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08和09交界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大動蕩」、「大騷亂」、「天下大亂」等來預示和形容09年。連中共新華網(轉載《瞭望》周刊采訪)也首度公開承認09年是「群體性事件高發年」。
當然，新華網用了一個委婉的「群體性事件」說法。《瞭望》周刊挑選了來自重慶、江蘇和廣東三地新華社的主任或總編作訪談，無非想凸顯「群體性事件」的普遍性和此種說法的權威性。群體抗爭的普遍性是事實，但把貴州甕安、湖南吉首和甘肅隴南等大規模抗暴事件說成是「群體性事件」，顯然抽去了民變事件指向中共政權的實質，同時意在阻斷民眾對改朝換代的聯想。
如果說群體抗議的對象是中共政權，而且09年愈演愈烈的抗議可能演變成對中共的致命威脅，為什麼中共要承認09年為群體事件年？
首先，中共的首肯當然是不情願的，但也無可奈何。中國每天發生在周圍的群體抗爭事實擺在這裡，並透過互聯網廣為流傳，中共想掩蓋也難，不如坦承社會矛盾。
中共前幾年每年都公布「群體事件」數量：1993年8,700起、1999年超過3.2萬起、2003年6萬起、2004年7.4萬起、2005年8.7萬起，年均增長22.2%，參與人數從73萬人次上升到376萬人次，年均增長17.8%。以後由於數量太大就不再公布。但由於產生群體抗爭的社會環境未變，反而不斷惡化，因此數量可以大致推算出來。
其次，在掩蓋不住事實的情況下，中共承認「群體性事件」意在變被動為主動，將引起群體抗爭的原因淡化為執政手法問題，如地方政府應對失誤、媒體封鎖和司法操作不當等，目的在於營造自我改良的假象，繼續賴在台上。
新華網文章宣稱，中央坦承現在是「矛盾凸顯期」，但地方政府普遍表現出「不適應症」、「判斷失誤」、「處置失當」，包括運用不恰當的司法手段。也就是說，中共上層能認識問題，但問題全出在下面地方政府。同時，文章認為，應該「信息公開」和「引導輿論」。也就是說，中共想用先發制人、歪曲事實的方法代替新聞封鎖來誤導民眾。
中共在崩潰時期的核心挑戰是如何保住執政地位和執政合法性。承認現實、歸咎地方政府和開放媒體等姿態都是策略性的讓步和變通手法，有助於中共保住權力。
再次，中共在承認「群體性事件」時，故意把其原因推給失業潮和國際金融危機。其實，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制度性的壓迫、盤剝和腐敗，失業只是起加速作用，而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多年的老問題。
自2005年底以來，國家統計局每個季度都進行內部失業調查(數據只供中共高層參考)。近3年的失業率都超過20%，08年第四季度失業率只比以往高出4%，即24%。如果失業率與出口萎縮有關的話，由於訂貨需要有提前量，這種萎縮應該是由先期的有毒產品出口導致聲譽下降、外資優惠稅率廢止、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匯率上升等因素引起，而近期國際金融危機只是雪上加霜用而已。
再其次，中共承認「群體性事件」反映了中共高層內心的恐慌。中共已無把握確定能度過難關，要用危機感來嚇唬和黏合所有中共利益攸關者。
幾年來，胡錦濤不斷警告中共中高層，腐敗墮落和緊繃的黨群關系將導致亡黨。前幾年，胡一直用蘇聯和東歐的例子來鼓動「居安思危」。但蘇聯和東歐的發展擊破了胡的謊言。胡最新的說法是，共產黨的地位不是一勞永逸，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共官員則用「裸體做官」和不斷出逃來回敬胡。
最後，中共用「群體性事件」的嚴重性作為借口來調動武裝力量，把民眾抗議消滅在萌芽狀態。在這一點上，胡錦濤已越來越接近江澤民和周永康。胡已接過周永康口號，把「穩定」作為「第一責任」。中共政法委已下指示，「捍衛百年奧運」的保穩防亂工程要繼續到「六四」20周年。同時啟動「金盾工程」，在全國大、中城市交通要點與政府設施附近安裝微型「間諜機」，嚴密監視民眾。
新年伊始，廣州、鄭州和北京爆出多起抗議事件。民眾在08年已喊出了一個指標性的口號：打倒共產黨。這說明民眾已達成一個共識：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共產黨。這預示了09群體事件年的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