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3日讯】五七小右派李文书口述个人史
改正右派
毛泽东死后中国向何处去，上面有争议，百姓在看戏。有人要高举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提出“两个凡是”；有人要撕毁这面红旗，重新作起。最终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摇摇摆摆向前迈，如同戏曲舞台上的老旦，向前迈一步又向后退两步，欢庆解放的扭秧歌不也是这样吗，真是非常形象地命中了中国的时局。毛泽东死前我天天盼他死，死了好翻案。然而，当毛泽东死后我似乎什么都不盼。按常理说我当时正是人到中年，加上我这样的个性就该兴奋起来拼一拼搏一搏。没有，一点都不兴奋，难道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将我推进了精神深渊爬不起来，也不是。真正原因，是我经过了三十年的人生苦难，对一党专政的中国失去了希望。所以当文工团决定排演当时红遍全国否定文革的多幕话剧《于无声处》，要我主演欧阳平，正面一号角色，我打死不愿意。那怕导演是我的恩师，在我两次人生道路上走投无路时救了我一把的董春贵团长来给我做工作，我断然无情地拒绝了。我说：“董团长，我现在就像灶孔脚下拉出来的一条猫，全身都是灰，能演好这个欧阳平吗？”董团长语重心长地说得很好：“那不正好通过演欧阳平，把你一身的灰去掉吗！”我还是没听董团的话。当然，要是我真的听了董团长的话，出演了欧阳平，在宜宾我李文书肯定能大红大紫，胜过林育生。又谑想，其中的一半功劳、或者说一半的票房价值，恐怕应归功于军分区的徐政委，因为嘲讽他的那场畸形婚姻舆论还未散尽，大女儿殇后对他的怨恨谩骂还在继续。宜宾观众就是来看这个稀奇，也会花钱买票来看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不愿出演欧阳平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彻底放弃了作演员的理想，一心扑在绘画上。再加上当时我正在着手创作绘制《知青之歌》。唉呀！创绘这幅作品总是遇上这样那样的干扰，终于半途而废。主要的干扰还是政委畸形婚姻。正当大女儿殇风波平息，大观楼剧场要拆掉重修。当时又不兴什么拆迁补偿，而是由单位自行安排。这时，文工团新来的党支部书记梁某，是位刚刚转业的军人，听说还是个连级或者营级，文工团住大观楼剧场的人员就由他来负责转移安排。这位梁书记不知是用军人那套作风，还是他认为我是他的军队政委欺压的人他可以不放在眼里，就不顾我的专业需要和年龄差距，把我安排到与年轻人住在一起的又狭窄又很闹的面临大街的什么招待所里。我不去，并提出到大南街老工文团住的上厕所的一条较宽的过道上用景片隔出一块地儿，便于我画画都是可以的。梁书支却不同意，说他的安排是不会变的。我不走坚持住在票房胶囊居。大家都搬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好比当今的钉子户，拆房工人都开始揭瓦打墙了我还不搬，梁书记也不理，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我看见梁书记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的军队上级都没把你放在眼里，我还会看看你。不能不说这个梁书记仍然是个势利小人狗东西。后来我的好友周代熙知道了，就把我安排在他们翠屏山下的旅馆，住个两人间只出一人的房钱，开发票拿回团里去报账。管账人肖会计心肠善良，丈夫也是右派，咱们同病相连，她就把帐报了，没看梁书记的眼神脸色把家给当了。就是这样拆腾来拆腾去，耽误了绘制《知青之歌》的最佳精力和作品问世的最佳时间。当伤痕文学的最佳绘画作品《父亲》轰动后，我就放弃了继续创绘《知青之歌》。我的观点：同一主题类型的作品，出在别人后面就没有意思没有价值了，必须放弃。这就是真正文学艺术的残酷性。当然御用文学另当别论，巴不得越重复越好，永远是一个声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不断的给你金鸡奖、百花奖、还有什么五个一工程奖。哈哈！不拿白不拿，你真是个大傻瓜！大大的傻瓜！！
这之后，四川人艺通知我去解决落实右派问题。怎么解决，如何落实，是一风吹掉，还是留点尾巴。管他娘怎么解决，还是去看看。我一点不兴奋，一点不激动，平平静静地去了。四川人艺办公室什么党办主任，还是那位当年打过多次交道的姓伍的主任，好象这么多年没有升多大的官，还是叫主任，不像付仁慧从秘书升到正院长了，由科级升到了地师级别，所谓高干。伍主任话不多，也没拿出过去定右派的相关文字材料，就口头上说了说，过去定右派是错的，现在要改正，改正权利不在院这一级，在省文化厅专门成立的右派改正办公室，我们把错划材料已经送上去了，你去省文化厅右改办办理这事，有什么要求向他们提。看来是当事单位四川人艺要一推了之啦。我不愿意，提出必须要剧院解决我的三大问题。第一，我是你四川人艺整出去的，整错了必须调回。加上我已经在一年多前就与省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王铮铮结婚建立了家庭，都是人到中年该团聚的时候，就是照顾一下家庭关系，也应该调回。第二，我的工资级别必须恢复，当年划右处理将我的文艺十六级，四十八元五角，降到二十元。今天既然要改正首先就应该恢复到文艺十六级的四十八元伍角，然后还要补上这二十多年的同等价值的差额。第三，二十多年含冤负屈正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正是我事业蒸蒸日上大有作为的年月，却被你们乱棒打死。在挣扎中建立起来的家庭也被你们摧毁，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难道我能白挨这个整，白受这个罪，白白的把青春年华抛掉，白白的让你们伤家害子，难道你们不应该对我这个巨大的无可挽回的精神损失进行赔偿吗！世上哪有这个理！！
四川人艺对我提出的这三大问题吱吱唔唔不置可否，一再把问题推向省文化厅。我想四川人艺这么极力向上推必有原因，其主要而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年鸣放矛头对准的对象、反右的得力干将付仁慧，已经坐上了剧院的第一把交椅，当上了院长书记，虽然不称职没威信却有权利。用当年反右干将来改右，能改彻底、能公平公正吗，加上付仁慧又是个如此下流的共党败类，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对这个改正不抱任何希望，完全是走过场，仍然是在玩弄受害人。我懒得同这群混账王八蛋较真，他们根本就不是讲理的人。在伍主任再三催促下我去了省文化厅右改办。右改办主任自我介绍姓任，任主任的态度到是和谐可亲，毕竟四川人艺的右派与他没有直接矛盾。任主任和伍主任所说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好像是对了口径，官话套话一大堆我懒得听。最后我还是提出那三点要求，任主任还是同伍主任一样不置可否，罗罗嗦嗦。我一下子气上眉头，怎么共党是这么一群无赖的人。我不想听便告辞，并笑笑眯眯地撂下几句话：“当年划右派的标准有三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恰恰那时我爱党、爱社会主义、爱毛泽东思想，而你们却把我打成右派。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看穿了，真的在思想情感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了，你们却要给我改正，这不成了笑话，大笑话吗！共产党真的是拿人不当人，把百姓当猴儿耍吗！”我拂袖而去。
这个改正右派同当年的划成右派戴上右派帽子又摘掉右派帽子一个样儿，没有法定手续，没有文字材料，没有本人签字盖章，就当权者一句话，戴上、摘掉、改正完事儿，同封建帝王一个样儿仍然是“口戕口”。不讲法的国家“口戕口”整人啦！整的都是无权无钱无靠山的老实人，怎不叫人议论毛泽东旗帜下的共产党中国是个封建社会主义国家嘛！没有民主自由的封建社会主义。按国家大法，应该认定一九五七年毛泽东的反右斗争是国家犯罪，就应该公平公正由国家进行平反、道歉、赔偿精神损失。遗憾！中共主政的国家没有，就用个“改正”二字不了了之，企图拖死你几爷子了事儿。大家要知道，“改正”与“平反”完全是两种概念两回事儿，我们不能再被这个模糊不清的“改正”忽悠了。我们已经被三届执政党政府忽悠了三十多年，拖死了改正右派一大多半还要多，无法统计，至少是右派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剩下的都年过古稀即将就木的老人，难道你们还要拖，完全拖死了事，这是有良心的人、有良心的政府能干的吗！然而，请你我都不要忘记，还有右二代右三代，这段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历史是拖不死的，抹不掉的，那是无知人无知政党的妄想！我希望咱们还健在的右派兄弟们、稀有动物们动起笔来、动起口来，高高兴兴、笑笑眯眯，把咱们一生、很宝贵的一生写出来说出来，公诸于世，永不忘记！
老来相聚
二OO四年是宜宾地区文工团成立四十五周年，这个团几经易名为现在的宜宾市歌舞团。新老同事念念不忘过去，就搞了个四十五周年庆典，邀请我们老同事回去聚聚。很好！我回去了。在庆典大会上，从新老领导到来宾代表们的发言中，没有一个提到已经过世的老同事们。我想应该提一提，过世的同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轮到我上台发言时，我首先就说，也是开场白：“我坐在台下仰望鲜艳花丛的底幕，渐渐的变成了深邃的夜空，渐渐的繁星点点，渐渐的飘来一串亮晶晶的流星。领头的星是我们的老支书许有恒，跟随其后的是李渲农（李黑鬼）、常春（常发生）、林福升（林龅牙）、张帮富（木工三弦张）、余代华（中音提琴余）还有廖琼、欧阳容、李少华、欧树清、曾满琳、曲敬安……等等。”这下子台下的老同事们意识到了我的用意，是让大家不忘已过世的老同事，就与我互动起来，一个一个的往下喊出我还不知道的多位过世老同事的名字。最后我说：“这一串流星最后的那颗，也是我眼前心中最亮的一颗是浩弟，我的吴浩弟。我不能忘记，对所有过世的同事我们大家都不能忘记。文工团走到今天都与他们的负出分不开，我提议为他们三鞠躬，同不同意？”台下齐声喊：“同意！”并齐刷刷起身，又随着我在台上的节奏对着底幕深深地三鞠躬。会后有不少新老同事都说李文书做得好，很有人情味儿，前面那些当官儿的都没想到给去逝老同志鞠个躬、默个哀什么的，还是李文书想到了，有良心。还有的说，尤其红鞋儿北渠，他们说前面那几个都是下狠心整李文书的人，都是早死，还没活过五十，该死！报应！是的，从许有恒以后凡是打了括弧里的外号人都是往死里整我的人，前面都提到。也许是报应，除了许有恒和李渲农活过了五十，其余都是早死。所以人活着还是不要作恶为好。
也有行善人早逝，那就是吴浩弟，所以我要把他放在最后，称他是最明亮的一颗星。浩弟从精神到物质对我都是有恩的老弟，前面已提到几事，最后补充一点：浩弟祖籍是江浙，母亲参加新四军，与作乡村教师的生父不同志而早年离婚。母亲随军解放宜宾定居，与同一志向的继父结婚，并把他从老家要来读书，参军转业到文工团。浩弟之所以对我这么好，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他的继父在地委办公室主任位置上被打成右派，所以他对右派人格是尊敬了解的。他的继父死得很悲惨，在文革中被关在牢里打死。是他深夜一人用板车从牢里将继父遗体拉去火化的。那时我没有人身自由帮不上他，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很小，母亲在病中，只有他一人用瘦弱的身体将继父送走，用眼泪叫一声继父一路走好！浩弟身心疲惫，肝上有病，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文工团员们能一月挣上一千多块，四处巡回演出，他打前站联络演出，疲于奔命，走乡串镇，常常是一个人，生活无规律，饱一顿饿一顿，终于积劳成疾，患上肝癌绝症。我与他最后一面，是在成都作曲家兰河老师家里，知道了他的劳累和疾病，他很坦然面对。还用他特有的江浙普通话说：“文书，你要好好地活着，一定能见到最后的光明。”他所说的最后光明，就是国家公开赔礼道歉、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彻底平反赔偿一切损失。只要我不死，见到了最后的光明，我将前往浩弟墓前放上一朵白花默哀！浩弟，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浩弟！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