於色的同時,會對我的安置有一場討價還價的口舌。

他一定會說出幾個緊缺人才的單位,說那裡的規模如何,工作條件如何,工資待遇如何,建議我到那裡去上班。我也會提出諸如住房,獎金等等的要求,甚至還會請他幫忙,回重大工作。

雖然這是我花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換來的,對方所說的也弄不清是真是假,但我想我也許就有了一個可以摸進去的後門。

但是,一旦我進了他的圈套,今後還會不會沒完沒了發生新的勒索?現在我偏偏不肖此舉,採取了馬大炮的建議,此刻裝做什麼也不知道,只聽憑命運安排了。

在他指定的坐位入坐以後,我便從帆布挎包里,將鹽源農場加刑的平反判決和介紹信取了出來,我留意到他緊盯著那挎包,從他的眼神中我明白他在想什麼?一種不能明言的難堪掠過了他的嘴唇,他接過信看了兩遍,想開口問什麼,可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過了一陣,他繞著彎子問道:「我這次到鹽源專門為辦你的案子出差時,走得匆忙,有些想在鹽源順便辦的事忘記了,就連自己的路費都沒有帶夠,多虧你們那個隊的馬司務長照顧,臨行時,還給我補足了買飛機票的錢。回來后,我給他寄去了,你回來時,他沒有向你說什麼嗎?」

我看了看他那狡猾的臉,心中暗暗佩服他的臉厚功底,便立即按馬大炮的囑咐,很誠懇的傻乎乎地搖著頭。

到此時,他才明白,過去在其它人身上使用揍效,並得到好處的手段,卻在我這裏放了瞎炮。面不改色的對我宣布:「關於你的右派問題,是由我校落實政策辦公室來辦的,至於你60年所判的反革命一案,要經過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了,我已將調查材料和結論轉給了他們,你只能去找他們!」

如此看來,要我到這裏來,純屬是這鄭樹勛的三十斤索取的需要。因為無論去落實政策辦公室或去中級人民法院,都無需來這裏轉一個彎!而平反以後工作的具體安排,恐怕更不是重大保衛處所能決定得了的。

於是我心裏暗自慶幸,幸好沒有按他開出的三十斤見面清單,費盡心機去一一備齊,再路遠迢迢的帶到這裏來當面交給他。

但是,轉而一想,重大保衛處必竟是我平反的第一個環節,也是具體的落實者。其它環節,還不都要根據鄭老頭的最先意見辦理?這個意見有多大份量我一無所知,所以,我在他面前怎樣做才不失誤,我還沒有主見。

「諾,現在我就帶你到學校落實政策辦公室去。下面的事是他們負責的。」沉默幾分鐘以後,鄭老頭一面把我剛才交給他的材料還給了我,我下意識的看了看他的表情,心裏想著,我的到來肯定讓他大失所望,便跟著他走出了保衛處,向饒家院走去。

黨委辦公樓,學生時代一向被我們看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機關,它決定著我們今後的政治命運,實際上也就決定著今後一生的命運。入學三年,我就從來沒有到這裏來過,生怕在這裏被問住,節外生枝的自找麻煩。

我被鄭老頭帶上了二樓,走進了一個寬敞的屋子裡,進了屋,按照室內的辦公桌判斷,在這個辦公室里辦公的人員足有二十餘人。

每一個辦公桌之間間隔的地方放著凳子,大概專供來訪者和正在等待結論人的座位,所有辦公桌上都堆滿了各種卷宗。

聽說自去年開始,這兒每天都要接待上百人次的來訪者,他們都是等待或辦理各種甄別手續的人。所以,這兩年來,這兒成了重慶大學最忙碌的地方。

後來重大黨委書記高書記告訴我:「解放三十年來,這麼一個總員工不到四千人的學校,就有四千人先後在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社教、文革運動中挨整,現在平反了,問題一下子全都擺了出來,黨委的壓力一下了增加了幾倍!」

我不禁想到,運動一來,為了政治的需要,把學校這種培養人才的搖籃,變成了按政治需要製造人整人的監牢,現在,又因新的需要將抓進來的「鬼」放出來。這忙碌的黨委在做什麼不是很清楚嗎?說中共對文化的摧殘,對教育的褻瀆,在這裏證據齊備。

鄭樹勛把我引到辦公室中間的一張桌前,那桌后坐著的是一位年紀大約四十多歲戴眼鏡的女士,像是從系裡抽出來的老師,交待了幾句便獨自離開辦公室下樓去了。

從她年齡上判斷,當年也是一個與我年齡相同的學生,她知道中共捉鬼放鬼的內幕,完成「糾錯」嗎。

等我坐下后,她從辦公桌抽屜里取出一式兩份登記表來,在上面填寫上編號后遞給我,一面向我發問道:「你就是機造六零七班的學生孔令平嗎?」我確認以後,她便吩咐我用鋼筆公正地把表格填好。

我接過那表一看,表的名稱是「重慶大學落實政策人員申請表」。心中對這「申請」一詞頗反感,暗想道:把我們這些無辜的學生當年捉弄夠了的中共,而今又因政治需求予以平反,怎麼會要我們填上「申請」的字樣?好像是因受害人主動「申請」,才有今天的「平反」。

尤其在該表首欄中,首先要填寫:「當年划右的主要依據」?

二十多年間,我的申訴不下百次,卻沒有人理會我,反而在各種場合下威脅我,說我在為反革命言行狡辯,該罪加一等。想到這裏,我望了一下面前這位女士,心中的氣想藉此向她發泄。

想起當年曹英們組織的批鬥小組,對我這個什麼都不懂的普通學生,使出那麼卑鄙手段,按他們事前編好的罪名,不惜四天四夜不准我睡覺,捏造馬開先與我見不得人的「醜聞」,並要我在精神錯亂時認招;把「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誣衊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種種屎盆子統統扣在我頭上。

現在,是要我將這些完全莫須有的罪名從新羅列一遍?還是恢復這段被中共的暴力扭曲了整整二十三年的往事真像?

痛斥縱然可以使我所受到的怨氣得以釋放,但自我接觸鄭樹勛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給平反留下被稱作「反右是必要」的尾巴,反而要求我將當年扣在我頭上的屎盆子,從新認可並對冤屈製造的元兇表示「謝恩」,我豈能就範?

過去旡緣旡故,而遭迫害的無辜者何止千萬,但有志以自已遭遇的冤害留下親身經歷,告誡後來者的卻不多了。

我想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濺始作俑者一抹污漬。我要作專制暴政的見證人,犯不著為一欄的填寫感到困惑。

想到這裏,我便在這一欄中寫下了兩個字「出身」。這樣,既如實地反映了我的遭遇,也說明當年相當多的人僅因家庭出身被劃成「右派」的,這旣吻合毛氏初衷。同時執行平反者也較易接受。

她看了我填的表,目光長時間的停在「當年划右的主要依據」這一欄內。

正好,鄰近辦公桌上幾個廿多歲的年輕人圍了過來,他們多少帶著點好奇心向我詢問二十三年前發生的事,從年齡上判斷,當年他們還沒有出生!看看他們臉上掛著天真,想到告訴他們當年發生的「反右」經過,興許會有利於他們手頭正在辦理的案件儘快落實。

我在追述往事時特別提到了馬開先,講完了這些過程,我希望他們能幫助我找到馬開先,因為重大黨委一直拒絕告訴她的下落。

正在這個時候鄭樹勛回到了辦公室來,他吩咐戴眼鏡的女教師,取出預先早已列印好的「重慶大學機械系黨委辦公室」簽發的「紅頭文件」,鄭重其事地向我宣布:「經校黨委落實政策辦公室反覆查核,報經黨委批准,現在對你在1957年划為右派份子的處理作出了改正,這是改正通知書。」

我從她手上接過那份「紅頭文件」那上面這麼寫著:

「查1960屆,機造七班學生孔令平在五七年整風期間,曾出於幫助党進行整風的動機,對黨的政策提出過一些意見和看法,在這些意見中由於受當時社會右派思潮的影響說過一些錯話。但仍屬於教育問題,不應當以此作為向黨猖狂進攻的依據划為右派份子,現在為糾正反右擴大化的錯誤,特予以改正,對他本人恢復被開除的學藉」。

所有「改正」通知書都千篇一律這樣寫的。

中共用這輕描淡寫的套話了結「冤案」怪輕鬆的!!西方人講人權,中共視為無稽之談。!既然當時是我「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當受教育!怎麼處置都說得過去,充其量是「處置」不當,中共何錯之有?

只可惜,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明明對無辜者屈打成冤、偏要打著「平反冤假錯案」招牌:拿到世界上去誑騙人,我怎會同意?

不料那鄭樹勛卻從一旁插上話來:「你看,你還有什麼意見?」他那胖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詭秘。他也許真以為,二十三年的煉獄已把我們全都變成了隨人戲捏的火巴蛋,今天面對這樣的「改正結論」會感激零涕!

但他看出了我的反感,心中已明白,便把臉一沉,煽風點火的說:「你這個人認識上就是愛鑽牛角尖,吃了幾十年的虧還不見大改,你想想這次平反,校黨委下了多大的決心,排除了多少干擾?既體現了黨的政策光明磊落有錯必糾,又體現了對犯錯誤同學極大關懷和人道主義,來之不易啊!你還不快向系的黨組織表示感謝嗎?」

他一面說著,一面向那戴眼鏡的女士送去諂媚的一眼!

我狠狠的白了他一下,冷笑著說道:「這二十多年多虧我年輕命大,還沒有被整死!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不過,今天我是來拿平反通知書的,你們不是『糾錯』么?如果我還保持著人的羞恥心,我為什麼下濺到向害我的人認錯的地步?」

由於激動,我猛然的站了起來。

此時我的臉一定是鐵青的,捏著:「恢復學藉通知書」的手顫抖著。

那戴眼鏡的女士看見我那可怕的神情,怕我一怒之下將它撕掉,連忙從我的手裡將「通知書」奪了過去,連連說「現在這通知書還不能發給你,只給你看看並讓你簽上意見的,等到你的原案平反后我們才能給你。」

還告訴我,重大經過一年的調集檔案,核實材料工作已結束,現在已申報重慶中級人民法院,今後要催就催法院了。

第一次回校『落實政策』只好空手而歸了,我站起來看到鄭樹勛正在那裡赫赫奸笑。由於我缺乏冷靜沒能按捺對他的憎恨,不顧一切同這「惡棍」撕破了臉!提著手提包,出門下樓,憤憤的走出那圓形的石拱門!走出黨委辦公樓,忘了怎麼走出校門趕公共汽車了。

在車上,滿腦子還在翻騰在落實政策辦公室里的那一幕。

回到蔡家醫院整整兩個小時后,心中仍未平靜。鑽進了樓下我那間停屍房前的臨時住處,往床上一躺,什麼話也不想說。

母親見我從重大回來情緒非常不好,到我的房間里,輕輕問我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麻煩?我只是搖頭,並沒有回答她。那晚上,我連飯都沒吃就睡覺了。

笫二節:衙門口前的『上訪者』

經重大以及那汪禿子的「教育」,令我更加明白:

對落實政策不可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和奢望,反而還要提防著這些心存詭意的鬼蜮,玩弄各種伎倆、設下種種圈套!中共的政策,是統治者任意揉捏的麵糰,我們這些初生之犢,糊裡糊塗坐監,現在又被莫明其妙平反,各級衙門在捏這個麵糰時,是決不會考慮受害人二十多年傷害的。

我忽然想到了自衛,便從我的行李中,將馬大炮轉交給我的,鄭樹勛那封勒索信翻了出來,就燈下寫了一封給孫起孟的信,告訴他承蒙他的關照,我才得已回到母親身邊。並且把鄭樹勛這封信一併寄去!

過了幾天,情緒慢慢隱定,重大方面既已答覆我以後去催促重慶法院,只有了結我1960年「反革命」一案,我才可能得到一份工作,並得到至今還押在蔡家派出所的戶口薄,也才可能得到我因生活需要的糧票、布票、油票。我還要繼續活下去!我還有未完成的事業!一切都還剛剛開始。

十二月二十日,我去了在下半城的重慶中級人民法院。

這一天十點鐘,我才到了位於南紀門的重慶法院門口,如果我不是必須從這裏領到我今後的「活口」。我是寧死也不願上這閻王殿來的。

它高高聳立在半山之上,儼然以掌握生殺大權藐視著在他下面的重慶老百姓!我走到門房門口,一個披綠色軍大衣的值班民警,向我索要介紹信,我說:「我是來催辦落實政策的事,也需要介紹信嗎」?

他回答說:「我怎麼知道你是誰?這是對犯人進行審理宣判的機關,不允許誰向裏面亂竄,如果你因催促案件而來,那也應當持你們單位開具的介紹信,說明你的身份以及事由。你一無所有的往裡面鑽,找哪一個處室,找誰都不告訴我,我也沒有辦法向裏面通報啊!」

此話有理,上次在重大,我為什麼就沒有想起開一張介紹信?

在學校和法院兩個機關,如何呈遞公文,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回想當初南桐法院由誰審理我的案子,我就一直沒有弄明白,也從來沒有人向我明示過。

糊裡糊塗的在供辭上簽字划押,被辦案人當成麵糰,捏出了十八年徒刑,我還蒙在鼓裡不知道,這幾乎要了我的「命」,到現在,我那十八年徒刑由誰判的我都不知道。

唉,年輕時代的我簡直是一個迷路羔羊。向預審人員預先放置的陽謀套子里鑽,等到殘酷的監牢使我猛省時,我已經被關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籠中了。二十年裡我想從這個陽謀的圈套里退出來,是多麼不容易!

想到這裏,我便把我的名字以及學校和原來的案情,向那守門人作了一個簡單介紹。他聽后拿起電話筒一連撥打了幾個部門,回答都說,對我的案件他們不知道。我無可奈何的向那高聳在幾十個石梯上的「閻王殿」望了一眼。

他見我一臉的焦慮,便建議我最好到市委辦公大樓的信訪辦公室去了解一下,看看像我這種案件該通過什麼渠道來問?

我就這樣,在這道衙門面前,被守門人理直氣壯的踢了出來。

也罷,去市委見識見識,看看落實政策的門坎里大小衙門水有多麼深?

當我到達七星崗時,正是吃午飯的時候,我在附近的小麵館里胡亂地吃了一碗面,就來到了市委正門。兩個全付武裝的軍警把我攔住,我心中暗忖:這裏才是重慶老百姓的真正閻王府。

我還是二十三年前來過,二十三年前,為了向當時的市委呈訴情況,便將我在大鳴大放期間,與母親的全部通信,送到這裏來。

我哪裡知道,這對於陽謀來說,劃成右派本不需要什麼證據,只需家庭出身就可以了,二十三年後,我再次來到這裏,深深痛悔當年我的天真和糊途!。

兩個兵將我擋在傳達室里,那裡面值班的老頭告訴我,專管平反冤假錯案,是統戰部下設的「信訪」辦公室。並指著那距正門兩百公尺的一個小巷,說沿小巷進去便是信訪接待辦公室,我便向那小巷走去。

還好,這一次總算沒有碰到什麼盤查和障礙,進了裏面,辦公大樓的門卻緊閉著,它的面前一條大約五十米長的走廊中,長條凳子上早已排坐著二十多個人,一看就明白,他們是在等待那兩扇緊閉的大門打開。

我看了看手錶,時間還不到一點鐘,按照機關辦公在下午兩點鐘的常規,還足有一個多小時,便問起那排坐在最前面的女人,她說她是今天早晨七點鐘就來了,一上午才接待了十幾個人,等輪到她,已經到下班時間,只好繼續再等兩個鐘頭,等到下午再說。

我望著這些候在走廊里,排著輪子等候接待的人,他們大多上了年紀,為了「信訪」不惜餓著肚子在等。

看著長長的隊列我開始躊躇起來,要是按照最前面那人所說的,上午才接待了十幾個人,那末,下午未必能將排在這裏的人全都接待完,白等一下午,空手而歸,不如趁早離開。

但是路遠迢迢從北碚到這裏,空手而歸未免遺憾。既然來了,且看看情況再作決定吧!

坐在我前面的兩位老人,一位白髮蒼蒼,看上去已是七十多歲的老太太,再前面的便是一位滿臉皺紋年過六旬的獨臂老頭子,從他們滿臉的愁容和疲倦神態看,像經過一場戰爭后,等候在市政廳門外,排著長隊等著撫恤的死難者家屬。我聽見那獨臂老人正在向老太太傾訴他的遭遇:

「解放前,我是水上派出所的警察,干我們這一行的,兵荒馬亂年代為一家人生活,誰又完全沒一點靠山?那段歷史我早就在解放初就交待了。那時我只是個小小水上警察,無非是幹了點水上揖私,船到碼頭作些檢查之類的事。憑我熟悉水路、精通技術,當了幾十年的水手!那算什麼特務?」

「文革一來,新來的革委會主任,把我當警察的事重新翻出來,逼我承認解放前當過特務,把我送到學習班裡關局子,唆使我的老婆和兒子不認我。」

「我說:『你們對我的歷史已經查了多次,現在還要我無中生有亂招一通,是什麼居心?』那當官的說我頑抗,開除了我的工職,把我送去勞教。」

「在勞教所里,一面對我用刑,一面逼我承認當過特務,左手被打成骨折,又不給我醫,直到我的傷口化膿爛了長了蛆,才送勞改醫院。醫生說:『送來晚了,只有截肢還可以保我的命。』我的手就這樣廢了一隻。」

走廊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他說著將那空蕩蕩的左手袖管,用右手揀了起來讓大家看,繼續說道:

「上個月航運辦公室的人跑到勞教場,說要落實我的政策,現在查明我確實沒參加過特務組織,所以要恢復我的政治名譽。但這十年來家沒了,老婆嫁人了,我已是殘廢人,兒子也不願收留我,我到哪去安身?所以我向他們說,我不能空得個平反的名份等死,給我一間房子吧。

可那整我的局長說:『你已經退休,給你退休工資就夠了,你一定要回長航現在能幹什麼,何況現職的人都還沒有房住,我又拿什麼給你?』他們打殘了我,就這樣撒手不管了,誰來服侍我的下半生呀!」

說到這裏他嗚咽著哭了起來。

大家聽著,沒有人開腔。在座的人哪一個都有一本心酸賬,像他這樣的受害者在中國這個年代處處都是。有誰來管這些被歷次運動弄殘了的老年人?

當年因執行單位對各種受害人草率處理,今天,這些受冤者,不辭萬里行乞,赴北京上訪,死在路途上的人多的是。沒有人去統計這個冤孽深重的數字!……

看著他那樣子,我又聯想到我的母親,她也同樣因為年事已高,被整她的單位所拋棄。至今還留在蔡家醫院,受那裡欺侮過他的人呵斥,虐待。

心中還在翻騰,又聽見那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接著開始口念叨起來:

「我就這麼一個獨兒啊……」

她第一句話,便使我聯想到魯迅筆下,「故鄉」中的主人公祥林嫂。那是她剛滿五歲的兒子被山裡的狼叨去以後,逢人便要訴說的話!雖然面前的她,比之祥林嫂蒼老得多。而且從她那身打滿補丁的棉衣看,她比祥林嫂的遭遇更慘。

且聽她說道:「文化大革命中,我兒單位,八一五的頭頭!硬說他是『老保』,還捏造說他過去還參加過啥子七星黨,便把他抓起來關進黑屋子裡!我聽到后,人都嚇傻了。我就這麼一個兒啦,我跪在那個姓曹的面前,請他看在我這孤老太婆份上,高抬貴手,饒他一碼!沒想到,我那脾氣剛烈的兒子卻從關他的黑屋子裡逃了出來,唉!」

老太太陷入了沉思,停了一下繼續說:「我看到他,叫他趕快跑,哪裡曉得,他卻去找那個姓曹的「算賬」。當場還打了起來。那姓曹的當下便叫派出所把我兒抓了起來,硬把他說成反革命行兇報復,抓進了監獄判了十年徒刑,把他送到新疆勞改。從此以後,我兒就再沒有回來過…..」

「現在,托鄧爺爺的福,我兒寫信回來說他的案子平反了。既然平反了,那就該回來呀!我都已快八十的人了,身邊又沒得其它人,跑這個地方都跑四次了,每次都喊我等!可是,我們這些老人能等多久呀?我的兒呀!你又為啥呀?真的老娘有個三長兩短,連個收屍的都沒得……」

邊說她嚶嚶的哭出聲來。然而在場的人沒有任何反應,好像麻木一般。人間的塗毒,有時比野獸更殘暴,奪去她兒子的不是狼,而是與兒子共事的人。

那些主持平反冤案的官僚們,從沒想過,二十多年那麼多冤案牽及到多少個家庭?這成了久積的社會腫瘤,平反多成過場,使這腫瘤越來越大!

今天坐在長廊里的二十幾個「代表」,就同全國千千萬萬的冤獄受害者一樣,好像是一些奉了特大赦令的「罪犯」親屬,彼此間除了陌生竟找不到相互安慰的話,當然更談不上同仇敵愾了。

若以個人身份,跑到共產黨本市的最高衙門來求解脫和赦免,『平反』必定流產,路遙遠兮,前程漫漫。

我正思考著,長廊里一陣騷動,看我的手錶已是下午兩點半了,「唔!遲到了」我下意識的喊了出來。可那兩個年輕人卻絲毫沒有顯露出一點內疚,而是一臉的傲慢,大搖大擺地從這二十幾個上了年紀人面前穿過。

偏偏求訪者中有幾個低三下四,向兩個從他們面前過去的人點頭哈腰。好像自己原是來乞討似的,那兩個年輕人卻像來施捨什麼一樣。

當辦公室的大門打開后,長廊里等候了幾小時的人群全都向門邊涌去,只聽見那排在前面的人不斷地嚷道:「喂!排輪子,不要亂,按次序,不要亂。」好一陣子的推推搡搡排成了隊,不過已不是坐著而是站立著。

我看見剛來辦公的年輕人不緊不慢的放下公文包,取過了自己的茶杯,走到裏面泡了茶才坐下,從為首大約五十歲的女人手中接過遞過去的材料。

那女人叨叨的敘說自己的丈夫、兒子和被抄家的經歷。好像一個溺水已久的人幾經沉浮后,才抓著一根救命稻草。

不料,還沒等她敘說完畢,那年輕人便顯得不耐煩了,不屑的說:「後面的人還多!你把話說簡短一點」。一面打開材料,沒去聽她的哀哀呈訴。看完材料,拿出登記表,截斷了對方的述說,一問一答的在那上面填寫了信訪人的姓名、性別、年齡及事由等等。

寫完后便向求訪者說:「你這個案子應去找××法院」。那女人馬上說:「我已經跑了十幾次了,每次都叫我等,落實政策以來我等了兩年了,這案子拖到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啊」?那接待人並不理她,拖長了嗓音喊道:「下一個!」

我看見她那帶著深深不滿的表情,遲遲不願從座位上站起來,等到這個時候,今天她整整等了七個小時了,中午還沒有吃飯,原想有一個積極的結果,可惜這裏仍把她當成皮球,踢回她不願再去的法院衙門。

我深深同情她的飢餓疲憊,只見她在那裡悶了幾分鐘,無奈的站起來。那一瞬間,她剛剛的座位便被排在她後面的上訪者佔據了。於是,又一串新的急促的敘訴,將女人送出了辦公室的大門。

第二個上訪者,幾乎重複著他前面那人的過程:嘮叨,填表,接待人向他說應當去找××機關,所不同的,這個上訪者提出請信訪辦開一張「介紹信!」

可接待人以譏嘲的口吻回答他:「我憑什麼給你開介紹信?憑你的材料,憑你的口述?我們信訪辦公室對你的情況在沒有確證時,根本無法下結論,所以你只能找基層,他們既負責你的案子,他們才了解你的情況。」

結果,在求訪者反覆要求下,那接待人才寫了一個曾於某年某月某日,來過市委信訪辦的證明,塞在信訪人的手中。

看到這裏,我已經完全明白,連這種重慶市最高的衙門,依然的同其它單位一樣,將這些可憐的上訪者當成皮球,從這裏踢出去!

明白這種結局,我便不想再在這裏挨那年青人一腳,便提著我的帆布書包,決然出列,向那圓形的石門走去,自動的被「踢」了出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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