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真相】从高官到囚徒 崔月犂如何走出秦城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03日讯】北京市曾经有个副市长叫崔月犂,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八年,从来没有被关进监狱;但在中共建政后,他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关押八年,九死一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亚博官网。今天,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崔月犂是如何从一个中共高官沦为中共囚徒,在秦城监狱度过漫漫八年的非人岁月。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革命对象”,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最高“革命对象”,是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这两个人,和崔月犂都有着特殊的关系。

当时,崔月犂任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时,崔月犂当过彭真的秘书。从1949年10月1日到1959年10月1日,10年的中共“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彭真,身后站着的人一直是崔月犂,年年如此。

崔月犂和刘少奇的关系更不一般了。刘少奇曾是中共地下党的总头目。1949年10月1日前,崔月犂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八年,直接领导是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最高领导是刘少奇。

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北平辅仁大学物理学系读书时,就是崔月犂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崔月犂,将王光美推荐到北平军调处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之后,叶剑英将王光美带到延安。在延安,王光美嫁给刘少奇。由于和彭真以及刘少奇的这些关系,文革中,崔月犂挨整的命运就被注定了。

文革前,毛泽东就对彭真非常不满,认为他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等搞在一起,不听自己的话,还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彭真被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打倒。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官,被“一锅端”。81名官员被秘密逮捕,投入监狱,十多名官员自杀。

1966年7月初,崔月犂被迫停止工作。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北京市(还)在外边(没被抓的)官,最大的就是我了,到处排队抢着斗我,每天总有一两场,到区里斗,到各单位斗,差不多有一年。”“这一年,家里被抄了好几次,孩子的姥姥上吊死了。家里东西抄走了,家搬到和平里一个工棚里,两间小屋,四面透风。”

1968年大年三十,按照中国传统,本应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正是在这一天,崔月犂被逮捕了,直接关进秦城监狱。那么,秦城监狱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崔月犂在回忆录中回忆:“我一个人住个单间,六小步宽,十小步长,后面有扇一尺见方的小窗户,阳光可以照进来,窗户上有铁栏杆,放风时,我数了数,一层十个牢房,一个牢房一个人,谁跟谁也见不着。监狱里一个星期放一次风……。”

他在那里也吃不上正常的饱饭,“早晨一碗稀饭,一块咸菜,一个小窝头,冬天窝头又凉又硬;中午两个小窝头,一碗菜汤,春天汤里只有几片菜叶,连洗都不洗,连根一块切进去,喝完碗底还有泥;晚上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如此。”

到了冬天,崔月犂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吃不饱,穿不暖,被子很薄,下面没有草,只有层褥子,连枕头都没有,睡觉时枕着双破鞋,晚上九点钟就冻得打哆嗦,肚子里没食呀,十点钟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简直睡不着觉……这种生活连续过了五年,林彪倒台后才有所改善。”

除了日常生活上的苦,崔月犂还要面对看守的故意刁难。初到监狱的时候,他晚上睡着了,不知不觉地翻了个身,就被看守叫起来,靠墙站一整宿,他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同时,在四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24小时都戴着手铐。而这个“特殊待遇”,源于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向中央提出的一个报告。

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回忆,1968年1月3日,康生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刘仁、崔月犂、冯基平、徐子荣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工作,使敌人彻底地缴械。”

崔月犂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个报告,并称,在这个报告上,第一个划圈同意的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周恩来。朋友们,如果您以为,这就是崔月犂在秦城监狱的所有遭遇,那您还是低估了中共的邪恶,即使他们面对的是曾经的“自己人”。

崔月犂还经常挨打。他回忆说:“正审是康生的秘书,叫齐景和,副审徐仲华,后来在北京体委当副主任。在监狱的八年,都是这两人审我,齐景和这个人坏极了,挑了一个大个儿,叫沈德宏(在公安部工作),专门做打手。”“‘梆!梆!梆!梆!’一次下来,整个脸都打肿了,第二天,眼睛都肿得看不见。有时我得咬着牙,不咬的话,牙都会打掉的。”

“审问时,虽然有个座,但也不让坐,坐下的话,问着问着,吼一声‘站起来!’就得从早晨八点站到十一二点,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回去吃菜汤、小窝头,生气吃不下就算了。八点以后,九、十、十一、十二……有时审到夜里两点,一次就是三天三夜,休息两三天,再接着打。”

崔月犂说,“打完一次后,他怕把你搞死了,就让(你)回去写材料,给五张纸,一瓶墨水,一支蘸水钢笔。因为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就写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无产阶级觉悟很低,没按毛主席的办。”但是,这么写也不行,他交上去,下一次审问时,依然会挨骂。有时候,崔月犂说:“我没什么可写的。”结果话音刚落,审讯者一脚将他踢个跟头,接着又是一顿打,打得根本站不住。差不多三个月的突击审讯后,他的眼睛被打得睁不开,走路时,不得不用手扒开眼睛,四五个月后,他的脸才消肿,两个肺呼吸起来都疼。

1971年,崔月犂获准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看病。虽然病房外每天24小时有士兵看守,毕竟暂时出了秦城监狱,加上第六医院院长曹维礼以前跟他熟悉,常来探望他,暗示他好好养病,争取早日出来工作。这使得崔月犂一度心情大好,仿佛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没过几天,崔月犂突然被押回秦城。希望瞬间破灭了,他的精神遭到了巨大打击。高压、恐怖、黑暗、无望的险恶环境,崔月犂的大脑一下子受不了了,他疯了。

崔月犂回忆说:“(当时)我开始神经错乱,烦燥,站不住,夜里听到虚无的讲话声就害怕,有时会看到人被大卸八块,恐怖得要命。”“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疯了,(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疯了后大骂毛泽东,范瑾也疯了。”范瑾是后来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母亲。

被关秦城监狱的第八年,林彪离奇死亡后,崔月犂的家人才获准探监。第一次探监时,家里来了四五个人。家人暗示他,监狱里还关着比他职位高的人,他还不相信。

后来,崔月犂得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等,至少十多人,都被关在秦城监狱。他们中有的人,最终死在了里头。

我们在故事的开头有提到,由于和彭真、刘少奇的关系,崔月犂难逃文革被整的命运。但是,又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他被关进秦城监狱呢?其实,中共最高层主要是为了整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他们想从崔月犂那里得到王光美是“特务”的口供,同时逼他承认自己也是“特务”。不承认,就得承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就给王光美罗织罪名,给与王光美有关的人罗织罪名,最后酿成了一连串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社会悲剧、历史悲剧。

1975年,崔月犂总算活着走出监狱。文革结束后,中共自己说,刘少奇案、王光美案、崔月犂案等,都是冤假错案。原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说,文革是“全党、全军、全民发疯的十年”。崔月犂在文革中的遭遇正是一部缩影。现在,中国大陆又有人刮文革风,又要重回文革,难道还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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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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