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伟东: 从“根红苗正”到“反目成仇”

【新唐人2012年1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刘惠采访报导)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中国他的出身可以说是谓的“根红苗正”。他的老爷,爷爷 父亲,母亲等至亲都是共产党员。然而现在,他的家门口却有13个摄像头对着,成了共产党的重点监控对象,工作和事业也都被共产党摧毁——他被中共视为了仇人。

杨伟东的咖啡馆被迫停业的同时,他失去了清华大学的工作,拍摄纪录片的经费也因此面临困境。由于他采访了许志永,艾未未等人,他的电话被当局掐断,邮箱被屏蔽。

去年10月份,杨伟东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出采访邀请后,他的家门口出现了13个摄像头。

杨伟东:“从我的家门口,安了13个摄像头。当时我们的班子最多的时候是13个人,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全给吓跑啦!怕受牵连。我的生存空间没有了,我生存能力没有了,我在消耗自己的这点钱,消耗完了以后,你这个采访就停止了嘛。”

杨伟东一家世代都是共产党员,他爷爷1925年加入共产党,可算的上是共产党的所谓功臣。他的老爷, 父亲,母亲及他们兄弟俩都是共产党员。

为何这么一个所谓的“根红苗正”,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艺术家,要冒着危险去采访许志永等敏感人物呢? 这得从他的母亲说起。

杨伟东的母亲是国家体委的医生,曾多次陪同中国运动员参加国际运动会,因拒绝为一位著名运动员注射兴奋剂而遭到当局迫害,杨伟东因此陪同父亲开始为母亲上访。

杨伟东: “1988年7月13号,他们开了一个会,针对88年奥运会。当时就提出来要给一个著名的运动员打兴奋剂,所以就导致我母亲抵制了这件事情。84年的奥运会我们得了9块金牌,就按照共产党执政的这种理念,4年以后肯定要比9块金牌要多。但是88年的奥运会得了5块金牌,等于说比84年的金牌少了。他们就受到批评了。最后这个撒气筒就撒到我妈身上了。”

在这期间,他的弟弟,93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也连带遭到迫害,至今没拿到行医证。

杨伟东:“我的弟弟是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当时那个年代,你毕业之后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我的弟弟分配到国家体委去了,跟我妈是一个单位的。那一年是1993年。分配到那以后按道理来讲就是分配了工作了嘛。他接收了之后说不符合分配原则,这样来讲就是无端的把我弟弟给开除了。我弟弟从93年开除之后就再也没拿到行医的这种资格。等于说我们这么多年培养的这么一个医生白白就浪费了。他的档案给开除了,给扔了,给扔到人才(市场)去了。如果你再想去其他医院,连干部身份都不是的话,你怎么能够分配到其他的医院去行医呢?现在行医也不是随随便便开诊所,这也是不可能的,当时那个年代更不可能。我弟弟被分配到那个地方就是有预谋的。”

就这样,杨伟东陪同父亲上访了20年,这20年来,父子俩处处受到刁难和冷眼,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的父亲在2007年因恶性脑瘤而住进医院,做开颅手术,手术刚刚出院,体总就派人对他的父亲进行围攻,导致他的父亲过早离开人世。

杨伟东:“在2007年的9月25号,国家体育总局来了8个人到我们家。因为我也不在家,我弟弟在上海。就等于他们8个人在围攻我父亲和我母亲。那种恶毒的语言我就没法说了。我父亲就是在这种围攻当中一下复发了,当时就休克了。休克以后送去医院,再也没有从这个医院里出来,12月2号去世了。9月25号那一天他们8个人到我们家里来,当时我父亲的头还在包着,如果你稍微有点人性的话,(当时)就可以闭嘴了,就可以今天不谈了。”

杨伟东告诉记者,他父亲去世后,连抚恤金也被当局扣押。这一切使他开始反思共产党的作为,他于是萌发了深入民间,寻找真相的念头,2007年至今,杨伟东倾个人全部财力拍摄纪录片需要——》,2011年7月22日在香港推出《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新书发布暨媒体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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