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甕安暴動，到楊佳連殺多名警察，到張家界農民駕車炸政府辦公樓……這一連串的事件目標非常明確，都是針對中共一黨專制的專政機器，而且到達了以命相搏、同歸於盡的臨界點。通過中國大陸已經十分發達的互聯網絡人們可以清晰看到：民意一邊倒的表達了對政府的極端不信任。甚至有人公開寫道：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彭德懷殺惡吏是英雄，現在楊佳為民除惡殺警察就是犯罪？為什麼共產黨當年奪權政權的時候炸警察局就是起義，現在老百姓也照著做就變成「打砸搶燒」？……這些問題背後「以其人之道，還至於其人之身」的邏輯讓中共不寒而慄，長期灌輸崇奉暴力的黨文化現在要中共自吞苦果了，這充分表明政府與人民的矛盾衝突已經到了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中共這個以「代表人民」來拒絕民主選舉的政權，顯然是一個沒有合法性的政權。
中共執政的合法性——如果說1949年老百姓對它的態度算是一種合法性的話，因為沒有制度建設來汲取和發展其必須的合法性資源，原來的這點老本，在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手裡幾乎已經吃完了，歷次政治運動的內耗，把這個國家推到了崩潰的邊緣。結束文革和實行開放改革，第二代中南海當權者主要面對的也是這個政權的合法性危機。實用主義的鄧小平，只想用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毛的「階級鬥爭為綱」，結果在政治上以「四項基本原則」堅守毛的舊體制，希望通過政治改革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胡耀邦趙紫陽，變成了鬥爭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目標，所以到1989年六四以經濟自由和社會開放「贖買」來的合法性很快的就枯竭了，「殺二十萬，太平二十年」似乎掩蓋了合法性危機，但問題始終存在，如今隨著中共第四代領袖權威的蛻化，加之已臨近二十年的大限，原來用「穩定壓倒一切」的高壓政策所壓住的合法性危機，重新又浮上了檯面。
朱學淵先生指出：從廣義的角度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成王敗寇」，通過「暴力選舉」改朝換代，已然成了「有中國特色」的規律。這次甕安事變，黨政公安一把手本質上也是被老百姓用暴力趕下台的，毛澤東早就看到了其中「七八年來一次的規律」，可悲的是他和他的後任們不懂得現代政治文明，完全可以通過憲政制度的安排把街頭抗爭變成議會民主，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今天共產黨還說中國人民沒有實行民主選舉的資格，那就等於是歡迎一位「甕安張獻忠」再來領導一次暴力革命了。
中共執政半個多世紀來，之所以總是受到合法性危機的困擾，主要是作為一個造反起家的革命黨一直無法轉型為現代執政黨，所以，官民矛盾從根本上就不可能得到妥善的解決；只是由於其不惜代價建構的超穩定高壓統治，使得人民各種分散的抗爭，難以形成燎原之勢，反而被分而治之。如今，互聯網的發展和北京奧運會的舉辦，讓人民群眾看到了新的轉機。前述官逼民反之社會事件幾乎在一週內發生的，以至於有人在網上熱情地歡呼：「就像諾曼底登陸一樣，新的歷史將從此開始。」
中共如何才能重新獲得合法性呢？毛鄧的法子都已經不靈了，江胡路子也都走到頭了，剩下的就是中共一直以來拚命拒絕的路子：通過政治改革實行民主選舉。
轉自《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