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0日訊】（新唐人記者楊雪綜合報導）曾多次傳出遭整肅的大陸政論雜志《炎黃春秋》可能又面臨“改制危機”。《炎黄春秋》近年不断推出直指政治改革的重磅文章，早前也多次传出该杂志遭整肃。最近再次发表了针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文章，讓人為《炎黄春秋》而懸心。
12月4日出版的第12期，2011年歲末頭條是編輯部約請5位學者做了一個《文化體制改革筆談》的文章。其中《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的一篇《產業化能不能促進文化繁榮？》最為惹人注目的。
楊繼繩在文章中質疑文化企業化的改革目標。他指出：中國文化改革的目標就是落實憲法第35條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檢查改革目標是否達到，就看文化單位能不能發揮『批評時政，監督政府，鞭撻邪惡 ，伸張正義，溝通社會，倡導文明』的作用。
楊繼繩指出當前兩個「婆婆」鉗制文化，是對文化事業造成新的桎梏。
他說「一方面。行政權力出於加強控制的目的，借『資源配置』、『產業重組』、『集團組合』等手段，像捏麵糰一樣，或將文化單位改組、合併、撤銷，或調整領導班子、調動業務骨幹。文化單位不僅由此元氣大傷，還失去必要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一旦行政權力說某文化單位違規，下令停業整頓甚至關閉，投資人的資本就會付諸東流。這是老闆們最怕的事。所以，老闆對文化單位的監督和管制更為細密。」
楊繼繩認為：兩個「婆婆」同時出動，文化不僅不能發展繁榮，還會枯萎。
《炎黃春秋》在被改制危機中生存
大陸資深媒體人高瑜透露，十一月下旬就傳出《炎黃春秋》又要被整治了，新聞出版總署要實行企業化改制，派了一個副處長專門負責其改制，要被加入「國營企業集團」。
《炎黃春秋》從社長，總編，到副社長，副總編態度都十分淡定：“這次是所有文化部門的改制，不是針對我們一家的。”
高瑜發表在《德國之聲》的文章介紹，《炎黃春秋》創刊于1991年，在1990年的中央的新聞出版部門大清洗中被清洗下來的，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做了社長。
高瑜回憶，這位管理過全國報刊和出版社的趙紫陽重要閣僚，沒有國家一分錢的投資，也沒有一個國家編製，向新華社借了30萬元，領著四、五個人就著手創起業來。1991年7月雜誌社掛牌，創刊號出版，四個印刷體大字《炎黃春秋》面世。
此后，《炎黃春秋》就在被改制的懸念中如履薄冰。
1994年，胡耀邦去世五周年，《炎黃春秋》在封二發表胡耀邦的照片和一首悼念的詩歌，該期被禁止發行，是在六四中方對屠殺的蕭克將軍為雜誌社頂了雷，他說：“就說是我蕭克的主意，把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們，讓他們給我打電話。”
2005年11期，以《我們心中的胡耀邦》為題，組織了前政治局委員田紀雲和13名省部級高級幹部的回憶文章，該期短暫被封禁，后始復售。
2007年2期，發表了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的前途》引發當代思潮的激烈討論，以《烏有之鄉》為首的毛左派，一直鬧到編輯部，在各地舉行了12場批判會。
2008年9月，發表了前新華社四川分社社長孫振的文章《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寫了擔任四川省委書記時的趙紫陽。因此遭到中共高層的干預，一定要杜導正退下，結果雜誌社法人換成中年學者吳思，杜導正還是在社長位置上堅持下來。
88歲的杜導正在慶祝雜誌創刊20周年的座談會上，講了一句頗動感情的話："為了讓《炎黃春秋》生存，，除了沒有送女人和下跪，我什麼手段都採用了。"
《炎黃春秋》PK《求是》
高瑜還將《炎黃春秋》與前身是《紅旗》的《求是》雜志相比。
高瑜揶揄，《求是》在80年代曾經是傳達室"唯一丟不了的雜誌"，當年曾經強制每一個黨支部必須訂閱一份。如今內容的影響力更差。但《求是》此次不在體制改制之列，是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日報（英文）享受完全財政撥款的中央級報刊。她認為，如果“斷奶”，進入市場，恐怕一天都混不下去。
但《炎黃春秋》今年慶祝了創刊20周年，紀念冊刊登了《20年例文200篇》，雖然僅僅是例文的標題，但是每一個標題都能讓人們回憶起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不斷激起的變革風潮。
《炎黃春秋》主要刊載古今中外的歷史評論文章，力求還原歷史真相，著者以中共黨內元老、作家與學者為主，具有一定權威性。
雜誌編輯部在北京西城區月壇南街69號，現任社長為前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現任顧問為杜潤生、于光遠、李銳，副社長為楊繼繩、吳思等資深記者。由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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