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目:孔子诛杀少正卯 惹恼了谁?

公元前499年,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大司寇,主管鲁国司法。据记载,孔子当即“有喜色”。有门人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说:“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意思是说,我之所以欣慰,是因为终于有了机会去提升百姓道德,以此匡扶社稷。

当时鲁国有个大夫叫少正卯,与孔子同等官级,亦擅长讲学。少正卯举办讲座,颇有人气,孔门弟子经常被大批吸引去,以至孔子课堂“三盈三虚”,只有孔子认为最有仁德的颜渊定力较深,从未去过。

孔子被任命大司寇仅七天,即公开诛杀少正卯。弟子得知消息,皆去围观,嘴里虽然不说,心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性情直率的子贡(端木赐)后到,问出了大家的疑惑:“少正卯是鲁国显达之人,您为政刚开始就杀他,是否欠妥?”

孔子回答说:“赐啊,我告诉你原因。大恶之人有五种,大大小小的盗贼都不在其列。第一是:心达而险;第二是:行辟而坚;第三是:言伪而辩;第四是:记丑而博;第五是:顺非而泽——五者居其一,就应该被处死,而少正卯五者兼具。所以他到哪都能聚徒成群;散布邪说却能蛊惑人心;排斥正的、以邪为正,却能自圆其说。这是小人中的桀雄,不可不诛。所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这七人,虽处不同时代,心术险恶如一,不可不诛。《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品行不端的人成了气候,最令人担忧。”

孔子参与治国仅三个月,鲁国百姓安居,路不拾遗,民无争讼。

关于此案的记载,最早见于《尹文子》和《荀子》。南宋朱熹首先对此案真实性提出质疑,此后历代考证者,多有附和朱熹之说。朱熹的原话是:

“某尝疑少正卯无此事,出于齐鲁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为之说,若果有之,则左氏记载当时人物甚详,何故有一人如许劳攘,而略不及之?史传间不足信事,如此者甚多。”(《朱子语录》卷九十三)

“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亦不道也。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诸儒,愤圣人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舜典象刑说》)

圣人无杀心。儒家主张“杀一无辜虽得天下而不为”。《论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顺此推断,孔子用政,绝不嗜杀,更不会因言治罪,成为“文字狱”的开先河者。

朱熹及后人的质疑站得住脚吗?

耶稣门徒在耶稣遇难前后的表现,是后人坚信耶稣死而复活是历史事实的最重要证据之一:耶稣遇难之前,门徒都躲得远远的,尽量和耶稣保持距离;而耶稣遇难之后,门徒却转而积极弘道,坚定信仰,直至殉道。很多牧师认为,众门徒转变如此之大,一定有个不可思议的诱因,这个诱因,就是他们亲眼见证了耶稣死后复活、在多处显神迹,自此坚信耶稣的确是个神。

从孔子在世到南宋朱熹首发对此案的质疑,大约有一千四百年。在此期间,百家之中,未曾有一人质疑此案真伪。假如《尹文子》和《荀子》中关于此案的记载系伪文,是他人假托(或者像有人推断,就是李斯、韩非为宣扬法家而作伪文),则在同代的儒生中以及后世一千四百多年间,关于此案的真伪之辩应当此起彼伏,在秦汉之时恐怕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哪里用得着等到南宋。尤其两汉时,此案流传广布,包括《史记》在内的典籍多有引用,却无一质疑。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儒家用世的时代,哪能听任“陋儒”、法家之流“捏造”孔子杀人的典故。

在质疑者中,有两种声音,却是互相矛盾的。一种以朱熹的“欲尊孔子之道而作为”为代表,认为此伪案是孔子生平的“添彩”之笔;另一种说法认为,既然专事贬斥孔门的《墨子》书中没有记载此案,则系伪案无疑。这显然认为此案是用以抹黑孔子的。这两种不协调的声音无疑更削弱了质疑的力度。

质疑声中,还有一个观点:以一个大夫诛杀另一个大夫是不可能的。历史记载:“孔子为鲁司寇,语鲁定公曰:勇而有谋,此乱天下也。君可杀之。定公诛少正卯也”(《刘子新论》北齐.刘昼)。孔子促鲁定公杀少正卯,必须用国君能听的懂的语言,但未必是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内心真实想法。

至于朱熹认为当时其它书籍中鲜有记载,故而此案可信度不高。少正卯既然能迷惑孔子门徒,且孔子行非常手段之时,门徒更加不解,这说明当时能理解孔子做法的人太少。即使同代之人,对此案褒贬很难把握分寸,为尊者讳,少说为好。
历代记载中,后人对孔子这一非常之举最能读懂的,大概当属东晋光禄大夫颜含。据《晋书》

列传第五十八记载,时人谈论少正卯、盗跖哪个罪孽更重。有人说:“少正卯虽恶,不至于像盗跖那样杀人、吃人肉,当然盗跖更恶。”颜含说:“做恶做在明处,人人都知道他该死;隐藏很深的奸邪,只有圣人能察觉并除恶务尽。由此言之,少正卯更恶。”听闻这番话,“众咸服焉”。

中华文化,从宋朝开始走下坡路,也正是从宋朝开始,文网一代比一代严密。朱熹晚年曾被冠以“少正卯”之名弹劾,从此抑郁而终。朱熹强力质疑孔子诛杀少正卯案真伪,大概他其现实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吧。

笔者认为,孔子诛杀少正卯,绝非出于一般意义社会治理的考虑,不是出于对少正卯现实危害性的预防,更不是现在人猜测的孔子出于妒忌和报复。孔子出手迅疾,诛杀少正卯,一定出于某种“远虑”,这个远虑就是:担心少正卯散布歪理邪说败坏世人道德。这种败坏,虽然不是现实的危险,但会构成隐患,祸及将来。当时盛行游说,少正卯的邪说又颇具迷惑性,假以时日,一旦散布开来,不仅是鲁国的祸害,也是天下人的灾难。

少正卯比之强盗,还应有另一番计较。

我们看《水浒传》知道,强盗的最高境界是“扶正”,要么自己当皇上,要么被朝廷招安。也就是说,强盗对自己的职业也有耻辱感,不会指望自己的子子孙孙都做强盗。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盗一般不会继续造就强盗,强盗一般也不会造就出个少正卯,专业不对口。

但少正卯却大不相同:通过散布歪理邪说,一个少正卯可以造就千千万万个强盗、造就千千万万个少正卯,且不会有耻辱感。

历史走到今天,此案的真假已经不是特别重要,更重要的是这段记载给当今人类留下怎样的思考。

结合《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们回头看看共产思潮在人类的蔓延过程,可能更容易理解至圣先师果断出手诛杀少正卯良苦用心。

信仰邪教的马克思在世时还没有掌握任何暴力工具,只能用笔散布歪理邪说。如果说他是一个少正卯的话,马克思死后,被歪理邪说蛊惑并掌握暴力工具的共产党党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已然成为少正卯加盗跖式的邪教教主。有什么样的当政者,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当今中国道德沦丧、欲壑纵横已然到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危险程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仅以毛泽东为例,读过他的有“霸气”的诗词(实际是邪气)、他的“雄文”几卷,对照海外揭露他本来面目的几本书,我们会发现,孔子用以描述少正卯的五个特点,毛兼而有之。有好事者可逐一对照揣摩:

一、心达而险——野心勃勃,用意险恶

二、行辟而坚——行为邪僻,乐此不疲

三、言伪而辩——鬼话连篇,气壮山河

四、记丑而博——专汲糟粕,发扬光大

五、顺非而泽——取悦人欲,放大执著

在此仅分析第五条“顺非而泽”。有人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广告商,其最有代表性的广告语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他煽动农民消灭了农村的有产群体,以及这个群体所承载的文化和道德。毛发起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对“顺非而泽”的成功利用。

姓名中同样有个“泽”字的邪教教主江泽民,其信条是“闷声发大财”,其在纵容党官、世人迷乱于物欲、情欲、淫欲中,以及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中,更是把“顺非而泽”推演到极致。

二十世纪初,感觉报国无门的知识界,把一腔怨气撒向几千年所谓封建专制。顺着“打倒孔家店”的暴戾之气。毛泽东因风吹火,在二十几岁时即写下批判孔子的文章,从此不可收拾。毛一生骂的最多的古人就是孔子,到了晚年,更是煽动全国人民陷入批孔的癫狂状态。毛对孔子发自内心莫可名状的仇恨,可能原因众多,但在这众多原因中,一定有一个是最能戳了毛痛处的。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