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傅斯年錢穆慧眼洞穿毛和中共(下)

在民國知識份子中,有兩位大師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錢穆。前者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國學界當之無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師級人物,有人甚至將其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陳寅恪相提並論。此外,他富有激情、剛烈、嫉惡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識份子中少見,人送「傅大炮」的稱號。後者亦在史學領域頗有造詣,與陳寅恪、呂思勉、陳垣並稱「現代四大歷史學家」。他還在香港創辦了新亞書院,傳播中華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錢穆是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公開點名批評的幾個著名文人之一。為何這三位文人讓毛如此憤恨?那是因為與諸多上中共當受中共騙,留在大陸,飽受中共摧殘的民國知識份子不同,胡適、傅斯年、錢穆不僅學問做的好,而且頗具慧眼。雖然他們理念不同,但他們都看透了毛澤東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奪取江山之際,選擇了離開大陸。本篇只說傅斯年、錢穆二人。

學術成就

祖籍江蘇的錢穆,7歲入私塾讀書,10歲進入新式小學,13歲時入常州府中學堂,在這裡,他遇見了後來的大歷史學家呂思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中學停辦錢穆遂在家自學,後到一小學任教。據余英時《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講述,1910年梁啟超發表的力證中國不會亡的《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一文後,錢穆深受感染,但他與大多數年青人不同的是,他沒有因此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是轉入了歷史的研究,即希望通過研究歷史,尋找中國不會滅亡的根據,這也是驅動他80年歷史研究的動力所在。

沒有進過大學讀書的錢穆,依靠著勤奮自學,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1927年,33歲的錢穆在蘇州省立中學任教,在這裡,他完成了《國學概論》,並開始撰寫《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歷史學家顧頡剛家在蘇州,返家小住的時候見到了錢穆,在讀過他的《先秦諸子系年》書稿後說:「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宜去大學中教歷史。」于是推薦錢穆去中山大學任教。但因故錢穆沒有去中山大學赴任。

36歲那年,錢穆應顧頡剛的約稿,撰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反駁康有為等的疑古之說。文章一發表,立即震動了學術界,使人們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籠罩中徹底解放出來。顧頡剛由此推薦錢穆到燕京大學任教,教授國文。此後,錢穆又在北大歷史系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後來還開了一門「中國政治制度史」、一門「中國通史」。據說錢穆的中國通史課堂堂爆滿,頗受學生好評,在北大上了四年,又在西南聯大上了兩年。

除此之外,錢穆還在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兼課。

1935年,《先秦諸子系年》出版,另一位民國大師陳寅恪在看過其稿後,私下對人評價道:「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矣。」(按:王靜安即王國維。)錢穆的學識和聲望由此可見。

北大、清華等高校遷往雲南組成西南聯大後,錢穆撰寫了史學巨著《國史大綱》,這是錢穆畢生最負盛名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為人們所追讀。

抗戰勝利後,錢穆並沒有收到北大續聘的聘書,這可能和北大代校長傅斯年與錢穆理念不合有關。錢穆最終選擇了去無錫江南大學任教,作《湖上閑思錄》、《莊子纂箋》。

毛的一份文告讓錢穆選擇離開

1949年春,錢穆到廣州華僑大學任教。當時,很多知識份子在中共的蠱惑下,選擇了留在大陸,但錢穆卻決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大陸《財經》雜誌一篇文章提到他的回憶錄《師友雜憶》中曾記述了一則往事:

1949年中共軍隊越過天塹長江,開始向江南挺進,知識份子面臨去與留的兩難抉擇。以研治古典文學著名的錢基博先生的孿生兄長錢基成,勸錢穆留下來。錢穆問,君治古文辭,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有無大度包容之氣象?基成先生不語。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澤東之手。錢穆從文告中讀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萬有之氣,頗疑作為史學家的自己不能見容,所以轉赴香港去了,而錢基博則選擇了相信中共。兩人其後的命運自然是大相逕庭。錢穆在香港創立書院,桃李滿天下,錢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卻在1959年的學界「拔白旗」運動中被大量焚燬,最終鬱鬱而亡。錢穆的洞察力令人嘆服。

創辦新亞學院拒絕中共統戰

錢穆到香港後,創辦了新亞書院。在錢穆創辦新亞書院之初,即公開在校刊撰文,直指「本書院創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當時因有感於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刻意摧殘本國文化,故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義與極權鬥爭之下,中國青年在思想上應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誤入歧途,既誤其本身前途,亦遺害於國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事實上,新亞書院最初的老師和學生,很多是逃避中共而南下香港的年輕知識份子;當時及此後在新亞任教人文學科的學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及徐復觀等,公開反共的文字都不少。

經過艱苦努力,新亞書院越辦越大,錢穆又創辦了新亞研究所。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培養了眾多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當代歷史學家余英時,其先後任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而錢穆也在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對錢穆展開統戰工作,派其老師呂思勉和其侄子錢偉長給他寫信,勸他回到大陸。錢穆在回信中說,他看見馮友蘭、朱光潛這兩位朋友,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當中被迫寫自我醜化的檢討,那樣做如同行屍走肉,喪失了人的尊嚴,這是他萬萬做不到的。他願傚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

同時,錢穆繼續著書立說,嚴厲批判中共政權種種倒行逆施之行徑。他在《中國思想史》中寫道:「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紅旗多恐怖,紅衛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還有更恐怖的事。」可見,他熱愛的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而對毀滅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權絲毫不抱幻想。

晚年堅拒中共國號

1965年,錢穆卸任新亞書院校長,去馬來西亞講學。兩年後,73歲的錢穆定居臺北,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授、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六、七十年代,他在給臺灣各軍官學校做巡迴演講時,毫不客氣的抨擊中共對文化的摧殘。

1986年,錢穆在文章《新春看時局》中,依然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因為這國號代表「從此以下,中國不由中國人自己領導,需改由非中國人如馬恩列史來領導」;他更直言,此國號與共產主義不除,兩岸不能談統一。

1990年,錢穆去世,享年96歲。

結語

可以肯定的是,若錢穆留在大陸,不僅連性命不保,而且也不可能創辦新亞書院,更遑論長壽如此。至於性格剛烈的傅斯年同樣未必見容於中共。顯然,他們的慧眼讓他們逃脫了中共的戕害,從這一點上說,那些錯信了中共、留在大陸的那些大師們的結局就沒有那麼好了,陳寅恪、劉文典、熊十力等莫不如此。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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