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行天下 商業道德揚名古今

文/周曉輝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9月28日訊】十幾年前,大陸曾播放過韓國電視劇《商道》。描述的是19世紀韓國富甲天下的商界鉅子林尚沃,他的經商理念是:「一個真正的生意人,不應該追求所謂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謂的義」;「視財物如水一樣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樣的公正剛直」。

林尚沃幾乎同時代的清朝山西富商喬致庸的成功,同樣在於他非常重視「德行」,無論做人辦事還是任人立規,都是如此。其經商理念是一信、二義、三利。在平日的訓講中,喬志庸也多次強調「人棄我取,薄利廣銷,維護信譽,不弄虛偽」的道理。即要以信譽贏得顧客,不能以權術欺人,更不能將「利」字放在首位賺昧心錢。

無疑,林尚沃、喬致庸是韓國、中國晉商的傑出代表,他們重義輕利、扶危濟困、樂善好施。中國歷史上還有這樣一個商業團體,他們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絕大多數人都秉承著誠信、重義的商業道德,且樂善好施,他們中的富商巨賈數不勝數。這就是明清時期的第一商幫:徽商

徽商出現

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商業日趨發達,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經商的行列,並逐漸根據地域形成了商幫。最有名的商幫有徽商、晉商、陝西商幫、山東商幫、福建商幫、洞庭商幫、廣東商幫等十幾個,而徽商當仁不讓穩居首位。

徽商主要指由明清徽州府六縣,即績溪縣、歙縣、休寧縣、黟縣、祁門縣和婺源縣的商人組成的鬆散的商幫團體。歷史上的徽州總面積一萬多平方公里,山多耕地少,加之大量北方移民因戰亂移居在此崇山峻岭間,更加劇了生存的壓力。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後,大力發展經濟,鼓勵移民、開墾荒地,同時採取減輕商業稅、放鬆對工匠限制、統一貨幣等對商業發展有利的政策。其後的幾個皇帝延續了明太祖的政策,因此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明朝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區域性農業經濟,即棉花、桑蠶、糧食、甘蔗、菸草等分地區種植速度加快。如湖廣成為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蘇州、湖州等江南地區成為生產桑蠶和棉花的重要區域。

隨之而來的是手工業區域化的形成,如松江府成為全國的棉織業中心,南方絲織業中心則在蘇州、杭州、松江、湖州,江西浮梁(景德鎮)是瓷器製造中心,浙江崇德縣石門鎮是東南榨油業中心……這些生產中心出產的產品自然需要投向更為廣大的市場。

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明朝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區域性農業經濟,即棉花、桑蠶、糧食、甘蔗、菸草等分地區種植速度加快。示意圖,圖為清冷枚《耕織圖》冊頁之《採桑》。(公有領域)

此外,從南到北城鎮的繁榮推動了各區域間商業貿易的加強,市場更為廣大,加之白銀的普遍使用,都使得經商更加有利可圖,從而為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無法靠貧瘠土地養家糊口的徽州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很多人走向了經商的道路。明朝人王世貞說:「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也就是說,徽州的風俗,13歲還在家裡,17歲就開始在外面經商了,可見徽州人經商人數之多。

與其它地方的人相比,身處山地、生活艱苦的徽州人特別能吃苦,因此在外行走,無論遇到怎樣的困難,都會想辦法克服。要知道,當年出外經商是很辛苦的事情,有時離家幾年甚至十幾年,這絕非是那些安於小日子的人願意忍受的。

更為重要的是,吃苦的徽州人還有文化。因戰亂從北方遷往徽州的有很多世家大族和士人,他們尊儒重教,因此早在南宋時期,徽州就出現了「十家之村,不廢誦讀」的現象。當地人家即便再窮,都要送孩子去讀書學習「仁義禮智信」,家族中的祠堂以及每家每戶廳堂上的楹聯,寫的也都是與德行和讀書有關的字句。無疑,有著儒家文化背景的徽州人,在經商的過程中除了有著敏銳的判斷力外,更能將儒家的仁義、誠信準則貫穿於商業活動中,形成了具有鮮明商業道德的一個大商幫。

此外,重視宗族的徽州人,更容易結成相互信賴的團體,並與其它商幫展開競爭,而同一宗族的人也更容易在同一商業領域傳承經驗。

徽商天下行 涉足行業廣

民國大儒也是徽商後裔的胡適曾說過:「徽州人正如英倫三島上的蘇格蘭人一樣,四出經商,足跡遍於全國。」具體來說,徽州人最主要的經商範圍在今天長三角地區,涵蓋上海和江浙兩省,因為這個地區也是明清兩朝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

除此之外,徽商的足跡還遍及長江和大運河沿線城市,如武漢、九江、蕪湖等地。沿江地區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當然,全國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徽商的影子,如北到北京、東北,南到廣州、泉州,西到雲南、貴州、四川、重慶,中部如河南、山東、江西、湖南、湖北等。很多徽商還在上述地方安家立業。另據史料記載,徽商的足跡還曾遠至日本、東南亞以及葡萄牙。

關於徽商,民間有這樣的描述:「其貨無所不居,其地無所不至,其時無所不鶩,其算無所不精,其利無所不專,其權無所不握。」即對徽商而言,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賣的,沒有什麼地方是不能去的,沒有什麼趕不上的,沒有什麼計算不精準的,沒有什麼生意不專的,沒有什麼利權不敢握的。只要有市場、有需求、有利潤,且政府許可,就都有徽商涉足。不過,明清時期徽商主要經營的行業有鹽、典當、茶、木材、糧食、棉布、絲綢等幾大行業,這些行業同樣遍天下。

明清時期徽商主要經營的行業有鹽、典當、茶、木材、糧食、棉布、絲綢等幾大行業。圖為明 仇英《清明上河圖》描繪的當鋪等店家。(公有領域)

在上述行業中,資本最為雄厚的當屬徽州鹽商,當時很多鹽商的財富都達到了上百萬兩乃至上千萬兩銀子,一些富有的鹽商不僅有豐富的經驗,還有文化,因此被推選擔任兩淮總商,作為朝廷和其他鹽商溝通的橋梁。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鄭、黃等,都是世代經營鹽業。

再如典當業。徽州人早在明中葉就開始從事典當業,典當商人主要是休寧人,並且以汪姓和吳姓為多,很多人家也是世代從事典當業。據說北京當鋪通用的行話就是徽州方言,足見徽商的影響力。

在涉足上述幾大行業外,徽商還涉足瓷器、中藥、製墨、刻書、旅館等行業,也都是卓有成就。

徽商重視商業道德

明清兩朝徽商的迅速發展和綿延幾百年不衰,自然是因為經商有道。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徽商形成了自己的商業道德,即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取利、以質取勝。這樣的例子在徽商中舉不勝舉,因為篇幅有限,每項只能舉一例子說明。

以誠待人就是誠實為本。如婺源商人江恭壎與浙江湖州德清人陳萬年合夥經商,幾年下來,賺了不少錢。不料陳萬年突患疾病,一年後就病亡了,此時他的兒子只有4歲。江恭壎沒有貪下所有錢財,而是立即根據歷年帳簿,算出陳萬年應得的本金和利息共1800餘兩銀子,並親自送到陳的妻子手中。陳妻非常感動,要拿出一部分銀兩表示感謝,但江恭壎婉言謝絕了。

以信接物就是守信、重視信用。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熾,有一年販運了大批徽州新茶去廣東珠江銷售,因路途遙遠,途中又耽擱了一些時日,待茶葉到達目的地後,已經錯過了大宗貿易的日期。於是他和其他商人交易,交易時必書「陳茶」二字,「以示不欺」。這自然影響了茶葉的價格和利潤,但朱文熾堅持不改。

以義取利就是賺錢也要講究「義」,不符合「義」的昧心錢,是不能賺的,而這完全符合儒家的義利觀。如明代歙縣商人胡山經營糧業,有一年運糧到嘉禾,正趕上當地饑荒,糧價上漲,一斗米要上千錢,同行有人建議在米中摻雜一些砂石和霉米,可以賺大錢,但胡山堅決反對。還有明代徽商汪平山,在糧荒時將手中的糧食全部貸給窮人,而且不要利息,而不是像其他商人那樣囤積,售賣高價。

以質取勝就是保證商品的質量,不以次充好。如清代績溪商人胡天注創立的胡開文墨店,為了保證質量,不惜花巨資購買上等原料,聘請良工,精心製墨,因此其製出的墨始終質量超群。

清朝末年,受大環境影響,徽商走向沒落,雖然如今徽商已經成為歷史,但徽商提倡的商業道德依舊受到後人的讚美。

明代歙縣商人胡山經營糧業,有一年運糧到嘉禾,正趕上當地饑荒,糧價上漲,一斗米要上千錢,同行有人建議在米中摻雜一些砂石和霉米,可以賺大錢,但胡山堅決反對。圖為舂米,《天工開物》插圖。(公有領域)

徽商回報家鄉 大行善事

由於很強的宗族觀念,很多徽商掙錢後,都不忘回饋家鄉和宗族,比如興辦義學和書院。義學相當於今天的小學,書院則是聚徒講學、研究學問、為科舉做準備的學校。在徽州,很多義學和書院都是由徽商出資辦的,他們承擔了校舍、教師、學生、教學等各種費用。

為了確保義學和書院長期正常運行,徽商們還想出了錢生錢的辦法,一種是購買義學田,將田租收入作為辦學經費;一種是購買房屋出租,用租金維持辦學支出;還有一種是將捐款交給鹽商或典商,將利息充作辦學經費。由於經費充足,徽州的義學和書院延續了很長時間。曾到徽州視察的清代中期朝廷重臣雙慶對此的印象是:「知其俗敦本業,重廉恥,士子皆彬彬儒雅,東南鄒魯之風猶有存者。」

除了重視教育,徽商還鍾情於文化,如書畫、戲劇、文學等,這對徽州良好文化氛圍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徽州人才輩出並非偶然。

受儒家畏天命和兼濟天下的思想影響,絕大多數徽商樂善好施、熱衷公益,如遇到修路架橋、賑災濟荒、救困扶窮、育嬰辦學、施棺助葬、興修水利等,徽商都慷慨解囊。這樣的例子同樣舉不勝舉。

如茶商詹廷墉在家鄉修路建橋修誌續譜「不下千金」;胡南圭義捐巨資修橋梁、建祠宇、助賑救災。在四川經商的詹文錫,拿出數千金僱用當地人鑿山開道,將重慶涪合一處人稱「驚夢灘」的險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駛的通途,當地人嘉其行誼,勒石稱此處為「詹商嶺」。明萬曆年間,米商詹景瑞至饒州,見當地糧食欠收饑荒嚴重,便將所營銷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無數的災民。

無疑,徽商在明清時期對城市和鄉村的發展都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在今天,如果有緣拜訪徽州,依舊能夠感受到徽州那積澱下來豐厚的文化底蘊,而這背後缺少不了的是徽商的影像。

參考資料:

《第一商幫》
《賈而好儒》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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