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新常態」:中國經濟面臨的六大瓶頸(2)

第四大瓶頸: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

地方債務危機有可能引發地方財政危機,令中央政府十分頭痛。

中國的總債務規模,前年據外國投行估計,高達中國GDP總量的168%(在我寫這講話稿時,麥肯錫全球研究所5月8日公布最新報告,中國的債務總額已經達到了GDP的282%)。其中只有很少部分是個人債務,大部分是政府債務與企業債務,其中以地方政府債務居首,約有20萬億,這裡有個故事,以前上報18萬億是少報,官員有政績考慮。據國家發改委官員李鐵所言,地方債務上報數(18萬億)不及實際債務的一半數額,他們在地方調研時,走了十幾個城市,地方反映說只報了10%,有些報了20%、30%。上報數超過實際債務50%的幾乎沒有,因此這18萬億隻占實際債務的30%-50%。對此,中央政府比較在意,2014年9月曾頒發「43號文」,讓地方政府在2015年1月5日前將債務如實上報,暗示將由中央拿出錢來,為地方償還部分債務。

原來擔心頭上烏紗不穩,對債務盡量瞞報少報的地方政府看到了希望,「誠實」上報,海南省還公示債務,結果是地方債務瞬間爆髮式增長。財政部一看各地上報的數額,發現這「父愛主義」不能發揮,只好於今年1月下旬再度下發文件,宣布上報不合格,打回重報,還是限定在原來的20萬億左右。現在的辦法是,地方政府上報的20萬億債務,部分由中央政府埋單,部分由市場承擔,剩餘部分由地方政府、省政府承擔。最後這點,通俗一點解釋,就是地方政府賴帳,如果引發群體性事件,省里象徵性地承擔一些以平息事件。

由於地方政府除土地之外,沒找到新的生財之道,這個巨大的債務泥潭,令中央政府頭疼。

第五大瓶頸:金融危機。

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除了債務危機之外,還有正在升高的壞帳率,以及超發貨幣形成的巨大流動性過剩。

先談銀行壞帳。目前出現的是改革以來,由房地產爛帳引起的第三次壞帳高峰。第一次壞帳高峰是在朱鎔基時代,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處理最初剝離的1,700億美元,用了長達六年以上的時間。但是「前清後欠」,清理了部分舊的壞帳,又形成了更多的新的壞帳,使中國銀行海外上市受到嚴重阻滯。中國政府幹脆採用了一個「聰明」辦法,成立四家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將這些不良資產即壞帳「剝離」後划到這些公司的帳面上,不影響銀行帳面觀瞻。其中部分不良資產打包賣給了外國投資公司——外國公司為什麼要買不良資產?那是因為中國金融系統的運作當時對它們來說是個謎,想通過購買不良資產摸清中國金融系統的運作情況。

第二次危機是在溫家寶時代,銀行壞帳又積攢了8000多億美元。為了到美國上市,能夠通過美國證券市場的「薩奧法案」(全稱Sarbanes-Oxley Act,簡稱SOX法案,美國國會2002年7月通過),中國不得不雇請好幾家聲譽很好的美國評估機構幫助審計,如安永、普華永道等。當時美國證監會主席是美國資深政治家考克斯,對中國沒有什麼好感,把關很嚴。這些美國評估機構在審計中發現中國銀行系統的狀況太糟糕,估計很難通過,建議這些銀行到香港上市,不以華爾街為目標。中國邀請十幾家外國銀行如瑞銀、Citibank、美國銀行、新加坡淡馬錫等到中國銀行做「戰略性投資者」,允許其合約期滿後退出。有了這些合作夥伴做包裝,中國四大銀行在香港和中國A股市場上市後賣得很好。這幾隻大旗艦一上市,曾佔A股總市值一半以上,吸納了不少資金,外國銀行賺到盆滿缽滿,2007年後陸續退出。

中國政府處理銀行壞帳的本事,讓外國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後,歐美各國艱難應對,即使是美國,最後也不得不讓百年老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面對此情,《華爾街日報》有位專欄作者想起中國政府處理銀行壞帳的「高招」,寫了一篇調侃文章《黨支部空降華爾街》,稱應該請中共來處理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成立資產公司,剝離銀行壞帳,讓壞帳在銀行與公司之間的帳戶上轉了幾次後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再來談中國的貨幣超發問題。近30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其中一個重要手段就是依靠超發貨幣。這些年來,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大印鈔機。

2003-2013年的10年間,基礎貨幣增加88萬億元人民幣,外匯資產增加了3.4萬億美元。在投資興盛時期,超發貨幣的負面效果還不明顯;近兩年投資減緩,結果導致國內儲蓄增加,遊資增多,加劇了流動性過剩困境。由於沖銷工具極少,深諳中國金融情勢的央行行長周小川終於籌思出一個沖銷辦法,這就是他於2010年11月在財新峰會提出的「池子理論」,大意是:為了應對短期投機性資本即熱錢流入,要加固防洪堤;對已經進入國內的熱錢,要築好蓄水池。周小川築的「池子」究竟是什麼呢?通俗一點講,一個是房地產,用房地產築池子,圈住流動性。這就是中國房價節節上升,高居全世界之冠的原因。有人曾寫文章,戲說北京一地的房地產變現後,其數量可以買下整個美國。

現在房地產不行了,就用股市做池子,圈住流動性,一旦股市下跌,市值蒸發,流動性就大大減少。中國發了這麼多鈔票,但從基本生活用品來看,通脹率似乎不高,主要是因為消費物價指數(CPI)當中沒將房地產計算進去,美國是將房地產價格計入CPI的。如果房地產價格上漲被計入CPI,中國的通脹率會相當高。現在房地產市場下滑,就用股市做「池子」,股市的暴漲暴跌會暫時消解金融危機。這個方法比國民黨發行金元券搞幣制改革高明,國民黨發行金元券等於是硬搶,因此國民黨在遭遇政治失敗、軍事失敗的同時還遭遇財政崩潰。而股市嘛,是讓股民自己入套,輸了,也沒法怨天尤人。不過,前幾年國內《瞭望東方周刊》發表文章《紅色經濟學家冀朝鼎》,談到向宋子文獻幣制改革之策的冀朝鼎是周恩來派去的卧底,在關鍵時刻出了這麼一招,加速國民政府的垮台。

從西方金融業的角度來看,周小川很不合格,不應該用這種轉嫁危機的方式消解自身危機。但從中國政府角度來看,周小川是個了不起的金融家,幹了三屆央行行長,駛過了許多金融業的激流險灘,在危機預期中努力推遲危機的到來。今後如何,就看他的運氣了。

第六大瓶頸: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

近20多年來,中國權貴資本掠奪公共財與民財幾乎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造成貧富差距十分懸殊、財富過度集中的不平等狀況。這一情況想必在座各位都能夠感知,我在此只列舉一組數據,北京大學中國社科調查中心曾發布一個《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4》,其中有幾個數據:2012年中國家庭凈財產的基尼係數達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樣的財富集中狀態,這麼高的基尼係數,放眼全球,唯此一家,連非洲最爛的國家辛巴威都沒達到這種不平等狀態。因此,中國的低收入階層,也就是窮人,幾乎占人口的60%左右,一個窮人太多的社會,一個沒有上升通道的社會,是一個充滿不安定因素的社會。

如果在民主國家,只要遇上這六大瓶頸中的三個,政府就會垮台,內閣就得辭職。但是,中共依靠專制與強控制,統治依舊堅如磐石。不過,這些問題總是要解決,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自近現代以來,人類社會解決社會危機的方法有三大類: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用暴力革命推翻重來。

在1949年之前,中國有這種推倒重來的革命,那就是農民革命、農民起義與共產革命。二是帝國主義的,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試圖通過戰爭對外擴張解決國內危機。第三類則是凱恩斯主義方式,即加強國家干預,用提高稅收、擴大赤字財政、刺激投資、增加就業,提高國民購買力等方式來解決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中國政府實際上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管制與凱恩斯方式混用,如大家所知,效果並不太好。

未來中國到底用哪一種方式解決危機?在此我將問題留給在座各位。與後兩種方式相比,無論是官方意識形態,還是民間價值觀念,中國社會觀念都與第一種最貼近。馬克思主義對類似中國目前這種現象的解釋很簡單,一切危機的根源都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受到剝削,收入太低;少數人依賴於剝削與特權掠奪,佔有了大部分社會財富。我們可以根據中國的制度路徑、文化土壤、政府意識以及人民的思維習慣,來共同尋找中國走出困局的有效方法。

謝謝大家。

相關文章
評論
新版即將上線。評論功能暫時關閉。請見諒!